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银行发展形势
中资银行，是指在中国香港注册，中资占股逾50%或全资拥有的银行。他们的现状如何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中资银行发展形势，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中资银行发展形势
根据478号国务院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于12月11日正式实施，这预示着我国商业银行与狼共舞时代的全面到来。
根据我国入世谈判的，2006年末将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我们喊了多年的狼来了，随着新《条例》的实施，真正面对的不是一只狼，而是一群狼。目前，在我国有183家外国银行的分行，其中，已经有十几家外资银行有意从分行注册为法人银行了，届时，世界一流的知名银行将与中资银行开展全面竞争，中资银行能否抵御外资银行的挑战，人们不仅有几多期待，也有几多担心。
外资银行的竞争实力不容低估。与中资银行相比，外资银行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资产质量方面的优势。从坏账率、资本充足率、新增资产质量等几方面看，外资银行优势是可以用严格的会计技术做比较。
二是技术及产品优势。在信用卡、网上银行、金融产品创新、中间业务等方面，外资银行具有强大的实力。这种优势一方面和中资银行的网点优势形成对冲，一方面可能抢走高盈利业务的相当份额，对中资银行造成很大威胁。
三是体制优势。且不论在产权制度方面的基础制度差距，外资银行全能型银行的体制已占尽优势。
四是信用文化优势。根据有关金融人士的观点，相当多的“中产阶级”对财务隐私非常重视，在他们眼里，这种权利在中资银行是很难保障的。
五是品牌优势。有些外资银行已经积累了数百年的信誉，这种企业文化上的因素会吸引一大批思想观念比较前卫的客户。
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的竞争优势是在老百姓心中信誉度高，资金实力雄厚，抗风险能力强，网点分布广泛，异地通汇能力强，客户资源广泛，清算系统完备，汇路畅通，拥有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点和完善的业务体系。
劣势是决策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不完善，工作效率低，历史包袱沉重，不良贷款占比高。从业人员虽然经验丰富，但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技术熟练，但思想观念陈旧，新业务、新知识接受慢。此外，分业经营框架下业务范围的局限性，也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中资银行盈利能力的提高。
从目前看，中外资银行各有差异，在竞争中各有优劣。一些业内人士提出以下对策。
首先，以“精致”营销取代“粗放”营销。所谓“精致”营销，包括两层含义，即把握市场定位并树立营销特色。中资银行应从各个角度对市场进行细分，根据经济发展、客户需求、自身实力等因素选定和培育相对稳定的“客户群”，并根据锁定的重点目标客户类型，在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金融产品定位，乃至金融企业整体定位。
其次，以“动态”营销取代“静态”营销。银行的营销以金融市场为导向，而金融市场并非静止不变，因而必须抛弃传统的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营销思想，做到立足现在、放眼未来。随着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作为市场份额的守护者，中资银行更要有一份危机感和紧迫感。
再次，以市场开发取代市场占有。在中国，各银行的“存款大战”尽人皆知，尽管这中间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不言而喻，但为争夺资金来源，各银行似乎一贯“义无反顾”。这体现了我国银行一种狭隘的营销观念：盯着已成熟的市场，以赢得现有市场份额。银行要的是打破旧框框，采取创造市场的策略，推出新举措，创造新思想，避免正面冲突。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金融环境，只有创造性的银行，才能最终赢得目标市场。
最后，以关系建立取代产品推广。银行进行产品推广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广大客户的购买，而客户对金融产品的购买决策是建立在信息、信任、关系和他人赞扬的基础上的，因此正是银行和客户的紧密联系才是金融产品推广的“生力军”，这也是外资银行重视客户情感经营管理的原因所在。我国银行应充分利用公共关系资源，加强银行与客户、银行与市场的交流与联系，在这一过程中转变、修改、完善乃至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在互动中稳固客户关系，在关系网中树立形象，在形象先导下顺利实现营销目标，从而建立起以客户为“轴心”，环境、关系、质量和服务为“滚珠”的营销机制，以良好的内外部环境迎接外资银行的全面挑战。
俄乌冲突与欧美国家制裁对中资银行的影响自从2022年2月下旬以来，俄乌冲突引发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目前，俄乌双方已进行了多轮谈判，然而谈判结果并没有让俄乌局势降温。此外，美国及其盟友相继对俄罗斯发起了全方位制裁，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引发连锁反应，并将其影响外溢到全球。
考虑到中资银行大多拥有广泛的国际业务，金融类的制裁手段及其潜在影响应当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对于中资银行来说，如何更客观地判断当前的局势和未来走向，识别并应对潜在的风险，保持自身运营的稳定，全面地做足准备，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
主要制裁特征及风险提示
美国一级及次级制裁的风险
美国此次对俄罗斯的制裁手段包括一级制裁和次级制裁。一级制裁用于美国境内，制裁主体为“美国人”(包括个人和公司实体)，涉及“美国连接点”(如有美国人参与、使用美元或美国金融系统进行结算、涉及美国原产物项)的交易。次级制裁是用以在非美国法律管辖区，对“非美国人”且不涉及“美国连接点”的交易进行“长臂管辖”。
次级制裁属于制裁中的模糊地带，并不会对非美国人进行直接规制，而是希望通过禁止美国人与参与受制裁行为的非美国人开展交易，对非美国人进行威慑。违反一级制裁的法律后果包括民事罚款和刑事处罚。而如果受到次级制裁，虽然一般不会被罚款或追究刑事责任，但有可能会被美国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 List)，并切断其在美国的金融服务。
美国之所以可以频繁、大规模地实施制裁，其背后离不开美元的强势地位和美国庞大的经济体量。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各国为保护经济安全和应对对外支付风险，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作为美元外汇储备;美元也是全球最主要的跨境贸易和结算货币，长期以来国际供应链对美元已经形成依赖。即使希望使用其他货币，但考虑到上下游的偏好和交易便利，大多数企业还是会选择使用美元。
由此使美元成为SWIFT系统中市场份额最大的货币，并得以对遵守比利时和欧盟法律的SWIFT系统产生极大的影响力。此外，美国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发展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其广阔的市场、健全的制度和便利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大量海外企业前去“淘金”。
许多中资银行也都在美国开设了分支机构，增加了银行业务种类的同时也获得了很多美国及其他国家客户。因此，中资银行乃至世界各国银行的核心利益仍然和美元以及美国市场紧密相连。
当国际形势稳定时，购买美元外汇储备、使用美元作为交易货币以及和美国企业做生意，可以一定程度上维系金融稳定、提升交易便利程度并带来更多商业机会。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则有可能成为美国制裁中资银行的风险暴露点。
首先，因为银行有大量牵涉美元的交易，而美元结算必须经过美国金融机构，所以美国实际上可以干涉全球范围内所有涉及美元的交易。
其次，中资银行在美国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都属于美国一级制裁中针对的“美国人”，一旦与被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或个人进行交易，就极有可能受到一级制裁。至于位于中国境内的银行实体，它们有可能拥有美国客户，或拥有与美国实体有交易的中国客户，这些美国要素都有可能成为一级制裁中的“美国连接点”。
最后，由于中资银行处理的业务有牵涉美元或受美国制裁的实体的可能性，其他客户可能会担心受制裁的牵连，不敢与中资银行进行交易。即使中资银行的业务线完全不涉及“美国人”和“美国连接点”，一旦被发现交易对象中有受美国制裁的个人或实体，银行也很有可能会受到次级制裁。鉴于美国当局对次级制裁手段拥有更大的裁量权，避免次级制裁的难度相比一级制裁要更大。
其他发达国家对俄制裁手段及风险
除了美国之外，英国、欧盟、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也对俄罗斯实施了各种制裁。总体来说，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制裁的手段具有高度一致性，都采用了冻结资产、禁止俄罗斯实体在本国资本市场融资、禁止本国实体与俄方进行交易、进出口限制等措施，广泛涉及金融服务等敏感行业。
但是，由于缺少美元这样的强势货币和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其他发达国家的制裁能力和威力都不及美国，尤其无法实现像美国一样有效的长臂管辖。举例来说，英国和欧盟都是很重要的发达经济体，英镑和欧元也是国际贸易常用的交易币种，但无论是经济还是货币，英国和欧盟在全球市场都无法达到美国的重要性水平。
因此，即使这些非美国地区的有关制裁规定从字面上分析无法彻底排除域外效力，却不太可能真正对境外实体产生制裁效果。不过中资银行在这些司法辖区的机构作为当地实体仍然要遵守当地制裁法规。
另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次级制裁的威胁性还会受到其法院的牵制。英国政府在2009年对伊朗银行Bank Mellat的域外制裁在2013年被英国最高法院判定为“任意且不合理”(arbitrary and irrational)和“不当”(disproportionate)。考虑到形势变化，很难判断如今的英国法院是否依旧会作出类似的判决，但这仍然启示中资银行可以考虑与制裁当局进行积极的接洽，申请制裁豁免和交易许可等，并考虑通过寻求法院判决影响制裁结果。
关于SWIFT制裁的效果
在此次对俄制裁中，SWIFT制裁受到广泛关注。这一手段虽然被称为“金融核武器”，但其影响仍需要客观地评估。SWIFT全名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注册于比利时，必须遵守欧盟和比利时法律。
SWIFT作为一个金融信息报文服务提供者，所要求的技术难度并不高，但是全球几乎所有的重要金融机构都是SWIFT成员。碍于这一巨大的全球势力范围，如果切断一国金融机构与SWIFT的联系，也就相当于切断了与全球金融系统的联系，这将会直接影响该国的跨境资金结算。
SWIFT设立的初衷是希望为最广泛的国际支付参与者提供电讯服务的中立组织，但是目前看来在大国博弈的压力之下，SWIFT的中立性还是会受到破坏。SWIFT的董事会作为协会的决策机构，其成员席位的分配是根据各国对SWIFT报文服务的使用情况决定的，这也就意味着董事会成员大多来自欧美发达国家。
此外，SWIFT系统中美元和欧元的交易份额在2021年底分别为40.5%和36.7%，是SWIFT主要货币中支付业务市场份额最大的，因此欧盟和美国联合时会对SWIFT具有绝对的控制力。
截至本文撰稿时，欧盟已出台规定，禁止向7家俄罗斯银行和3家白俄罗斯银行提供“专门金融信息报文服务”(specialised financial messaging services)。未来不排除有可能会有更多银行被踢出SWIFT系统。而对于中资银行来说，在当前情况下若想与俄罗斯银行继续业务往来可以寻找替代措施，但其中的风险不容小觑。
上述被踢出SWIFT系统的俄罗斯银行及其附属行基本也都被美国列入了SDN清单，如果继续与这些SDN名单上的银行进行交易，中资银行会面临一级制裁和次级制裁风险。如果一家俄罗斯银行被踢出了SWIFT系统但未被美国进行相关制裁，则相关交易可以考虑通过SWIFT以外的其他信息报文系统进行。
比如，俄罗斯本国的SPFS和中国的CIPS，但是这些系统经手的交易量和成员数量都远不及SWIFT，使用起来并不方便。CIPS本身也依赖SWIFT网络，因此如果使用有可能仍被视为违反SWIFT禁令。传统的交易方式如电汇等，或通过互联网新建支付指令报文体系虽然在理论上可行，但是效率低且成本高，还有可能带来额外的网络安全问题，导致金融安全风险。
还有一种替代交易方式是将业务转移到未受到SWIFT制裁的俄罗斯银行，继续利用SWIFT系统与中资银行进行跨境结算。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被踢出SWIFT系统的银行还包括7家俄罗斯银行的附属行，仅VEB银行就有25家附属行也被同时排除在外，因此进行相关操作之前一定要进行仔细排查。通过转移处理的交易激增也可能会引起国际监管机构的注意，导致新规出台禁止非俄罗斯的金融机构继续进行这种操作。
除了替代方式难寻之外，SWIFT制裁造成的跨境结算障碍也有可能给中资银行带来违约风险。如果跨境结算无法及时进行，比如交易一方已经进行了资金划转，但是因为指令无法及时传递至对手方银行导致资金没有即时到账，或银行因为制裁无法实施预定的美元、欧元等币种的交易结算，由此产生的违约行为也需要中资银行做好应对准备。
西方消费者的情感因素
和之前对伊朗、朝鲜的制裁不同，本次对俄制裁不仅仅是大国的政治和经济博弈，而且还掺杂了更多的情感因素。由于历史原因，西方社会强烈的反俄情绪沉淀已久，此次西方国家的联手制裁迎合了西方民众在“道义”上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在西方社会内部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这种环境迫使诸多企业因担心或实际已经收到西方主要市场的消费者的反对和抗议，不得不在未收到官方制裁的情况下进行所谓的“自我制裁”(self-sanction)，即主动放弃俄罗斯业务或终止与俄罗斯对手方的交易。
在战争期间，涉事各方的神经会变得异常敏感和脆弱。俄乌双方的冲突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渗透到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中资银行除了要反复权衡制裁措施给海外业务带来的利弊，还需要考虑应对制裁影响的最终决策和具体措施是否会给西方消费者留下不好的印象，影响中资银行在海外的声誉。
需要预想到，如果与俄罗斯被制裁方有大量交易，即使没有受到制裁，中资银行的欧美客户和企业也有可能在“民众情绪”的压力之下拒绝与中资银行交易。
中资银行的应对措施
排查涉俄业务，进行风险评估
由于此次参与制裁的地区和国家众多，制裁手段复杂多样，且不同制裁措施下可能存在宽限期和豁免，银行需要对涉俄业务逐个进行风险排查和分析。而且考虑到金融业务的特点和主要分布区，银行的风险排查可能需要重点关注美国、英国、欧盟、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制裁措施，包括针对本地实体的制裁规定以及制裁是否有可能波及境外的集团实体。
尤其针对可以进行长臂管辖的美国制裁，中资银行在美国本地和境外的实体都应对其保持关注，注意排查业务中是否涉及美国人、美国连接点以及受制裁的俄罗斯个人或实体，合理合法安排交易和结算路径。
从此次制裁中可以发现，未来可能不乏类似的制裁事件发生，各中资银行可借此机会搭建一个完整的风险排查和合规审查体系，未雨绸缪，以便在未来更好地应对类似危机事件。
咨询专业意见，避免武断决策
考虑到制裁手段多样、涉及区域广泛，各种制裁风险层出不穷，而一旦违反制裁将有可能面临巨额罚款、资产冻结、禁止进入金融市场等严重后果，银行决策者不可在未咨询律师意见时武断决定，而应当和律师保持沟通，在专业人士的协助下分析局势和制裁措施，制定更加全面稳妥的合规策略。
此外，中国的阻断法体系已初步建立，中资银行可以考虑借助中国现有的域外制裁阻断法规，包括《反外国制裁法》和《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通过本国法律维护银行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平衡制裁风险和因遵守不当域外法律在本国受到处罚的风险，综合考虑法律适用、业务特征和主要市场等因素，在专业律师的帮助下准备应对措施。
冷静应对局势，保持审慎态度和稳健步伐
虽然在当前局势下继续和俄罗斯的银行交易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但切不可因为担心制裁风险而过度分配精力，或是作出过激反应，为避免风险的发生而断绝一切和俄罗斯的合法联系，这既不实际也并不可取。况且从目前的制裁措施来看，仍有许多一般性质的经贸往来被排除在制裁范围之外。中资银行应准备好在适当时作出合理解释，为正常的经贸往来争取正当的权益和生存空间。
此外，中资银行应持续关注后续事态发展和法律法规变化。对于施加制裁的欧美国家来说，此次俄乌的军事冲突事发突然，相应的制裁措施也是基于2014年以来对俄方使用的制裁手段之上。
从美国新出台的多项法规可以看出，其措辞较为含混，限制的条件主观性较强。这恰恰说明了其在一系列复杂的制裁背后，仍留有较大的调整空间。随着法国、德国领导人开始在俄乌局势中斡旋，中美双方高层开展对话，预计未来会持续释放稳定全球金融业的积极信号。中资银行更应该按照自己的步伐，谨慎地开展每一项工作，确保自身能够稳定运转。
中资银行国际化亟待解决四大问题
报告指出，从近年来中资银行的国际化进程看，大型商业银行发挥着引领作用。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截至2015年年末已在4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04家机构，其中123家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18个国家和地区。
国际化发展为中资银行带来了盈利增长新动能。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工行境外机构实现税前利润31.66亿美元，净利润增长12.2%;中国银行海外机构实现利润总额87.7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7%，对集团利润总额的贡献度达到23.64%。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指出，从大型商业银行的国际化进程实践看，目前仍存在四方面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全球授信管理机制不够健全。为了在效率、融资规模等方面满足跨国企业全球化投资运营需求，中资银行急需探索建立专门的跨国公司全球授信、境内外额度切割或共享的授信管理机制，代替现有内保外贷、四方协议等方式。二是经济资本计量方法与国际接轨不畅。当前，由于贸易金融业务、同业授信业务尚未统一经济资本计量方法，中资银行需着力升级核算系统功能，以提高计算效率和准确度。三是国际化金融人才缺口较大。报告建议，中资银行当下普遍需要加强国际化人才的选拔、储备、培养力度，尤其是关键岗位和小语种人才。四是境外业务风险错综复杂，各国监管制度差别较大，中资银行风险控制、合规经营压力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