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带来的时机买点
国际金融市场与国内A股的联动性日益增大,在此大背景下,交易者在仔细研究国内证券市场走势的同时,还应对国际金融市场有一个相对综合和全面的把握,将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与国内市场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才能扩大胜算面。
在具体时机选择上,应该选择内外市场联动的机会,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处于下跌末期或趋势上升过程中时,再寻找国内A股市场的低点进行介入是最为有利的获利时机。如此有机结合的选择,等于选择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国外市场大环境。
【实例剖析】
如图9.3所示,2011年7月7日到2011年10月21日期间上证指数(1A0001)日K线运行图。
图9.3 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
由图可知:
◆2015年7月至8月间,希腊内政部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北京时间7月6日上午,希腊公投选票已经全部开出,61.3%的选民反对债权人救助计划,仅有38.7%的选民支持。
这意味着,希腊否决了协议草案。欧盟的研究机构分析称,希腊政府“否决”协议草案后,希腊可能进入全面违约,银行系统将进一步崩溃,欧元区不会继续给希腊提供援助,希腊继续留在欧元区将变得“极度困难”。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指数更是在短期内下跌达15%左右。
◆2015年8月24日,再度引发欧美股市全线暴跌,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跌1620点至15370.33点,跌幅为9.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103点至1867.01点,跌幅为5.23%。
◆国际金融市场的下跌传染到了A股上证指数,伴随着投资者对中国内地经济的担忧而导致A股持续下跌,走出了熊市行情,最低下探到2015年8月的2850点。
◆在看待此类影响时必须注意正确区分看待外盘的短期和中期影响,根据短期走势去判断中期市场格局,这是研判市场趋势时的大忌。
◆短期再强,未必可以据此认为中长期也会大好;反之,短期走势恶劣,也不一定意味着中长期市场趋势已经很严峻。
一、近期全球金融市场走势
2月下旬以来,全球股市、债市及大宗商品价格无差别大幅下跌,下跌速度、幅度、涉及品种均达到历史峰值。
(一)全球股票市场同步下跌。
截至3月23日收盘,全球主要股指较2月高点平均跌幅超过30%。美国方面,道琼斯工业、标普500、纳斯达克三大指数分别下跌37.1%、34.1%、31.3%,标普500指数4次触发熔断机制,在此之前仅发生过一次;欧洲方面,英国富时100、德国DAX、法国CAC40三大指数分别下跌33.8%、36.6%、36.0%;亚洲和大洋洲方面,日经225、韩国综合、澳洲标普200指数分别下跌29.6%、34.3%、36.8%;新兴经济体方面,俄罗斯RTS、巴西IBOVERSPA、沙特全指分别下跌44.1%、46.0%、27.4%。
(二)国际原油带动大宗商品价格大跌。
3月6日,沙特、俄罗斯限产谈判破裂并宣布增产后,原油带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其中,原油价格下跌幅度最大,截至3月23日收盘,布伦特原油价格收于27.03美元/桶,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收于25.97美元/桶,已分别较2月高点下跌55.4%和51.9%。同期,反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路透CRB商品指数较2月高点下跌28.9%。
(三)主要避险资产价格震荡加剧。
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初期,避险资产价格明显上升,但是3月9日油价大跌后,美国国债、黄金等避险资产出现恐慌性抛盘。其中,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月6日的1.68%,下跌至3月9日0.32%后,大幅反弹至3月19日的1.28%,总振幅达232个基点。现货伦敦金价从3月2日收盘的1589.5美元/盎司,涨至3月9日1703.6美元/盎司的7年高点,又回落至3月16日的1451.1美元/盎司。
(四)流动性危机带动美元汇率升值。
今年3月以来,美元需求明显增加。3月2日美国有担保隔夜融资市场成交额跳升至1.29万亿美元,18日达到1.36万亿美元峰值,较2月峰值高2千亿美元。3月16日,在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已降至零的情况下,美国有担保隔夜融资市场利率(SOFR)盘中跳升至2.00%,表明美国资金市场出现流动性危机。受此影响,美元汇率呈现单边升值走势。3月23日收盘美元指数达102.5,接近2016年高点。
(五)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应对措施。
财政政策方面,美国正在酝酿2万亿美元新冠病毒救助计划。德国出台7500亿欧元疫情应对措施。英国公布3500亿英镑财政纾困计划。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2次紧急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至0-0.25%,先后实施7000亿美元和开放式、无限量宽松(QE)措施。欧央行实施7500亿欧元QE,将定向长期融资操作(TLTRO)利率下调至-0.75%,规模增加1.2万亿欧元。英格兰银行2次下调政策利率至0.1%,实施2000亿英镑QE以及1000亿英镑中小企业贷款计划。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智利、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央行纷纷跟随降息。
二、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的原因
此次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兼具1918年大流感、1929年大萧条、1986年石油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特征,造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扩散。
此次恐慌情绪源于疫情走势完全超出预期,不仅传播至日韩等亚洲国家,又迅速蔓延至欧美国家,还向拉美、非洲逐渐扩散,对全球经济冲击不断加深。疫情属于经济金融运行以外因素,前期出台的货币政策无法实质化解市场担忧。如,3月12日美联储宣布紧急救市,以及3月15日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至零利率,都未能阻止市场下跌。目前,各国已经认识到疫情扩散蔓延的严重后果,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市场情绪才有所好转。
(二)原油价格战加剧市场恐慌。
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俄罗斯、美国之间的博弈结果。2014年,面对美国页岩油产量迅速增长的威胁,OPEC曾发起价格战,试图将页岩油企业挤出市场。2014年6月至2016年1月,布伦特原油价格从115美元/桶跌至28美元/桶,最大跌幅达76%,导致超100家美国页岩油企业破产。此次沙特、俄罗斯原油增产,叠加疫情减少石油需求因素,造成原油价格下跌速度更快,对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雪上加霜”。以往市场波动时,资金可以流向国债、黄金等避险资产;原油价格大跌后,资金从大类资产全面出逃,非现金资产价格无差别下跌。
(三)长期负利率政策形成资产价格泡沫。
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无法提振经济后,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先后开启“常态化负利率”,导致固定收益类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于2019年8月一度达到17.0万亿美元的峰值,占全球债券总额30%。受此影响,市场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投资者改变风险偏好。为确保收益水平,投资者只能被迫加杠杆,追逐高风险、高收益资产,造成风险资产价格泡沫。比如,美银美国CCC及以下评级企业债期权利差(Spreads)从2016年2月高点的21%,下降至2018年9月的6.6%,并在2020年3月23日飙升至20%。二是企业加杠杆增加回报率。2014年后,美国上市公司盈利增长放缓,通过发债回购股份做优每股收益、增加分红提高投资回报成为普遍现象。2019年,美国标普500上市公司股票分红和回购占企业自由现金流比例超过100%,造成股价与企业实际经营情况背离。
(四)市场基金加剧金融顺周期性。
一是平价基金被动平仓压力。平价基金机制是根据资产波动率属性配置风险,实现资产风险相互抵消,并通过加杠杆实现收益最大化。2018年底,全球平价基金规模超1.5万亿美元。但是,当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无差别下跌时,该策略就会失效,平价基金只能快速降低头寸控制损失,直至完全平仓。二是开放式基金集中赎回压力。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模式被认为是市场稳定器。2018年底,全球ETF规模5.0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71%,欧洲占15%。2016-2018年间,全球先后出现美国大选、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代表股票波动率(风险)的VIX指数走高,全球ETF出现集中赎回现象,初现流动性危机的端倪。此次金融市场动荡期间,VIX指数一度升至85.47,接近历史高点,再度引发ETF集中赎回压力。
(五)发达经济体深层次发展矛盾。
2007年后,发达经济体先后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其中大部分一直未实现经济复苏,实质反映全要素生产率低增长、人口老龄化、高债务高杠杆等深层次发展矛盾。根据IMF数据,2000年-2007年,发达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为1%,2011年-2016年下降至0.3%。同时,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大等问题日益凸显,对劳动、储蓄、投资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只能依靠不断增加债务维持经济增长,经济金融脆弱性不断增加。
三、下一步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判断
(一)全球经济金融走势最终取决于疫情发展态势。
主要经济体采取大规模、超预期刺激政策,可以暂时稳定市场情绪,全球各类资产价格出现阶段性反弹,但并不意味着经济金融已经企稳。一方面,疫情仍在蔓延扩散。截至3月27日上午7时,全球新冠疫情确诊病例累计突破48万人,美国成为现存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参照我国疫情防控进程,大多数国家疫情“变化曲线”滞后我国2个月左右,全球经济活动恢复正常,至少要到今年三季度。另一方面,疫情影响将逐步体现在经济数据上,可能再度引发金融市场波动。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3月2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328.3万人,远远超过国际金融危机66.5万人的峰值。美国圣路易斯联储主席预测,二季度美国GDP可能下降50%,失业率将达到30%,受冲击程度可能超过大萧条。
(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可能加大。
疫情将对全球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形成同时冲击。从供给侧看,减少劳动力供给,影响人员流动,扰乱供应链,造成产出下降。从需求侧看,居民收入下降,企业经营恶化,影响消费和投资增长。目前,IMF已将全球2020年经济增速预测值调降为负,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大概率事件。在特效药和疫苗研制成功前,全球经济可能受到疫情反复冲击,不排除进入“重启→停摆”的循环,容易导致矛盾积聚爆发和全球化进程停滞。同时,发达经济体杠杆率处于高位,政策空间受限,经济复苏难度加大。截至2019年三季度,发达经济体宏观杠杆率达275.9%,其中政府杠杆率111.2%,高于新兴经济体的180.4%和51.2%。尤其是政府债务较高国家,财政收支形势受疫情影响较大,且缺乏货币政策独立性,政府债务违约、遭遇市场做空的可能性大增。
(三)低利率负利率政策持续恐将造成负面影响。
欧元区、日本维持负利率政策,美联储已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降至零,英国基准利率已降至0.1%,其他央行也纷纷实施降息,全球快速落入低利率、负利率环境。鉴此,因负利率政策造成的金融体系脆弱性不会消失,反而会进一步加剧。一是经济主体风险偏好将继续抬升。美联储开放式、无限量宽松(QE)政策对市场风险“无限兜底”,变相鼓励了经济主体追逐风险。二是新兴经济体脆弱性被动升高。新兴经济体为防止资本大进大出,只能被动跟随降息。其中,部分新兴经济体高度依赖能源出口、债务水平较高,短期可能出现收支失衡,脆弱性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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