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科集团倪正东：对未来创投行业有这8点预判

清科集团倪正东：对未来创投行业有这8点预判

倪正东表示，我国创投行业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92年-1998年的萌芽期，自1992年IDG进入中国，创业投资在中国萌芽，活跃机构由10家左右发展至100家。1999年-2008年年为起步期，活跃机构数量增长到500家左右，外资机构(美元基金)占市场主导位置，本土机构开始起步。2009年至今为发展期，大量本土机构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快速发展，新一批战略投资者/CVC入场，活跃机构数量超过4000家，注册的有20000多家。

今年中国的经济面临较大的挑战，但是创投行业表现给力，募资和投资在前三季度都超过万亿，其中，募资增长50%，投资增长超过70%。今年前三季度共有472家公司上市，其中341家公司都有VC和PE支持，超过72%，所以 VC和PE对于中国创投创业创新的支持功不可没。

倪正东认为，目前，中国股权投资正发生着几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国资成为人民币基金最重要的投资方。在10-15年前，中国的VC/PE市场是外资主导，外资占比高达80%、甚至90%，而今天人民币基金有超过2/3是国资控股或者国资参股。

第二个变化是头部机构的集中度越来越明显。前30强的机构投资了早期项目的64.6%， VC机构的50强投出了接近60%的资金。

从被投行业来看，也有集中趋势。以前中国股权投资最大的“粮仓”是互联网，最近两三年开始，投资最多的变成了半导体和医疗健康，这前三大行业的集中度已经超过全部投资规模的50%。如果再加上制造业，投资集中度将超过70%。

从地域上来看，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5个地方吸引的投资量超过了80%。此外，长三角即上海、浙江、江苏的投资总量已经占比超过40%。近十年来，基于股权投资重点领域的变迁，以及人才吸引、营商环境方面政策利好驱动，长三角、珠三角在股权投资方面的增速较为显著。

作为从1998年开始进入创投行业、2000年开始独立创业的“老兵”，倪正东根据对行业的深刻理解，分享了他对创投行业未来发展的洞见。

第一，创投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国资、民资、外资在中国的股权投资市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再加上银行、保险、信托等资产管理机构布局，参与者和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中国需要更多的长期的资本来支持创投行业，支持中国的创新。

第二，科创投资持续增长。未来10年至20年，投资科创是行业的共识。以先进制造、半导体、医疗为代表的科创投资迎来爆发期，再加上科技型中小企业政策利好，“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未来可期。

第三，产业并购潜能巨大。在国内经济增速下降和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产业整合需求涌现，先进制造、新能源、半导体、医疗健康等行业并购频发。

第四，投后管理更深更精，重视ESG的考量。

第五，国内IPO常态化，科创板设立、注册制改革落地、北交所开市为国内企业上市提供更便捷的通道。境外上市方面，港股IPO将承载更大的责任。

第六，S基金交易有大机会。中国股权投资最近20年投了10多万家公司，而真正上市的才3000多家， S基金交易大有可为。

第七，政策因素的影响加大。投资机构要增强对政策的敏感性，行业政策、产业政策的变化，对被投企业的影响重大。投资都放在政策鼓励、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

第八，投资行业新一轮竞争开始。国内政治、经济新的背景下，“大而强、小而美”的格局也会发生重大变化。投资行业新一轮的竞争和淘汰赛正式开始，没有适应新变化的机构，将会落后。

基石资本张维：半导体产业要举国体制+大众创新，坚持硬科技投资看好九大产业

01、美苏科技争霸的启示：体制与创新

张维首先提到上世纪美苏争霸期间发生在科技行业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太空竞赛。这场竞赛可以分为人造卫星、载人航天和登月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中，苏联分别以发射“史泼尼克一号”和送加加林进入太空而取得胜利，但决胜的登月之战，阿姆斯特朗的“一小步”最终变成了美国胜利的一大步，苏联的计划却夭折。

第二个是半导体竞赛。苏联半导体起步时与美国差距不大，但基于对核战爆发的考虑，以及资金总量的限制，苏联放弃了自己认为不适合核战争的高精尖集成电路方向，举国之力开始研发微型电真空器件。最终苏联在微型电真空器件领域非常成功，但半导体行业却被通过全面探索找对了市场化方向的美国甩在了身后。

张维认为，美苏都是在用举国之力发展科技，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原因就在于双方所“举” 的“力”形似而神非。太空竞赛中，苏联的研究基本围绕其史上最杰出的航空航天科学家科罗廖夫一人，这位科学家在饱受迫害的情况下，依然带领苏联取得了人造卫星与载人航天的成功，但在他1966年去世后，苏联的太空计划其实也就跟着破灭了。另一个方面，美国也是以一位天才科学家冯·布劳恩作为灵魂人物，但同时高度注重发动更广大参与主体的力量，整个阿波罗计划有多达40万人、约2万家企业、200多所大学和80多个科研机构参与其中。

在半导体竞赛中，苏联把微型电真空器件以外的半导体研究都交由一个院士来领导，一个人就决定了整个国家集成电路研究的未来，与此相反，美国却是英特尔、德州仪器等企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因此，张维认为，体制与创新是美国赢得两个领域竞赛的主要原因。

02、硅谷和深圳的成功之道：企业、资本和人才构成“铁三角”

而对于硅谷和深圳在科技产业取得的成功，张维归结为企业、资本和人才，即形成大型科技企业生态密集、人才技术密集、资金资本密集的“铁三角”，并实现自我推动、有机循环。复盘两个科技高地的成功之路，政策制定者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关键。

张维认为，地方政府如果想复制硅谷和深圳，不仅仅要提供土地、税收、资源等“硬”层面的优惠政策，还需要提供高效的政府服务、高度市场化的环境、健全的产权保护机制和尊重创新的文化等等，只有“软硬结合”，才能实现营商环境质的提升。

对于投资机构来说，还需要寻找卓越的企业家，并为其创业提供强有力的、全方位的支持。企业最直接的责任主体就是企业家。企业家既要有行业深刻的洞察力，又要有力挽狂澜坚韧不拔的精神。

03、建言半导体产业发展：举国体制+大众创新

对于中国应该如何发展半导体产业的问题，张维认为，从海内外经验来看，合适的方式是国家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加上民营资本孵化。一方面要善用资本市场，扶持创新企业，形成大大小小企业竞相竞争开发的局面;另一方面要确立主体，明确责任，培育企业家精神，减少公司治理问题。

张维认为，半导体产业的特点是投资重、周期长、壁垒高，因此特别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市场创造、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在中国已经大幅落后的情况下，不依靠举国体制是不可能的。但是举国体制也有利有弊，如果用不好，会影响资源分配，不利于小企业的成长，而且可能引起国有资产的低效滥用，也要确保创新方向的正确性。

对于半导体产业，基石资本已经完成了自上而下的全产业链布局。被投企业如格科微电子、长鑫存储、壁仞科技、好达电子、芯动联科、联合创泰等，从原材料到设计测试、制造，延展至半导机分销环节，构筑起基石资本半导体“产业链组识者”的投资版图，也让基石资本在芯片领域全栈式提质增效、精准降耗的控制能力。

04、投资方向：坚持硬科技投资 看好九大产业

2016年以来，基石资本已经完成一级市场直接投资逾200亿元，包括多个Al、半导体、自动驾驶和生物医药等前科技领域的知名案例。

张维认为，科创板及注册制的推出，特别有利于两类硬科技型企业的发展:一是与欧美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新科技企业，如人工智能和5G等，二是与欧美相比差距较大的硬科技企业如芯片、高端装备、基础材料等。

从电气时代到信息时代，每一个时代中最顶尖的科技都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进步方向，而生产力的进步势必会带来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和排放的减少。从过去五年的经验来看，中国在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动国际交流合作，以使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因此投资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中国硬科技，是促进碳中和、提高人类福祉的正途。

对于碳中和的投资机会，基石资本重点关注包括铅炭电池、第三代半导体、新能源整车、锂电池、环境监测、建筑和工业提效、人工智能提效、能源行业数字化、水电风电和光伏产业等产业。

演讲最后，张维强调：“我们体制大门只需要开一条小小的缝，中国老百姓与生俱来的聪明、勤奋、奋不顾身，几千年穷怕了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就能创造个新天地，重商主义(市场经济)与儒家文化这两个因素的核聚变，是中国跟很多国家真正不一样的地方。未来只要不发生战争，中国的经济繁荣的根基就不会改变。”

近期，海内外的量子计算领域频频传出好消息：

1.先是IBM新发布了一款名叫 Eagle(“鹰”)的超导量子处理器，并宣称该处理器超过了100量子比特大关，达到127量子比特的规模;

2.同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构建了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200秒内完成“高斯玻色取样”的快速求解，实现了“量子计算优越性”(Quantum Supremacy)的里程碑式突破;

3.日前，深圳的一家量子计算领域初创公司“量旋科技” 宣布，其首次实现了国产量子计算机出口海外发达国家，迈出了量子计算机产业化的重要一步。

过去的2020年，是量子计算加速发展的一年，这一年里，量子处理器硬件、量子软件等方面都取得了多方突破，巨头企业、初创公司、资本等都相继扎进这个未来能为多个领域带来变革的新兴技术里。

据统计，仅在今年上半年，VC/PE基金在量子计算技术方面的投资额就有2.58亿美元，以此计算，已超过2020年同期的数据，2021年势必成为该领域投资的丰收年。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超过70%的资金流向了D-Wave、Rigetti和PsiQuantum等量子硬件初创公司。它们与谷歌、IBM和霍尼韦尔等大型企业的量子计算部门展开竞争。

而我国的量子计算领域今年也有不少初创公司获得投资，如玻色量子、本源量子、图灵量子、国仪量子等，背后入局的机构除了高瓴、同创伟业、君联资本这种一线投资机构之外，还不乏“国家队”的身影。就在近期，量旋科技也宣布完成了数千万人民币A轮融资，由深圳高新投领投，前几轮老股东跟投。此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超导芯片量子计算机的研发与生产。

01、多个突破性进展 大有赶超之势

“量子计算是一种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调控量子信息单元进行计算的新型计算模式。据了解，量子计算机可以加速某些类型的计算，从而为诸多领域带来变革。当前技术需要运行数千年的计算将可缩短至几个小时完成。

量旋科技联合创始人兼总经理邹均庭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量子力学的一大特点是“量子叠加”，量子比特可以同时拥有0和1的叠加态，因此，量子计算机可以在一次操作中处理所有的状态。“当面对非常复杂的问题时，我们无法用传统计算机解决，而在量子计算机上可以实现更有效地处理。”

近些年来，国内外的科研团队都在量子计算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对于后来者的中国，在多年的技术准备之后，也在今年取得了令外界瞩目的进展。今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超导量子比特数量最多的量子计算原型机 “祖冲之号”，这是公开报道的世界上最大量子比特数的超导量子体系;12月4日，同样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及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团队构建了76个光子100个模式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据了解，九章实现了高斯玻色采样任务的快速求解，其速度甚至比一年之前谷歌发布的“悬铃木”快一百亿倍。

而在量子计算机产业化方面，中国企业也正尝试迈出第一步。近期，初创企业量旋科技宣布，其销往挪威奥斯陆城市大学和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的两台“双子座”桌面型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顺利完成了交付任务并投入使用，首次实现了国产量子计算机出口到海外发达国家。目前奥斯陆城市大学从量旋科技加购了第二台桌面型量子计算机——新一代产品“三角座”也已起运前往欧洲。据悉，“双子座”是量旋科技于2020年1月创新推出的全球首款桌面型量子计算机，“三角座”则是公司于今年9月最新推出的3比特桌面型量子计算机，它的体积和重量都比“双子座”小，性能却更为强大。

(量旋科技的技术人员正在对桌面型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产品进行调试)

据邹均庭介绍，目前公司还发布了全球首款开放物理底层的链接多种真实量子计算体系的云服务平台“金牛座”。除此之外，公司还正加快推进超导芯片量子计算机等新产品的研发进程，公司首台超导芯片量子计算机预计将在今年底上线，比特数将达到20个。

02、初创企业5年增6倍，高瓴等资本已入场

当前，量子信息已经是全球各个国家发展竞争的焦点领域，也成为了我国科技发展的重点关注方向。今年10月1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举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将“量子科技”上升为国家战略。华安证券发布研报认为，量子科技有望成为中国在全球科技产业中“换道超车”、掌握产业链话语权的重要核心技。

国内量子科技起步较晚，但增长迅猛。天眼查最新数据显示，以工商登记为准，目前中国有超过4200家量子领域相关企业，85%的相关企业注册新增于5年之内。其中2018年全年，中国新增超1300家量子领域相关企业，同比增长109%。截止12月，中国2020年新增近700家量子领域相关企业。目前，量子领域相关企业注册总量是5年前的6倍。

据记者观察，今年国内量子计算领域多家初创企业都受到了资本的青睐。根据公开报道：

今年1月，本源量子宣布完成数亿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由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领投，国新基金、成都产投、建银国际等知名机构跟投;

同月，量子精密测量仪器公司国仪量子完成B轮融资数亿元，高瓴创投领投，同创伟业、基石资本、招商证券跟投;

7月，玻色量子完成天使+轮融资，由元和资本领投，多家机构跟投;

11月，图灵量子宣布完成数亿元PreA轮融资，由君联资本领投。

放眼全球，据统计，仅在今年上半年，VC/PE基金在量子计算技术方面的投资额就有2.58亿美元，以此计算，已超过2020年同期的数据，以此计算，2021年势必成为该领域投资的丰收年。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超过70%的资金流向了D-Wave、Rigetti和PsiQuantum等量子硬件初创公司。它们与谷歌、IBM和霍尼韦尔等大型企业的量子计算部门展开竞争。

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范奇晖表示，量子计算未来将会对众多行业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带来颠覆性的变革。在全球范围内已有多家创业公司以及大公司相继入场，随着市场化公司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将加快量子计算从实验室到市场应用的进程。高瓴合伙人、高瓴创投软件与硬科技负责人黄立明还指出，当下，以“第二次量子革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

03、创始人背景显赫、中科大成技术“摇篮”

在当前中国发力硬科技，逐步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壁垒的过程中，一批掌握高精尖技术、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以及在海内外知名机构从事科研工作和有过产业经验的教授、博士等高知高学历人才，正前赴后继地扛起“科技创新”的大旗，成为当前前沿科技领域的中流砥柱。

查看国内多家量子计算领域的初创公司的创始团队背景可发现，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和高管无一不来自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产业公司。

成立于2020年11月的玻色量子，是目前国内少数几个量子计算方向的海归创业企业之一。其创始团队成员来自于斯坦福、清华、中科院等国内外顶尖学府;

成立于2017年9月的本源量子,则由中国量子计算行业领军人物,中科院院士郭光灿、中科大教授郭国平领衔创立;

图灵量子创始人金贤敏教授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曾在牛津大学进行4年光量子芯片和量子计算研发，期间获欧盟授予的玛丽居里学者和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学者;

国仪量子CEO贺羽也在2009年进入中科大少年班学院，目前博士在读。副总裁张伟和冯泽东则分别为中科大本科学士、硕士和清华大学本科学士、双硕士。

而成立于2018年的量旋科技，创始团队也相当“惊艳”。邹均庭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期间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物理学家杜江峰院士，博士毕业后到了核磁共振仪(NMR)等美国科学仪器制造商布鲁克(Bruker)公司;公司另一位创始人、董事长项金根则本科和博士均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博士毕业后，项金根在哈佛大学担任博士后和副研究员职位，此后进入计算机科学领域，曾在多家公司担任软件和算法负责人。公司联合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曾蓓博士为香港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在清华物理系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博士阶段在麻省理工学院师从量子计算先驱人物Isaac Chuang，从事量子计算研究超过20年。

上述不难发现，中科大这所蜚声国内外的高校几乎成为量子计算领域的“摇篮”。据了解，中科大具有中国量子信息领域第一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中科大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实验室长期从事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做出了一系列国际一流水准的原创性科研成果，是中国量子信息领域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之一。

眼下，随着越来越多科技巨头和初创企业在量子计算性能上你追我赶，朝着技术路线的探索、商业化和产业化的道路迈进，量子计算改变世界也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