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票信用交易现状 中国股票市场现状
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我国股票市场已形成了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特色道路，规模不断扩大，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加，投资者积极性不断提高，制度性建设日趋完善。但股票市场在诸多方面的不完善性仍较为明显。 2007 年股票市场看似迎来了发展契机，股权分置改革初具效力，但 2008 年随后进入蛰伏期，股市发展陷入困境。
一、当前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一）股市功能导向存在误差，股市和宏观经济之间缺乏联系
1 、投资能力较弱，存在投机行为过度现象
目前股票市场参与者在进行投资时，往往不会考虑长期价值投资，市场上短线投资行为较普遍，主要体现在股票换手率较高，与西方国家相比， 2004 — 2007 年我国股票换手率普遍高出 5 — 10 倍。投机行为盛行往往是股市出现动荡的直接原因之一，沪深股指从 2003 年开始反复涨停，上证指数在 2007 年创下了历史最高的 6124.04 点，随即开始下行，一度跌至近期最低点 1664.93 点。至 2008 年 12 月，上证指数较长时期在 2000 点左右徘徊。股市参与者对股市的预期和上市公司是否盈利不存在直接关系，而是主要看参与者在消息市中的信息捕捉能力。
2 、融资者融资能力不强，融资手段不多
相比而言，国内股市融资能力普遍不强。据统计，仅 2005 年我国 69 家境外上市公司筹资额就达 206.5 亿美元，为沪深两市 2003 年、 2004 年首发募资总额 800 多亿元人民币的约 2 倍。 2007 年 11 月以来，国内上市公司融资水平更是急剧下降。从 2008 年新股发行情况来看，新股从价格到数量都没有达到预期筹资的目的，甚至从 2008 年下半年起，新股发行变得较为困难。而且，我国上市公司融资手段不多，除了从银行贷款和直接获取发行资格而获得直接融资以外，没有更多其他的融资手段，这进一步加剧了融资能力的弱化。
3 、资源配置功能低效，股市和宏观经济缺乏必要的联系
由于股权结构形式单一并缺乏流动性、上市公司产业分布不尽合理等因素，导致股市资源配置功能低效。同时，二级市场交易量和规模起伏过大，突出表现在一些 ST 股票虽然经营业绩不尽如人意，但市盈率却非常高，甚至达到 60 — 100 倍。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股市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我国股市宏观经济晴雨表的功能却未能充分体现，股票市场的资源被各种人为和非人为的因素消耗殆尽，股市和宏观实体经济出现了脱节现象。
4 、股市功能缺乏财富效应，居民财产转移渠道存在风险
虽然 2007 年我国股市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但也未能解决股市总体回报率较低的趋势。 2008 年以来，股票市场持续低迷更是造成居民财富较大幅度缩水。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这固然鼓励了居民积极参与股市的发展，但目前股市缺乏使居民财富增值的持久能力。
（二）股市结构存在缺陷，股市持续发展缺乏必要的支持
1 、“政策市”阻碍了股市发展的有效性
目前股市的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为股市的发展目标需要随政府的发展思路而不断变化。这种反复波动的状况不仅不符合市场发展规律，还会打击股市参与者的积极性，往往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股市发展出现过度繁荣，进而产生大量的股市泡沫，一旦这种泡沫被挤压，股市便会迅速萎缩；二是股市发展持续低迷时，股市价值被低估，对投资者吸引力降低，股市将在很长的时期内难以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2 、“企业圈钱”行为未得到有效控制，私利行为妨害了股市的公正性上市公司通过包装、公关实现上市，是目前股市结构中存在的最大痼疾。由于地方政府的利益，上市公司成为一方政府获得税收利益的主要保证，这一点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尤为重要。以这种标准上市的公司普遍存在质量不高等问题，上市不以盈利多少为准绳，而是以利益为出发点，企业圈钱行为严重，各种虚假行为、不诚信行为成为股票市场的主要公害，而且我国没有对这些行为进行严厉的制裁。近年来，企业圈钱行为被屡屡曝光，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银广夏、琼民源事件到最近的国美事件，企业利用上市之便谋取私利的行为一直未得到有效遏制。
3 、机构投资者坐庄行为加剧了股市的混乱局面
国外经验表明，对机构投资者进行有效管理会减少股市的震荡。而我国由于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漏洞，机构投资者常常利用资金优势对股市进行操纵。以基金公司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迅速培育和壮大，股市投资资金已转变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机构的投资动向直接引导着市场走势。由于我国目前价值欠缺的基本模式没有得到有效改善，机构投资者奉行的以（本栏目策划、编辑：曹敏）价值来定盈利的思想难以行得通。因此，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采取操纵信息、操纵交易等手段来获取高额回报，更有甚者，还会与企业相互串通，通过获得内幕消息共同汲取散户的经济利益。
（三）股市内部环境恶化，制度缺失现象严重
我国股票市场内部环境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建设目标导向存在误区，造成股票市场环境恶化。追溯到股市初期的建立过程，可以发现我国成立股票市场是为解决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一种权宜之计，这种定位造成股市发展要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因此，那些质量不高的上市公司成为了股市主体，为了扶持这些国有企业，股市的投资功能和融资功能均受到了严重损害。二是股权分置造成股市参与者利益严重不均衡，股市长期偏离正常价值。由于存在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股市参与者的风险和收益存在严重不对等的局面，集中表现在同股不同利现象。同时由于流通股所占比例过大，影响股票价格的真实性。虽然 2005 年已经开始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但目前来看，大小非的减持力度和价值定位都未能达到预想的结果，同时，减持过程中也存在着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的现象。三是退市制度不健全，风险制度欠缺，股市环境难于净化。业绩较差的上市公司实现退市有利于净化股票市场的环境，但我国目前还难以实现这一目标，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相应的退市制度作为企业可以退市的依据。从我国退市制度的现状来看，退市标准和程序在《公司法》、《证券法》、退市办法、上市规则中都有所规定，但存在不科学、不统一、相互矛盾等问题。同时，我国股市风险制度不完善，缺乏应有的风险防范措施。从我国股市设计的总体思路来看，风险制度被忽视是其中的主要问题，体现在风险防范措施较为缺乏、应对紧急事件的能力不足等方面。
（四）外部环境治理效率低下，股市持续健康发展难以得到保障
我国股市外部环境效率低下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滞后，执行力度有待提高。即使我国一直以来大力改革了很多的法律制度来保护股票市场发展，但总体来看，实施的时机仍较为滞后，而且没有实施配套措施，效果并不明显。二是信用制度尚未健全，参与者利益受侵害现象严重。近两年中小股东的利益一再被提及，主要是中小股东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大股东总是利用自身的资金和信息优势来谋取暴利。由于我国没有建立真正有效的企业信用等级和监管实施办法，因此，为大股东利用自身优势来侵害中小股东利益提供了可乘之机。三是行政干预过多，股市难以形成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机制。股市建立以来，我国政府反复救市、不停托市，都为股票市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调节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政府这种行为一方面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使市场丧失了优胜劣汰的自我发展、自我调节功能。
二、改善我国股票市场现状的相关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股市投融资功能，强化收入分配功能，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完善投融资功能应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优先安排有优质资源的企业上市。为使市场回归到应有的稳定状态，应适当召回部分在海外运作较为出色的公司，带动投资者长期投资的信心，减少市场投机行为。同时，阶段性的改进配额制，对那些确属需要国家扶持的行业和地区仍保持适当的配额制，而对于纯属地方政府希望通过上市来谋取利益的地区应予以取消配额。强化收入分配功能，首先要发展多层次的市场体系，通过市场的多样性来降低居民收入风险；其次要建立公正、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减少居民在信息不对称过程中做出的不理智行为，并有效防止操纵市场行为。市场的核心功能还是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此应建立和规范股票定价制度和发行制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
（二）优化股票市场结构，加强监管，杜绝市场上违法行为的发生
首先，摒弃当前政府的托市行为，尽量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适当界定政策与市场的边界，消除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市场的问题交由市场解决，但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应果断采取措施应对。其次，加大对违规公司和机构投资者的惩戒力度，增加其违规成本。对多次违规的上市公司，除给予一定罚金外还应按情节严重程度诉诸于司法处理。最后，强化政府监管的独立性，减少政府因为利益重叠而削弱其公正性的根源，使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处于超然独立的位置。为实现独立性，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措施，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三）完善市场目标，推进市场改革
首先，改进股市建设目标。真正使原有为国有企业解困的目标转变为为优质企业服务、为国家宏观经济服务的目标上来。其次，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平稳运行。从股权分置改革的目标看，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实现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使大股东更加关注公司业绩，中小股东也可以采用间接方式来实现自身权利。同时必须根据股市发展态势来决定是否提高股市的对价水平，以确保投资者和国家利益不受损失。第三，建立完善的退市制度。退市制度的建立主要是为了保障上市公司质量，减少那些效益较差、盈利能力较差的公司占用股票市场资源。同时，加强股市应对风险的能力，建立行业风险评估制度、金融工具风险评估制度等。
（四）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体系，保证外部环境良好运行
首先，进一步建立健全股票市场相关法律制度，加大执法力度。因为好的法律制度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才能达到预期效果。相关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制度、社会中介机构相关制度和政府监管等制度。其次，建立有效的信用评价机制。主要是市场参与者信用评级制度、信用档案制度等。最后，进一步规范政府职能，将政府的主要职能限定在宏观层面上，主要负责法规、法律的建设和股市建立的总体思路和方针。
我国股票市场的现状
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现状分析及相关建议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我国股票市场已形成了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特色道路，规模不断扩大，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加，投资者积极性不断提高，制度性建设日趋完善。但股票市场在诸多方面的不完善性仍较为明显。 2007 年股票市场看似迎来了发展契机，股权分置改革初具效力，但 2008 年随后进入蛰伏期，股市发展陷入困境。一、当前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现状分析（一）股市功能导向存在误差，股市和宏观经济之间缺乏联系1 、投资能力较弱，存在投机行为过度现象目前股票市场参与者在进行投资时，往往不会考虑长期价值投资，市场上短线投资行为较普遍，主要体现在股票换手率较高，与西方国家相比， 2004 — 2007 年我国股票换手率普遍高出 5 — 10 倍。投机行为盛行往往是股市出现动荡的直接原因之一，沪深股指从 2003 年开始反复涨停，上证指数在 2007 年创下了历史最高的 6124.04 点，随即开始下行，一度跌至近期最低点 1664.93 点。至 2008 年 12 月，上证指数较长时期在 2000 点左右徘徊。股市参与者对股市的预期和上市公司是否盈利不存在直接关系，而是主要看参与者在消息市中的信息捕捉能力。2 、融资者融资能力不强，融资手段不多相比而言，国内股市融资能力普遍不强。据统计，仅 2005 年我国 69 家境外上市公司筹资额就达 206.5 亿美元，为沪深两市 2003 年、 2004 年首发募资总额 800 多亿元人民币的约 2 倍。 2007 年 11 月以来，国内上市公司融资水平更是急剧下降。从 2008 年新股发行情况来看，新股从价格到数量都没有达到预期筹资的目的，甚至从 2008 年下半年起，新股发行变得较为困难。而且，我国上市公司融资手段不多，除了从银行贷款和直接获取发行资格而获得直接融资以外，没有更多其他的融资手段，这进一步加剧了融资能力的弱化。3 、资源配置功能低效，股市和宏观经济缺乏必要的联系由于股权结构形式单一并缺乏流动性、上市公司产业分布不尽合理等因素，导致股市资源配置功能低效。同时，二级市场交易量和规模起伏过大，突出表现在一些 ST 股票虽然经营业绩不尽如人意，但市盈率却非常高，甚至达到 60 — 100 倍。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股市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我国股市宏观经济晴雨表的功能却未能充分体现，股票市场的资源被各种人为和非人为的因素消耗殆尽，股市和宏观实体经济出现了脱节现象。4 、股市功能缺乏财富效应，居民财产转移渠道存在风险虽然2007 年我国股市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但也未能解决股市总体回报率较低的趋势。 2008 年以来，股票市场持续低迷更是造成居民财富较大幅度缩水。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这固然鼓励了居民积极参与股市的发展，但目前股市缺乏使居民财富增值的持久能力。（二）股市结构存在缺陷，股市持续发展缺乏必要的支持1、“政策市”阻碍了股市发展的有效性目前股市的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为股市的发展目标需要随政府的发展思路而不断变化。这种反复波动的状况不仅不符合市场发展规律，还会打击股市参与者的积极性，往往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股市发展出现过度繁荣，进而产生大量的股市泡沫，一旦这种泡沫被挤压，股市便会迅速萎缩；二是股市发展持续低迷时，股市价值被低估，对投资者吸引力降低，股市将在很长的时期内难以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2、“企业圈钱”行为未得到有效控制，私利行为妨害了股市的公正性上市公司通过包装、公关实现上市，是目前股市结构中存在的最大痼疾。由于地方政府的利益，上市公司成为一方政府获得税收利益的主要保证，这一点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尤为重要。以这种标准上市的公司普遍存在质量不高等问题，上市不以盈利多少为准绳，而是以利益为出发点，企业圈钱行为严重，各种虚假行为、不诚信行为成为股票市场的主要公害，而且我国没有对这些行为进行严厉的制裁。近年来，企业圈钱行为被屡屡曝光，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银广夏、琼民源事件到最近的国美事件，企业利用上市之便谋取私利的行为一直未得到有效遏制。3 、机构投资者坐庄行为加剧了股市的混乱局面国外经验表明，对机构投资者进行有效管理会减少股市的震荡。而我国由于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漏洞，机构投资者常常利用资金优势对股市进行操纵。以基金公司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迅速培育和壮大，股市投资资金已转变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机构的投资动向直接引导着市场走势。由于我国目前价值欠缺的基本模式没有得到有效改善，机构投资者奉行的以（本栏目策划、编辑：曹敏）价值来定盈利的思想难以行得通。因此，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采取操纵信息、操纵交易等手段来获取高额回报，更有甚者，还会与企业相互串通，通过获得内幕消息共同汲取散户的经济利益。（三）股市内部环境恶化，制度缺失现象严重我国股票市场内部环境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建设目标导向存在误区，造成股票市场环境恶化。追溯到股市初期的建立过程，可以发现我国成立股票市场是为解决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一种权宜之计，这种定位造成股市发展要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因此，那些质量不高的上市公司成为了股市主体，为了扶持这些国有企业，股市的投资功能和融资功能均受到了严重损害。二是股权分置造成股市参与者利益严重不均衡，股市长期偏离正常价值。由于存在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股市参与者的风险和收益存在严重不对等的局面，集中表现在同股不同利现象。同时由于流通股所占比例过大，影响股票价格的真实性。虽然 2005 年已经开始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但目前来看，大小非的减持力度和价值定位都未能达到预想的结果，同时，减持过程中也存在着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的现象。三是退市制度不健全，风险制度欠缺，股市环境难于净化。业绩较差的上市公司实现退市有利于净化股票市场的环境，但我国目前还难以实现这一目标，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相应的退市制度作为企业可以退市的依据。从我国退市制度的现状来看，退市标准和程序在《公司法》、《证券法》、退市办法、上市规则中都有所规定，但存在不科学、不统一、相互矛盾等问题。同时，我国股市风险制度不完善，缺乏应有的风险防范措施。从我国股市设计的总体思路来看，风险制度被忽视是其中的主要问题，体现在风险防范措施较为缺乏、应对紧急事件的能力不足等方面。（四）外部环境治理效率低下，股市持续健康发展难以得到保障我国股市外部环境效率低下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滞后，执行力度有待提高。即使我国一直以来大力改革了很多的法律制度来保护股票市场发展，但总体来看，实施的时机仍较为滞后，而且没有实施配套措施，效果并不明显。二是信用制度尚未健全，参与者利益受侵害现象严重。近两年中小股东的利益一再被提及，主要是中小股东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大股东总是利用自身的资金和信息优势来谋取暴利。由于我国没有建立真正有效的企业信用等级和监管实施办法，因此，为大股东利用自身优势来侵害中小股东利益提供了可乘之机。三是行政干预过多，股市难以形成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机制。股市建立以来，我国政府反复救市、不停托市，都为股票市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调节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政府这种行为一方面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使市场丧失了优胜劣汰的自我发展、自我调节功能。二、改善我国股票市场现状的相关建议（一）进一步完善股市投融资功能，强化收入分配功能，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完善投融资功能应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优先安排有优质资源的企业上市。为使市场回归到应有的稳定状态，应适当召回部分在海外运作较为出色的公司，带动投资者长期投资的信心，减少市场投机行为。同时，阶段性的改进配额制，对那些确属需要国家扶持的行业和地区仍保持适当的配额制，而对于纯属地方政府希望通过上市来谋取利益的地区应予以取消配额。强化收入分配功能，首先要发展多层次的市场体系，通过市场的多样性来降低居民收入风险；其次要建立公正、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减少居民在信息不对称过程中做出的不理智行为，并有效防止操纵市场行为。市场的核心功能还是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此应建立和规范股票定价制度和发行制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二）优化股票市场结构，加强监管，杜绝市场上违法行为的发生首先，摒弃当前政府的托市行为，尽量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适当界定政策与市场的边界，消除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市场的问题交由市场解决，但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应果断采取措施应对。其次，加大对违规公司和机构投资者的惩戒力度，增加其违规成本。对多次违规的上市公司，除给予一定罚金外还应按情节严重程度诉诸于司法处理。最后，强化政府监管的独立性，减少政府因为利益重叠而削弱其公正性的根源，使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处于超然独立的位置。为实现独立性，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措施，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三）完善市场目标，推进市场改革首先，改进股市建设目标。真正使原有为国有企业解困的目标转变为为优质企业服务、为国家宏观经济服务的目标上来。其次，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平稳运行。从股权分置改革的目标看，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实现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使大股东更加关注公司业绩，中小股东也可以采用间接方式来实现自身权利。同时必须根据股市发展态势来决定是否提高股市的对价水平，以确保投资者和国家利益不受损失。第三，建立完善的退市制度。退市制度的建立主要是为了保障上市公司质量，减少那些效益较差、盈利能力较差的公司占用股票市场资源。同时，加强股市应对风险的能力，建立行业风险评估制度、金融工具风险评估制度等。（四）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体系，保证外部环境良好运行首先，进一步建立健全股票市场相关法律制度，加大执法力度。因为好的法律制度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才能达到预期效果。相关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制度、社会中介机构相关制度和政府监管等制度。其次，建立有效的信用评价机制。主要是市场参与者信用评级制度、信用档案制度等。最后，进一步规范政府职能，将政府的主要职能限定在宏观层面上，主要负责法规、法律的建设和股市建立的总体思路和方针。
介绍一下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历史
中国股票市场的产生、发展至今，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200多年的发展历程，这是辉煌的改革成果。当前无论是市场的组织结构，还是交易清算系统的效率，甚至包括市场的规模，同不少西方国家的股票市场相比，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差距。然而，当代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新兴＋转轨”的市场，从“姓社、姓资”的长期争论，到邓小平的“坚决试，不行可以关”的英明决策；从股份制改革的争论，到开放股市为国企改革服务，并直到目前基本完成的股权分置改革，中国股市走过了近20年的风雨成长历程，经历了多变的政策选择。中国股票市场的发育、发展，是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逐渐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经验，也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股票市场产生、发育的特殊历史背景
中国的股票市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通俗的讲，西方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是遵循股票市场发展的自然规律，在市场经济的土壤里，自然生成的“天然产品”。而中国的股票市场，则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探讨公有制经济多种实现形式的土壤里，在既要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发展的自然规律，又要考虑中国国情、遵循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催生的“人工产品”。这就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是有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发育、发展的历史，不能不首先搞清楚中国股票市场产生、发育的特殊历史背景。
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为适应社会化生产和规模经营的需要，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逐步从独资、合伙发展到股份公司，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建立在股份制度自然演化基础之上的西方国家股票市场的产生、发展、成熟过程，也必然表现为一个瓜熟蒂落的自然成长历程。
在中国，股票市场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产物。由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学习前苏联的经验，存在对公有制形式的片面理解，单纯强调发展国有经济。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化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与此相适应，中国改革前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几乎是单一的国家所有、国有独资的形式。经过解放初期对独资、合伙甚至是股份制的旧官僚企业、民族资本家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解放后30多年的国家投资、国家重建，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形成了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的国有企业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织形式的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的社会分配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日趋突出地显现出来，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国有企业因传统的计划运行机制的弊端和自身的体制改革、运行机制改革一直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面临着经营困难、亏损面增大、负债率过高、资产结构不合理的困境；另一方面，在金融领域，因长期实行单一的银行信用体制和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使得国家银行独自承受的金融风险日渐增大，其他国家不时爆发的区域性金融危机也一再为中国敲响警钟。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中国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尝试：在国有企业领域先后推行放权让利、租赁制、承包制、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等多项改革措施；在国有银行领域，先后推行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分离、对国有银行进行企业化改革等多种尝试。但是这些改革效果都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经济特区先行尝试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成功。随后，在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广下，股份制改革被推到了中国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台，股票市场成为令国人关注的焦点。
可以说，中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真正出现改革热潮，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股票市场诞生后，才进一步引发起来的。在股票市场发展的初期，在巨大投资利益的诱惑下，广大投资者蜂拥入市，热情参与。改制后的企业和地方政府亦体验到股份制改革带来的巨大利益，地方政府和企业发现进行股份制改造是一条迅速获取大笔资金并借此使企业迅速摆脱困境的捷径，于是也倾注出巨大的热情。虽然，由股票市场热推动起来的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带有很大的、甚至不正常的利益驱动因素，但其在实践中显示出来的巨大魅力，却促使人们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中引入股份制的可行性有了更为统一的认识。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这充分表明时至1997年，对于大力推行股份制、发展股票市场，已经得到了包括中央领导高层在内的上下各界人士的一致认识和高度重视；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政策基调，已经从“坚决试”转变为“大力发展”。
二、中国股票市场的阶段性发展规律
纵观各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历史，都呈现出一种阶段性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股票市场表现得更为明显。股票市场具有阶段性发展的规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股票市场的行情走势表现出时间跨度很长的阶段性牛、熊市行情特征。一个国家股票市场的成长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股票市场，要依次经历股价呆滞的初生阶段、股价狂升的无序炒作阶段、行情低迷的调整阶段，以及市场完善的成熟阶段。
中国股票市场作为新兴市场，其发展同样要遵循上述股票市场发展的阶段性规律。目前学术界、证券界对于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阶段划分，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例如，有学者将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股票市场萌芽到1996年3月以前，为股票市场的试点探索阶段；第二阶段是1996年3月到1998年12月，以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为标志，进入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初期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98年12月至今，属于中国股票市场的规范发展的阶段。
还有学者依据美国学者安托尼·阿格迈依尔对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把中国股票市场划分为停滞阶段、操纵阶段、投机阶段、巩固或成熟阶段、成熟阶段等五个阶段，并确定了相应的时间界限。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发展过程的分期，本研究把中国股票市场主要划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为1990年末－2001年底，从1990年末沪、深交易所和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两所一网的相继建立，到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作为新兴市场的发育时期；第二时期为2002年至今，是更加开放、规范和国际化的发展时期。
在这两大时期，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1、1990年－1991年是股市的初创阶段。
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沪、深证券交易所的相继挂牌营业，股票集中交易市场正式宣布成立，中国股市由此第一次具备了资源配置的功能。这一阶段是中国股份制改革起步初期，各项基本制度在探索中逐步建立，资本市场大多处于自我演进发展状态，资本市场体系初步搭建，整个市场规模较小，并以分隔的区域性试点为主，股票市场的发行和交易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缺乏统一规范和集中监管。同时，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
2、1992年－1997年是股市的试验阶段。
此时股市能否长期存在仍然受到所有制问题的困扰，姓资还是姓社，成为影响股市存活最重要的话题。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时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1]此后，中国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制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更多的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并开始在资本市场发行上市。1993年，股票发行试点正式由上海、深圳推广至全国，打开了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由此中国股市也于1996年5月迎来了大牛市行情。由于尚未形成完善的供求机制和市场监控机制，高速发展的股市立即出现了许多问题，股市价格暴涨暴跌，投资者尚未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投机之风盛行，黑市行为大量滋生等。打压整顿股市也因此成为接下来的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从证券监管的角度来看，1992－1997年是由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共同参与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的过渡阶段。股市的监管机制开始形成，监管体系初具雏形，并规定了涨跌幅及交易量限制。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第一次从宪法的层次上承认“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个特殊形式”，至此，股票市场的地位正式确立。
3、1998年－2001年是股市的规范阶段。
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始正式启用法律法规手段规范管理股票市场。1998年4月起建立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国务院确定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单位，成为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同时其职能得到了加强。1999年股市又一次出现牛市行情高潮，一直持续到2001年。然而，太过火爆的股市已经严重脱离了基本面的支持，市盈率奇高，大量违规行为也不断被暴露出来，银广夏、蓝田等上市公司事件的发生就是当时股市混乱的缩影。同时股市的作用被定义为“国企解困”的一个重要途径，大量国企进入股市寻找资金，其上市公司质量参差不齐。以1999年7月《证券法》的颁布实施为标志，中国股票市场步入了以“规范与发展”为主题的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建设也逐步走向成熟。经过几年的法制建设，中国证券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到2001年底，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公司法》、《证券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为补充，以部门规章为主体的系统的证券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4、2002年－2004年是股市的转轨阶段。
随着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建设步入法制化、规范化发展阶段，随着国内宏观经济矛盾的转移，对股票市场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化——它不仅是筹资的工具，而且股指的上涨还能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增长，有助于改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等。股票市场的地位被提升到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考虑。中国股票市场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中央高层领导提出股票市场不仅要为国有经济改革服务，而且要为国家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服务。但是，由于此阶段股票市场的制度安排、制度建设不尽合理，再加上盲目借用外国（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对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殊性认识不够，使得中国股票市场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高层次、综合性功能的发挥仍不理想，社会各界对中国股票市场功能发挥的现状有颇多不满。新一届的中国证监会开始着手完善监管体制。然而在股权分置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前提下，国家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改革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这一阶段股票价值被严重低估，价格甚至一度低于面值，股市不仅没有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功能要求，甚至连最基础的筹资功能也无法实现。2003年底至2004年上半年，南方、闽发、“德隆系”等证券公司长期积累的问题和风险集中爆发，是中国股票市场运行中不健康因素的集中反应。2004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九条”），表明了政府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决心，以促使资本市场的运行更加符合市场化规律。
5、2005年至今是股市的重塑阶段。
2005年5月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股市重塑的一个过程。作为历史遗留的制度性缺陷，股权分置在诸多方面制约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截至2007年底，沪、深两市98%的应股改公司完成或者已进入股改程序，股权分置改革在两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自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中国股市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正在承担分流银行资金和加快直接融资步伐的功能。尤为重要的是，股权分置改革以后，资本市场的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得以实现，中国一大批公司成功上市。特别是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国国航等超级大盘股的顺利发行，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完全恢复了首发融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使中国资本市场进入了蓝筹时代。此外，中国股票市场还进行了包括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改革发行制度等一系列改革。经过这些改革，投资者信心得到恢复，资本市场出现转折性变化，沪、深股指纷纷创出历史新高。人民币不断升值这一重大货币、汇率政策，也是造就中国股市2005－2007年大牛市行情的基本背景之一。截至2007年底，中国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1550家，总市值达32.71万亿，相当于GDP 的132.6%，位列全球资本市场第三，新兴市场第一。2007年的IPO融资4595.79亿元，位列全球第一。日均交易量1903亿，成为全球最为活跃的市场之一。[2]由于股票市场的改革和创新，资本市场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全社会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资本市场的功能和作用。
总体而言，与上述的中国股票市场的阶段性发展规律相适应，中国股票市场的功能也经历了从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建立直接融资渠道、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基础性功能；到促进国有企业转机建制（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搞活国有经济服务；再到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高级、复合性功能的逐步演进历程。然而，当前的中国资本市场还存在着大而不强，以及上市公司治理、投资者自律、系统风险控制以及财富的不合理分配等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新兴+转轨”的特殊阶段，都会长期伴随中国股票市场存在。因此，从股票市场成长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发展、完善和规范市场这一角度看，当前的中国股票市场仍然还处于比较稚嫩的成长期。
三、中国股票市场发育、发展运行中的政策调控
众所周知，政策是影响股票市场价格、回报和波动性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股票市场都会对相关政策的出台有所反应；另一方面，在股票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时，任何政府都会出台干预市场的政策。
回顾中国股票市场近20年发育、发展的成长运行轨迹，迄今有着6次大涨大跌的历史，其成长运行轨迹不仅反映了周期性波动特征，更表现为周期性大幅震荡的运行特征。总体而言，中国股票市场发育、发展的成长运行轨迹呈现出明显的过度波动的特征。通过对中国股市历次大涨大跌的梳理，不难看出，股市的大涨大跌都跟国家政策因素密切相关。
根据上证A股指数的历年波动情况，可以把政策调控对中国股市波动影响情况分为五个阶段：
1、1990年4月－1993年6月：宏观经济政策从松导向下的股市波动状态
1990年4月实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利率下调，1990年8月、1991年4月又连续两次下调利率。中国经济开始恢复，货币供应量加大，资本市场呈现了持续上升的牛市行情。1992年春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政策进入相对宽松的阶段。投资和出口扩张，拉动宏观经济持续向好，货币供应充足，1992年经济增长率达14.2%。
上述这些宏观背景造就和延续了股市的牛市行情。股市在此期间迎来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涨，上证指数在从1991年1月2日的128.84点飙升至1993年的2月16日的1558.95点，升幅高达1110%。此后，由于经济再次过热，出现严重的通胀，1993年中期中央政府再次推出紧缩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从松的这段时期里，上证指数只在1992年6月至1992年10月间冲高回落，出现第一次大跌后，继续上扬，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2、1993年6月－1996年4月：宏观经济政策从紧环境下的股市波动状态
1993年6月至1996年4月是处于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从紧，沪、深股市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调整。这段时期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中心是严控通胀，投资、消费全面紧缩，财政、货币政策都“适度从紧”，经济增长率持续回落。1995年的GDP增长率由11.8%回落到10.2%，通胀率则由21.7%回落到14.8%；1996年GDP 增长为9.8%，通胀率下降到6.1%。GDP从1993－1996年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3]
在此宏观政策环境中，期间虽有1994年7月底政府推出的稳定股市的“三大政策”措施[4]，但股指只是维持了1个半月的反弹，却改变不了股指的运行趋势，股指继续呈下降趋势。1993 年下半年开始了长达3年的治理整顿宏观调控，在恶性通胀环境下，市场利率高达20%以上。直至1996年初，宏观经济形势才开始缓慢恢复。股市于1996年1月见底后，开始走出低谷。
3、1996年4月－2004年4月：宏观经济政策由紧向松转变条件下的股市波动状态
从紧的政策使通胀率滑落到安全水平，但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这促使宏观政策由紧向松转变。1996年4月至2004年4月是宏观经济政策从松阶段。
1996年5月，央行第二次下调利率，于是大批资金向股市回流，形成了1996年4月－1997年5月的大涨行情，上证指数又重新回到1500 点。由于当时股市投机现象比较严重，当时为了抑制投机氛围，国务院决定从1997年5月10日起，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从原来的3‰调整到5‰，股指由此一路下滑，在40个交易日内跌去将近400点，跌幅达27%左右。1997年5月以来，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再一次进行市场干预，控制金融市场秩序，在大力支持香港特区的同时防止了金融风暴波及中国内地。1997年10月，央行第三次下调利率。1998 年央行继续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并将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由13%降至8%。1998年3月、7 月、12月央行共计3次降低利率，加大信贷资金投入。1998年下半年启用以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的财政政策。这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使中国经济增长率多年保持在“7上8下”的水平。1999 年在货币政策上进一步加大了扩大内需的力度，扩大基础货币投入，增加金融机构贷款，两次下调利率，开征利息税，并于11月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由8%下调至6%。2000 年央行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拉动内需，启动国民经济。上述宏观政策环境，造就了1999年5月至2001年6月长达两年的牛市行情（即“5·19”行情）。2003年底2004年初，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过快、局部过热、通胀压力加大的新情况，宏观政策又开始由松向紧转变。
总的来说，在这段宏观政策由紧向松转变的时期里，上证指数曾上涨到2245.43点（2001年6月）。虽然中国股市政策在由规范发展向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转变，股指的上行受到了抑制，但这段时期股指的总体运行趋势仍然是上升的。
4、2004年4月－2007年10月：宏观经济政策加强改善前提下的股市波动状态
从2003年第二季度到2004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运行已处于由局部过热向总体过热的边缘，特别是部分行业过热、投资需求过旺、信贷投放过快。随即，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如央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上调存贷款利率、处置“铁本事件”、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日、全而清理整顿开发区、治理整顿上地市场等等。2004 年10 月央行决定第三次加息，股指继续下探。2004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为2005年经济政策定下基调：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至此长达7 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正式淡出。
2005 年5月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加速了股指的赶底运行。6月6日，上证指数终于探底998.23点后企稳横盘。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确立后，人民币开始不断升值。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中国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并存的现实出发，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更加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手段。2006年4月央行全面上调各档次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由于此次加息是针对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矛盾而做出的及时调控，有助于经济运行的稳定。由此也拉开了股市随后的主升行情的序幕，伴随着成交量的巨幅放大，股市日益活跃，股市终于走出长达4年的漫漫熊市行情。随着2007年的开始，人民币升值速度的加快（2006年升幅为3.35%，2007年升幅达6.9%）[5]，股市的牛市行情愈加火爆。同时，2007年中国基金业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与辉煌，呈爆炸式增长，基金开户数超过1亿。伴随着投资者开户数不断增长、居民储蓄大搬家、新股申购资金屡创新高，股指不断被推高，呈单边上扬格局。至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史无前例的上涨至6124.04点的历史最高点，相对于2005年6月998.23点的底部，最大涨幅达513%。“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也首次写进了中共十七大报告。
5、2007年11月－2008年12月：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调整背景下的股市波动状态
2007年11月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向全球蔓延。中国经济上行动力正在逐渐削弱，而下行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是中国10年来首次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已实施10年的稳健货币政策行将结束。为进一步落实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加强对流动性的管理，2007年12月央行宣布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这是中国2007年内第六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此外，央行还在此前连续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使其达到历史最高14.5%。2008年1月央行为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再次宣布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这使得中国存款准备金率上升至15%，达到历史新高。此后，上证指数在短短的一周之内下跌了近千点，自此股指走入了一个下降通道，一路“熊途”漫漫。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外部需求显著减少、中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等，中国政府高层密切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审慎而灵活地实施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2008年伊始，由于此前中国经济已经连续5年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中央将这一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定位为“双防”（防通胀和经济过热）。至2008年中，鉴于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物价涨幅却仍未得到有效控制。2008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下半年宏观调控任务定位为“一保一控”（保增长和控通胀）。9月美国金融危机全面恶化，并迅速波及到全球实体经济，中国经济也同样受到波及出现了快速的下滑。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对宏观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同时，公布了今后两年总额达4万亿元的庞大投资计划，并出台10项强有力的扩大内需之举。随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宏观政策基调被完善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的快速变化，同时也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主要工具运用的频率明显加快。自7月份以来，央行连续4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12月国务院研究确定了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九条政策措施，首条措施即为“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等。总言之，2008年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及手段，除了频次快、范围广之外，力度也是历史空前的。
从股票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来看，在经过一个惯性的增长之后，向市场价值的理性回归就成为市场下跌的起始动力。同时，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致使世界各大重要市场股指“跌跌”不休，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的股票市场同样也很难独善其身。股指的不断下跌成为2008年中国股市的主要特征。由于现实经济的问题而引发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运行产生了影响，使股市从反方向偏离了真实价值，进而造成了2008年里的非理性下跌。再者，中国股市自身的问题，如再融资、大小非解禁等问题同样在考验着市场的承受力。所有这些因素，促使股指的下跌已经开始超出了理性的范畴。恐慌下跌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许多股票的价格甚至跌破发行价，股指一再下破前期低点。2008年10月28日上证指数创出本轮下跌的历史新低点1664.93点。虽然随后，随着11月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条措施，上证指数出现了1周300多点的上涨，并曾在12月反弹到2100点以上。但到2008年12月底，上证指数仅收于1820.81点。
由2007年底的5261.56点跌至2008年底的1820.81点，上证指数全年下跌了65.39%，创同年世界跌幅之最和中国证券市场历史跌幅之最；沪、深两市总市值由2007年末的32.71万亿元降至12.13万亿元，总市值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末的132.6%降至48.6%；A股平均市盈率降至约15.19倍，为历年末市盈率水平最低值。[6]
股票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中国股市即中国股票市场，1989年开始作为试点，本着试得好就上、试不好就停的理念建立。所以在1995年之前的股市运作中，最大的利空通常是中国股市试点要停、股市要关门这类消息。后受“3.27国债期货事件”影响，中国期货市场于1995年进行全面的整顿清理，中国股市成为扶持的对象，这样股市才由此迎来了真正的利好，转而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
股票市场发展大事记录：
1984年7月，北京天桥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股份制也由此开始进入了正式试点阶段。
1986年9月26日，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业务部的开张，标志着新中国从此有了股票交易。新中国第一股——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在南京西路1806号静安证券业务部正式挂牌买卖，当天上市的100股股票不到一个半小时即被抢购一空。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并向其赠送了中国第一股——飞乐音响股股票。
1990年3月，政府允许上海、深圳两地试点公开发行股票，两地分别颁布了有关股票发行和交易的管理办法。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
1990年12月25-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强调要“逐步扩大债券和股票的发行，严格加强管理。发展金融市场，鼓励资金融通，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建立和完善证券交易所，并形成规范的交易制度。”这将证券市场的发展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从而肯定了证券市场应有的地位。
1992年1月18-2月21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1992年1月19-23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在了解了深圳股市的情况之后，邓小平同志指出：“有人说股票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在上海、深圳先试验了一下，结果证明是成功的，看来资本主义有些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拿过来用，即使错了也不要紧嘛！错了关闭就是，以后再开，哪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事情。”
1992年2月11日，国家主席杨尚昆视察上海证券交易所。
1992年5月，《股份公司规范意见》及13个配套文件出台，明确规定在我国证券市场，国家股、法人股、公众股、外资股四种股权形式并存。
1992年9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视察深圳时表示：“股票上市的信心和决心坚定不移，深圳和上海要办成全国的股票交易中心，为全国服务。”
1992年10月12-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工作报告。该报告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要积极培育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
1992年12月17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它是在证券市场短期内出现深幅调整和剧烈震荡的背景下发出的，是中国第一个有关证券市场管理与发展的比较系统的指导性文件。 《通知》内容涉及理顺和完善证券市场管理体制；严格规范证券发行上市程序；1993年的证券发行问题；进一步开放证券市场；抓紧证券市场法制建设；研究制定证券市场发展战略和规划，加强证券市场基础建设；加强证券市场管理，保障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七个方面。 《通知》的发布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的管理进入规范化轨道。
1992年底，“红庙子”（成都一条街道的名称）自发地出现了一个买卖内部职工股等未上市股票的市场，被称为“红庙子市场”。当时，来自深圳等地的大户们在此大笔收购四川省内公司发行的尚未到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的股票，使这些股票的价格纷纷上涨。有人形容，“你在红庙子市场这头买了股票，刚走了200米，你的股票就翻番了”。1993年3月初，每天有数万人次在这里交易，几乎所有四川境内（除重庆外）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内部股权证，都陆续进入自发交易市场，甚至债券、股票认购收据都在市场上“炒”，交易品种最多时达70～80种。1993年5月，政府开始干预，采取了一些禁止该种形式交易的措施，成都“红庙子市场”被取缔。
1994年6月17日，国务院颁布《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明确指出，今后股票、债券发行要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产业。
1995年3月，证券市场在发展4年多以后正式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1995年9月25-28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坚持以间接融资为主，适当扩大直接融资”，“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和股票融资”，“对银行、信托、保险和证券业实行分业经营，依法管理。”“建议”已将证券市场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95年12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陪同下视察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指导证券市场当前工作和未来发展的“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八字方针。
1996年4月1日，国务院批示证券市场要“稳步发展，适当加快”。
1996年10月起，管理开始变调，连连发布了后来被称为“十二道金牌”的规定，大致有：《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关于防范动作风险、保障经营安全的通知》；《关于严禁操纵信用交易的通知》；《证券经营机构证券自营业务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的通知》；《关于严禁操纵市场行为的通知》；《关于加强证券市场稽查工作，严厉打击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通知》；《关于加强风险管理和教育工作的通知》等。
1996年12月1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鉴于当前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热问题十分突出，为引导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风险宣传；增加市场供给；摘要公布《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整顿金融秩序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紧急通知》；从严查处证券违法违规案件；建立涨跌停板制度和市场禁入制度，进一步规范市场行为。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共分4个部分：股市因何出现暴涨、股市有涨必有落、坚持“八字方针”规范证券市场、进一步抑制过度投机。文章指出，当前一个时期的股价暴涨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造成股价暴涨的原因，主要是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体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因素。文章表示，“有涨必有跌”，当前的股票市场存在极大风险，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抑制过度投机，防范市场风险，维护市场稳定发展。这引发了连续两日两市大盘跌停行情。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对化解股市风险、保障社会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97年3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规范证券、期货市场，增强风险意识”。由此1997年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证券期货市场防范风险年”。
1998年3月25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方案的通知》，要求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彻底清理和纠正各类证券交易中心和报价系统非法进行的股票、基金等上市交易活动，严禁各类产权交易机构变相进行股票上市交易。4月2日至3日，中国证监会召开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方案的通知》座谈会，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同志作了题为《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做好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工作》的讲话，讲话指出，当前证券工作要抓好两件大事：一是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抓好证券监管体制的改革和证券市场的清理整顿；二是发挥证券市场功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和三年解困服务。
1999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涉及资本市场的有：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国有企业，可通过境内外资本市场筹集资本金，并适当提高公众流通股的比重；有些企业可以通过债务重组，在具备条件后上市；允许国有及有关控股企业按规定参与股票配售；选择一些信誉好、发展潜力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不影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所得资金由国家用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完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进一步推动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2001年1月，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央电视台发表了著名的“赌场论”，五大经济学家公开回应吴敬琏的观点，由此揭开了中国股市大讨论的序幕。
2000年3月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进一步规范和发展证券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完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支持国有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
2001年3月5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做《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提出“规范和健全证券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上市”。
2001年6月6日，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有股减持主要采取国有股存量发行的方式。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未满三年的，拟出售的国有股通过划拨方式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并由其委托该公司在公开募股时一次或分次出售。国有股存量出售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减持国有股原则上采取市场定价方式。
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减持国有股筹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宣布是国有控股公司发行流通股时，国有股减持10%充实社保基金。
2001年6月14日，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暂行办法》，国有股减持办法出台。2001年6月14日，上证综合指数出现2245点的历史最高点。此记录直到2006年12月14日才被刷新。
2001年7月24日，新股发售“减持”开始。随后上证指数数日连续下跌。2001年7月26日，烽火通信、北生药业、江气股份、华纺股份四只新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网发行，并以发行价减持国有股。标志新股发行配合国有减持方案正式启动。
2001年10月22日，证监会紧急叫停《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暂行办法》。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决定暂时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办法》第五条关于“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的规定。受此影响，10月23日沪深股指大幅上涨，两市全天共成交290.22亿元，为年内最大成交量。10月24日，沪深股市涨幅接近涨停板。
2002年6月23日，国务院决定，除企业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国有股减持”正式叫停。次日市场爆发井喷式“6?24”行情。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九条”），将发展中国资本市场提升到国家战略任务的高度，提出了九个方面的纲领性意见，为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4年2月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九条），提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和战略出发作出的重要决策，各地区、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共同为资本市场发展创造条件，积极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
2004年2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在晚间七点播报了由国务院签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因有九条意见，俗称“国九条”。“国九条”是战略性的和纲领性的，试图从整体上来统筹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
2009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维护股票市场稳定，发展和规范债券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
2009年12月5-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中国股票发展史？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1、1990年－1991年是股市的初创阶段。
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沪、深证券交易所的相继挂牌营业，股票集中交易市场正式宣布成立，中国股市由此第一次具备了资源配置的功能。这一阶段是中国股份制改革起步初期，各项基本制度在探索中逐步建立，资本市场大多处于自我演进发展状态，资本市场体系初步搭建，整个市场规模较小，并以分隔的区域性试点为主，股票市场的发行和交易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缺乏统一规范和集中监管。同时，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
2、1992年－1997年是股市的试验阶段。
此时股市能否长期存在仍然受到所有制问题的困扰，姓资还是姓社，成为影响股市存活最重要的话题。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时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1]此后，中国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制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更多的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并开始在资本市场发行上市。1993年，股票发行试点正式由上海、深圳推广至全国，打开了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由此中国股市也于1996年5月迎来了大牛市行情。由于尚未形成完善的供求机制和市场监控机制，高速发展的股市立即出现了许多问题，股市价格暴涨暴跌，投资者尚未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投机之风盛行，黑市行为大量滋生等。打压整顿股市也因此成为接下来的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从证券监管的角度来看，1992－1997年是由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共同参与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的过渡阶段。股市的监管机制开始形成，监管体系初具雏形，并规定了涨跌幅及交易量限制。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第一次从宪法的层次上承认“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个特殊形式”，至此，股票市场的地位正式确立。
3、1998年－2001年是股市的规范阶段。
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始正式启用法律法规手段规范管理股票市场。1998年4月起建立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国务院确定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单位，成为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同时其职能得到了加强。1999年股市又一次出现牛市行情高潮，一直持续到2001年。然而，太过火爆的股市已经严重脱离了基本面的支持，市盈率奇高，大量违规行为也不断被暴露出来，银广夏、蓝田等上市公司事件的发生就是当时股市混乱的缩影。同时股市的作用被定义为“国企解困”的一个重要途径，大量国企进入股市寻找资金，其上市公司质量参差不齐。以1999年7月《证券法》的颁布实施为标志，中国股票市场步入了以“规范与发展”为主题的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建设也逐步走向成熟。经过几年的法制建设，中国证券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到2001年底，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公司法》、《证券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为补充，以部门规章为主体的系统的证券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4、2002年－2004年是股市的转轨阶段。
随着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建设步入法制化、规范化发展阶段，随着国内宏观经济矛盾的转移，对股票市场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化——它不仅是筹资的工具，而且股指的上涨还能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增长，有助于改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等。股票市场的地位被提升到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考虑。中国股票市场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中央高层领导提出股票市场不仅要为国有经济改革服务，而且要为国家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服务。但是，由于此阶段股票市场的制度安排、制度建设不尽合理，再加上盲目借用外国（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对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殊性认识不够，使得中国股票市场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高层次、综合性功能的发挥仍不理想，社会各界对中国股票市场功能发挥的现状有颇多不满。新一届的中国证监会开始着手完善监管体制。然而在股权分置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前提下，国家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改革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这一阶段股票价值被严重低估，价格甚至一度低于面值，股市不仅没有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功能要求，甚至连最基础的筹资功能也无法实现。2003年底至2004年上半年，南方、闽发、“德隆系”等证券公司长期积累的问题和风险集中爆发，是中国股票市场运行中不健康因素的集中反应。2004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九条”），表明了政府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决心，以促使资本市场的运行更加符合市场化规律。
5、2005年至今是股市的重塑阶段。
2005年5月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股市重塑的一个过程。作为历史遗留的制度性缺陷，股权分置在诸多方面制约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截至2007年底，沪、深两市98%的应股改公司完成或者已进入股改程序，股权分置改革在两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自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中国股市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正在承担分流银行资金和加快直接融资步伐的功能。尤为重要的是，股权分置改革以后，资本市场的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得以实现，中国一大批公司成功上市。特别是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国国航等超级大盘股的顺利发行，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完全恢复了首发融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使中国资本市场进入了蓝筹时代。此外，中国股票市场还进行了包括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改革发行制度等一系列改革。经过这些改革，投资者信心得到恢复，资本市场出现转折性变化，沪、深股指纷纷创出历史新高。人民币不断升值这一重大货币、汇率政策，也是造就中国股市2005－2007年大牛市行情的基本背景之一。截至2007年底，中国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1550家，总市值达32.71万亿，相当于GDP 的132.6%，位列全球资本市场第三，新兴市场第一。2007年的IPO融资4595.79亿元，位列全球第一。日均交易量1903亿，成为全球最为活跃的市场之一。[2]由于股票市场的改革和创新，资本市场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全社会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资本市场的功能和作用。
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
第二十章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30年
第二节 证券市场发展的成就和基本经验
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随着证券市场各项功能逐步健全，它也推动了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引领了一系列经济和企业制度变革，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证券市场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
一、证券市场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和企业改革的深入
在计划经济时期，资源主要通过行政手段配置，经济整体运行效益低下，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市场化，证券市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平台。截至2006年底上市公司市值占GDP的比重超过50%；宝钢、中石化、工行、中国人寿、大秦铁路等规模大、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日益成为证券市场的骨干力量；同时，上市公司的行业布局日趋丰富，产业结构由以传统工商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电信、电子、电力、石化、金融等基础和支柱产业为主的新格局，证券市场对国民经济的支柱作用逐步显现.如图20.4和图20.5所示。
证券市场为企业拓宽了外部融资渠道，改变了原来单纯依赖银行贷款和财政拨款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负债率。截至2006年底，企业在股票市场共筹资11300亿元，在企业债市场共筹资6155亿元。同时，证券市场加速了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增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了一批企业的壮大，并促进了机械制造、金融、电子、能源、钢铁、化工等行业的发展。
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成为股份制企业，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并逐步建立起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随着资本运作理念逐渐被接受，国有资产管理开始以企业监管为主向资本运营方向转变，并在国有企业中推动建立了风险管理机制和企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特别是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股价表现和市值变化将逐步成为衡量国有资产运营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
中国证券市场在自身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促进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多数国有上市公司走在了股份制试点的前列，起到了先导和示范作用，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证券市场还推动了企业建立公司治理机制，使公司治理从被忽视到被高度重视、从无章可循到日趋完善。上市公司普遍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框架，股东大会作用日益加强，中小股东参与积极性逐步提高，维权意识不断提升；董事会运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不断增强，议事机制不断完善；监事会的监督作用也逐步发挥。同时，股权激励机制的引入，使管理层与股东间的利益更加趋同，有助于上市公司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此外，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信息披露制度的逐步完善，使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督机制开始得以发挥。
二、证券市场带动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进展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完全主导，金融结构严重失衡。证券市场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这种局面，金融结构有所改善，如图20.6所示。
近年来，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实现了产权主体多元化，并改善了公司治理结构。长期以来，存贷利差是中国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从国际发展趋势上看，商业银行已经从以存贷款业务为主的传统业务领域转向以中间业务为主的现代业务领域。证券市场的发展为银行提供了具有高附加值的业务，如基金代销、基金托管、第三方存款托管等，拓宽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范围，中间业务收入逐年增加。2003~2005年银行代销基金情况如图20.7所示。
此外，证券市场的发展也为银行和保险等金融机构提供了多元化的资金运用渠道。银行通过投资于国债、企业债等固定收益产品，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结构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图20.8所示，银行存款在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中的比重逐渐下降，证券投资基金和股票投资逐渐上升，证券市场推动了保险公司盈利模式的转型。
三、证券市场促进了中央财政收入的提高
当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建成，并开始将它主要用来拓宽国有企业融资渠道后，就极大地改变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市场筹资举步维艰的状况。我们可从表20.2明显地发现，当市场处于早期自发形成阶段时，1984~1989年总共筹资19.33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3.23亿元人民币；当两个证交所成立以后，1990~1996年总共筹资1163.74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166.24亿元人民币（是1990年之前的51.47倍）；而1997年中央政府接管证券市场的主导权以后，1997~2007年总共筹资17453.71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1586.71亿元人民币（是1990~1996年的9.55倍）。
同时，市场收益开始显现政府财政收入的财富效应。1997年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管制方式发生根本转变之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分配比例从地方政府占大头颠倒了过来，如表20.3所示。从1997年1月1日起国务院决定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调整为中央80%，地方20%；1998年6月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再次调整分享比例，改为中央88%、地方12%；从2000年10月1日起将分享比例由中央88%、地方12%，分三年调整到中央97%、地方3%，即：2000年中央91%、地方9%，2001年中央94%、地方6%，从2002年起中央97%、地方3%。
四、证券市场加速了社会转型的进度
证券市场的出现使居民的投资品种由早期单一的储蓄，扩展到股票、国债、公司债、基金、权证、期货等，并由此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同时，证券市场的出现，也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多新的理念。“家庭理财”的概念开始普及，投资者账户数由1992年的835万户上升至2006年的近8000万户，如图20.9所示。居民也通过投资证券市场而开始关心企业和宏观经济的发展。
证券市场在中国的出现催生了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证券服务机构随着市场的发展，它们不仅通过帮助企业壮大而为中国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推动了投资银行、证券经纪和销售、资产管理、证券分析、证券咨询等新职业的兴起，为中国金融业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
证券市场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自身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法规体系，而且推动了其他相关法规的完善。如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的出现推动和加速了《公司法》及《破产法》的出台与修订，新的证券品种的不断出现推动《物权法》对于新型物权的保护，大量国有资产管理立法不断出现和调整，刑事立法不断修订以应对更多的犯罪行为，等等。
证券市场的发展对企业会计制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推动中国会计准则不断完善和标准化，特别是新会计准则、审计准则的实施，大大缩小了与国际标准间的差距，有助于提高我国证券市场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使之逐步走向较为科学地反映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为投资者以及其他相关主体服务。
另外，证券市场的发展对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意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此也推动了信用体系的初步建立。
证券市场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影响。证券市场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壮大和行业的整合，改善了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上市公司日渐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证券市场也推动了中国金融结构的转型，增强了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改善了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提高了其运作水平。与这些成就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证券市场在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引领了中国社会经济中的许多变革。证券市场带动了股份制公司在中国的普及，推动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中国经济社会的确立，完善了相关的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并促进了中国社会信用体制的逐步建立。同时，证券市场开始走入中国社会的千家万户，财富效应初步显现，理财文化悄然兴起。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从其开始的第一天起，就站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最前沿，而从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探索到的经验和规律，同样也能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其他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
摘自《发展和改革蓝皮书》
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是什么样的
诚实守信是人类最古老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但在今天，这一向来被奉为圭臬的传统道德像一条遍体鳞伤、备受侵蚀的大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考验
检视现实社会生活，不诚信的现象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高发与泛化，强烈地预示着我们已濒临诚信严重缺失的社会信用危机中。
首先，在经济生活中不诚信现象最为突出，无论在产品信用、商业信用，还是金融信用上，皆有种种恶劣的表现：
如在产品信用方面：一方面是这些年虚假的广告宣传、产品的说明介绍、质量保证的承诺让人眼花缭乱，屡屡上当。另一方面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各种制假售假手法花样百出。2001年仅以“问题食品”为例，先是“毒大米”，接着是3月份的“毒瓜子”，7月份的泔水油，9月份的农药蔬菜，中秋的“黑心月饼”，11月份的“毒狗肉”和“瘦肉精”……侵犯的就不仅仅是消费者的正当权益，甚至直接威胁到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在商业信用方面，这些年各种商品流通过程中、经济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坑蒙拐骗行为成了一些人发财致富的“法宝”，我国票据市场的失信和欺诈已经使票据成为资金风险的承载体和聚焦点，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一大毒瘤，还有各种企业之间的三角债、经营者之间的拖欠赖账、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等。在金融信用方面，对企业没有信用纪录，对银行没有信用考评、信用纪录，对担保没有信用评估系统，对政府没有失信惩罚规范，以至出现许多银行呆坏账、信用卡欺骗；而在证券市场上，各种形式的造假也是层出不穷，编造报表、虚增利润、隐瞒重大事项、伪造银行对账单等各种形式的财务造假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除此之外一些服务性中介机构如会计审计、法律服务、评估监理、技术咨询、房地产中介等领域除了服务质量低下以外，还常常违反独立、公正诚实的基本职业道德，这些现象已造成经济领域的混乱，严重扰乱市场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
其次，在政治生活领域的诚信缺失，既表现在领导决策及其执行过程中，也体现在党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思想、作风上。
具体体现在社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政府行为上，一些党政机关还存在随意性、缺乏程序规范和严格的法治意识，以至发生诸多失信于民的现象。政治生活领域信用缺失另一个更为明显的表现是工作中耍花架子、搞形式主义、浮夸虚报搞欺骗和弄虚作假。诸如“政绩工程”、“升迁工程”和类似“数字出官”和“官出数字”屡见不鲜。值得指出的是，政治生活领域的这种不诚信现象常常与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如影随形。
除此之外，不诚信现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相应的表现：特别是在职业生活领域，敬业精神与诚实劳动在相当部分人中失去以往的崇高价值，像日前炒得沸沸扬扬的足球“黑哨”现象即是典型一例；在个人生活领域，许多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自己，急功近利，言而无信，还有各种形形色色的假机构、假警察、假工商等假公务人员，甚至假新闻、假婚姻、假文凭、假考、假招聘、假唱等等，这些不诚信社会现象的空前泛滥，使得社会信用正面临严峻的危机考验。
当前社会各个领域存在的信用缺失现象已经不仅仅干扰了正常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秩序，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诸多问题，而且一旦这种现象滋长蔓延，必将进一步损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生活中的不诚信严重危害着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社会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没有信用，市场经济就无法维系。伴随以上经济领域不讲信誉、破坏信誉而来的市场信用的恶化，带来许多消极的效应，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是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使得企业的生产交换不能正常进行、资金周转受阻，银行业务无法进行，没有信用，股票、债券等市场无法健康发展。二是增加了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企业信用也是一种生产力，它主要体现在可以使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摆脱诉讼、提高竞争力等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失信也必将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三是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叫“商海无桥信做舟”。一个地方的招商引资和对外合作，若丧失了诚信，也就找不到市场伙伴，也就失去了市场。
政治生活中的不诚信不仅严重影响了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威信，而且它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不仅仅局限在政治生活领域内。
如果党和政府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也就等于说我们的事业失去了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国家公务人员，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往往能产生无可比拟的社会示范效应。如果政治生活中的不诚信现象任其发展，就使得不诚信在某种程度上将成为一种社会生存环境，那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局面。
此外，社会生活中各种失信现象的泛滥客观上导致社会风气的毒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将使人们陷入怀疑一切的境地。当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因为怀疑、戒备而使得真诚、友善荡然无存，这不能不说是最大的悲哀！
导致大量社会不诚信现象产生，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历史的根源，更有现实的社会土壤
首先是源于我国信用制度和信用管理体系基础建设的薄弱，社会规范、制度安排的不成熟、不合理。
根据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看法：以往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稀缺经济资源由政府直接通过行政命令在所属的各单位之间配置，信用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辅助手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用基础建设落后，必然导致信用关系混乱、各种失信行为广泛发生。从实际情况看，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认真研究信用问题，没有完善的管理信用立法，没有有效的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没有信用管理中介服务机构，更没有开展有关信用管理的全民教育，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这使得我们的社会信用基础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显得相当脆弱。从经济学上讲，如果一个社会在社会规范、制度的安排上使得守信的收益不明显，而失信行为的成本远低于其收益，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一个完善的信用制度和相应的信用监督奖惩机制，信用优良主体得不到相应的肯定鼓励，给予优良的待遇，必然会导致优良主体最终放弃优良原则。这种经济学中的“格雷欣法则”（劣质驱逐良币），不仅在经济生活领域，在政治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同样适用。这也正是我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用失范问题的关键原因。
其次是源于思想道德教育，特别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诚信教育的薄弱欠缺和社会舆论媒介的引导和监督的乏力偏失。
我们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呈现出日益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四个多样化”的新形势使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面临更为严峻、更为紧迫的新局面。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许多人往往比较看重的是物质效益、经济效益，而精神效益、社会效益被摆在第二位，社会责任意识、道德要求常常是被忽略的。“信”是一切德行的基础，由此形成了许多相关的道德，但由于转型时期急剧的社会变革，使得适应于现代社会的道德规范的调整和创造相对于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显得相对滞后，包括 “诚实守信”在内的许多道德原则在很多时候、很多领域被忽视、淡忘甚至被抛弃。同时，诚信的维系离不开舆论媒介的引导和监督。这几年，舆论媒介对激励先进、倡导诚信、鞭挞落后、揭露黑假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应该看到，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由于出于错误的思想指导（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出于利益的考量，舆论媒介此时常常不能及时有力揭露制止虚假不实现象。
其三，社会诚信缺失不仅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的根源，落后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消极影响扭曲了诚信意识。诚信的基本要求是真实，没有真实也就没有了诚信。然而，中国长时期的封建专制，民众的命运随时会因为当权者一时的喜怒哀乐而改变，说谎献媚往往可以给人带来好处，真诚信实却常常吃亏遭殃，因此造就了许多人不能坚持实事求是。这种消极落后的思想意识，在我们当前各种民主制度还不健全、社会民主风气还不浓厚的条件下，仍有其存在的土壤，这是社会（特别是在思想政治领域）诚信意识缺失的重要原因。
第四，社会诚信缺失现象的产生也包含着各种主观因素。其中既包括一些人出于急功近利的心理，也包括一些行为者出于私利的因素，使许多人变得短视功利、心态浮躁，失却长远的理想精神追求，做出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之举。
除此之外，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原有的道德秩序受到冲击，新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秩序又未建立起来而引发的混乱，加之市场经济的不够发展，市场机制的不够完善，法制的不够健全，国家公务人员道德法规化的滞后以及选人用人制度上的缺陷等，都是导致社会诚信缺失的重要根源
分析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
下面这些分析的很好，希望对你有帮助！！
1 证券市场的现状分析
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证券市场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初期。 1981年到1987年国债年均发行规模仅为59.5亿元，进入90年代以来国债发行数额年均达到千亿元。 而1997年已达到2 412亿元。在股票市场上，迄今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已达900余家，上市股票市价总值达2万亿元。 我国资本市场在短短十几年，达到了许多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实现的规模，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但也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严重制约了证券市场自身功能的发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主要是：
1) 证券市场规模过小。以股票市场为例，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是从总体规模看，与国外还有相当大差距，参与股票投资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全世界平均为8%左右，发达国家的比例则更高，如英、美均在20%以上。我国目前股市投资者为3 300万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7%。另外，从股市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看，世界平均为30%左右，美、日、英等国均在80%以上，而我国为24.2%，况且在总市值中还包括大部分不流通的市值，如果扣除这一部分，我国股市总值占GDP的比重就更低了。由此可见，我国股市规模较小，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较大差距，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我国扩大股市规模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2) 资本市场主体缺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而目前我国企业主体地位非常脆弱。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约束无力、活力不足仍然是我国企业的主要特征，企业主体地位残缺。另外，我国资本市场主体残缺还表现在投资主体主要是个人，其投资的质和量均较低，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比重明显不足。相比之下美国等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其机构投资者主要有年金基金、商业银行信托部、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由于机构投资者是专业性金融中介机构，其投资活动具有投资量大、交易费用低、交易风险小的特点，很受大众投资者的欢迎。如美国，每4户人家就有1户向投资基金投资。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机构性投资者发展滞后，这使得仅靠若干家大机构和数以万计的小股民散户所支撑的股市投机盛行，股价暴涨暴跌难以避免，阻碍了股市的健康发展。
3) 市场分割，整体性差。首先，一级市场的发行仍然按地区分配额度，限制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债券地区性发行市场也是按省分派额度(企业债券发行)和按银行分支机构分派额度(政府债券发行)。至于二级市场分割则更为明显，把股票市场划分为A股、B 股和H股，构成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中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使在A股中，国家股流通与转让只限于极少部分，而且A股不允许在沪、深两个交易所交叉挂牌，限制了全国性市场的发展。在股票市场中呈现出A股与B股、H股分割；个人股、内部社会个人股与内部职工股分割，个人股市场与法人股市场分割。如此繁杂的分割，不但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惯例接轨。
4) 市场中介机构不完善。证券中介机构从广义上讲就是在证券市场上为参与各方提供服务的机构。我国目前的中介机构主要包括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等，虽然其业务已涉足证券的承购包销、发行、交易、自营、财务顾问等内容，但与国外投资银行业务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功能缺陷，例如投资银行核心任务之一的购并业务对于我国中介机构来说几乎还未曾涉及。西方国家的公司购并活动大多由投资银行策划完成，投资银行起着搭桥牵线、筹划交易过程、为交易筹措资金和参与交易谈判等重要作用。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中介机构，这就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重组活动的顺利开展。
5) 流动性不足。流动性是指市场中存在大量的流通性强的金融工具，同时又有大量参加流通的主体。检验市场流动性通常可从交易量和成交价的关系入手，二者的关系越密切，流动性就越差。美国股市中二者变化的关系指数为0.01，而我国沪、深A股市场的关系指数分别为0.52和0.40，说明我国股市整体流动性是比较差的。造成股市流动性差，一方面与资本市场中介机构投资者参与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与国家股不能进行交易、法人股在STAQ和NETS市场交易微弱有很大关系。流动不足使股票价格扭曲，资本流动失去了动力和方向，资源配置功能受到抑制。另外，由于国有股不能流通，这将对国有资产的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
6) 资本市场交易工具品种单一、结构残缺。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中，资本市场工具保持多样化趋势。以香港资本市场为例，目前国际市场上的金融衍生工具中80%以上已被其采用；在股票市场上，不仅出现了期指、期权、认股权证等投资品种，而且这类衍生工具的交投大有超过现货市场之势。香港上市公司在债券市场上的集资形式更为多样化，在债券、票据和存款证3种形式的基础上，先后出现了浮息工具、变息工具、可换投股债券、信用卡应收债券等多种形式，目前在联交所挂牌买卖的债务工具已增至129种。相比之下，我国大陆的资本市场除股票外，5年以上的交易工具几乎没有，而1～5年的交易工具又受到种种限制，这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7) 证券市场制度不健全。证券市场制度是支撑证券市场高效、公平运转的基础，包括信息披露制度和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等。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无论从制度本身还是从执行上看都存在信息公开不够的问题，表现在一些重大信息披露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极大挫伤了股民、债券投资者的信心。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是指证券投资者在获取有关信息后，被给予证券投资期收益以必要的保障和实现的制度。我国证券市场的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很不健全，使投资者面临的市场风险过大，严重措伤了股民的投资积极性。
近年来我国已制定了《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然而证券交易的基本法规《证券交易法》尚未制定，证券法规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导致证券交易的某些环节无法可依，加之对已颁布的法规执行不力，证券交易的违规和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我国1995年发生的“三.二七”国债期货的严重事件，主要原因就是证券法规不健全、监管不严造成的。
2 证券市场的发展构想
2.1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进资本市场主体发展
证券市场主体质量的高低，对我国证券市场能否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资本市场主体的发展。
1) 取消额度管理代之以核准制。股票和债券市场的额度管理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手段，由于对证券发行标准制定较低，这给行政部门行使权力提供了较大空间，政府为企业包装上市，后患无穷。为此，国家主管部门应该严格上市公司审批，提高上市标准，取消或减少行政干预，将证券市场的额度管理换之以核准制，使符合上市标准的企业都能通过竞争达到上市的目的。这样既增强了市场参与的公平性，又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使企业经营者把精力真正放在如何转换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效益上，而不是通过旁门左道达到上市的目的。国家可以对不同行抵贫ú煌?纳鲜斜曜迹?源俳??到峁沟牡髡?T谔岣呱鲜泄?局柿康那疤嵯拢?黾由鲜泄?镜氖?浚?迪止墒械睦┤荩?俳??每焖傩?鞣⒄埂?
2) 强化上市公司淘汰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不但要转轨，更要转制。而目前有些股份公司上市后不思进取，“穿新鞋，走老路”，把股市看作“圈钱”场所，效益下降甚至亏损。 1997年有11.8%的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小于0.05元，如此低的回报会打击股民参与二级市场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股市的扩容。因此，建议对于那些业绩长期不佳的上市公司，证券管理部门应给予警告、停牌直至摘牌，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只有上市公司质量提高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扩容才会有保障。
2.2 增加资本市场的交易品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应根据居民、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的不同投资与筹资需求，在考虑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不同组合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门类齐全的资本市场交易工具。特别是可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增加证券品种，拓宽融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可转换债券是具有双重身份的证券，它首先作为一种债券，享有一定的利息收入，同时能以一定条件换成股票，兼备了债券和股权证两种证券的性质。可转换债券的双重性质决定了它对活跃证券市场的特殊作用与独特地位是其它证券品种无法替代的。 应该说，可转换债券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资本市场具有更大的激活作用，可以丰富证券品种，扼制过度投机。除可转换债券外，还可考虑进一步发展期货、认股权证等其它金融衍生工具。因为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价格风险将会突出，必然要求金融市场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价格发现机制，而传统金融工具难以完成，只有引入衍生金融工具才可达到转移风险、重新分配的目的，进而满足市场需要。衍生金融工具还能促进相关基础市场的流动性，形成均衡价格，合理安排资源配置。在发展金融衍生工具时应立足国情，着重发展以规避风险和保值为主的衍生金融工具，而且要做到立法与监管先行，对于投机性过强的诸如股票指数期货等可暂缓发展。
2.3 大力发展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
发展投资基金，增加机构投资者是改善当前投资主体结构失衡、提高市场活动水平、使资本市场逐步趋于规范的重要措施。这对于扩大证券市场规模、强化投资功能、减少投机性和盲目性，使我国股市长期稳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为了更好地推动投资基金的发展，应做好以下工作：
1) 扩大投资基金的发行数量。我国目前的投资基金仅一百多亿元，在股市中所占比例还很小，远不能起到稳定股市、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高达近5万亿元，如果有10%用于基金投资，就会给证券市场注入近5 000亿元的资金，这将极大缓解股市的扩容压力，又能化解一部分银行风险，可谓一举两得。同时，投资于基金的风险较股票小，收益又较债券高，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投资工具。
2) 增加投资基金的种类。在今后基金的发行中，可以开设多种不同投资方向、不同投资风险的基金品种。 例如，可设立企业重组基金为企业重组提供资金支持，也可设立专门投资于高科技产业的基金来支持国家产业政策，还可设立在债券与股票市场有不同投资比例要求的基金。这样可以使广大投资者根据自身喜好，选择不同风险基金，从而大力推动投资基金的发展。
3) 逐步发展其它机构投资者。目前可对保险公司开展证券投资进行试点。在总结经验，完善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养老基金等进行证券投资，以起到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
2.4 逐步解决国有股上市流通问题
国有股上市流通是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规范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国有股作为股份资金本身就要求具有资本的流动性，这是市场条件下进行资源配置的基础。第二，国家作为国有股的股东常常因为需要调节财政收支平衡或调整产业结构而收回投资，可是国家股不能上市流通，以上目标就无法实现。有人认为国家股上市流通，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其实，资产与资金只是形态上的改变，不存在流失问题，资产不流动、不能发挥效益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此外，国家也需要通过国有股上市流通来回避或降低投资风险。第三，国有股上市流通也是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开放发展并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当前国有股上市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模式：
1) 国有股单独设市流通。这种方式可以满足国有企业实现战略性改组的需要，同时由于未与A股、个股并轨流通，也不会对A股、个股市场形成直接冲击。将国有股单独设市流通还可使国企间的收购、兼并等重组活动公开化、市场化，促进国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自觉努力增强竞争力，加快国企改革步伐。
2) 国有股与A股个股合并流通。可以根据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额来对国家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进行缩股，从而大大缩小上市公司中的国家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的规模，以便在缩股后分阶段上市，这样可以大大减小对个股的冲击，同时也不会对新股发行造成过大压力。否则按现在的路走下去，每上市100亿新股，市场的总面值就会增加400亿，这样，矛盾的累积会越来越多，一旦经济形势发生大的变化，股市就会有崩盘的危险。
2.5 加快立法进度，规范证券市场
证券市场是高度信用化的市场，只有建立起严密的法律体系，各交易环节严格按法规操作，才能保证交易活动的安全和可靠，保护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降低证券交易风险，使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因此，应尽快制定《证券法》及与其相配套的法规制度，使证券交易活动的各环节有法可依。同时在法规制定后，严格贯彻执行，加大监管力度，对在证券交易活动中的违法违规活动，一定要严肃查处，对那些置国家政策法规于不顾，从事严重证券交易违法活动的当事人要给予坚决打击，使我国证券市场尽快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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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开发
人力资源开发，就是指对各类有劳动能力的人进行招聘、选拔、培训、提高，使之能力更强，作用更大；人力资源管理就是指对一定范围内的有劳动能力的各类人员的合理安排、优化组合、鞭策激励、重点使用，使之发挥最大潜能和效用。
一、金融全球化对我国金融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提出了挑战
金融全球化包括了金融业务全球化、金融机构全球化、货币全球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等方面的内容。金融全球化必然加速全球金融人才的流动。
近年来，在我国一些发达城市和地区，金融业人才流失已较为严重，大批中青年骨干被外资金融机构挖走，他们不仅带走了技术，也带走了信息和优质客户。由此可见，我国金融业人才竞争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金融的全球化已经对我国的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提出了挑战。
二、我国金融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固守传统的僵化的人事管理观念
传统的人事管理核心在于“管“，“人“要适合于“规章制度“。传统的人事管理担负着检查劳动纪律，处分违章者的义务，其扮演的是执法者的角色，注重对人的监督和控制。规章制度的制订着重强调负激励，员工在管理者的监督下工作，压抑了员工的创造性，造成管理职能错位，工作方式被动。传统的人事管理工作的职能多为工资分配、人员调动、员工招聘等行政事务工作，工作专业化水平低、附加值低，且与企业发展战略脱节，这种僵化的运作模式与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与国际金融业的惯例相去甚远，无法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
（二）缺乏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
外资银行一般将个人发展前景作为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相比而言，中资银行缺乏员工的个人发展规划，仍把职务升迁作为个人发展的唯一途径。没有建立直接与收益挂钩、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等级评定、升迁标准，职责不清晰，奖罚不分明。现有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低。一方面，职工总量过多，人员素质低，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出现管理、专业技术等高素质人才的缺乏。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急需的人才进不来，过多的冗员又分流不出去，人才培养、选拔、使用中的论资排辈、人情关系等问题严重，束缚了人才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三）员工教育培训滞后
目前我国金融从业人员素质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知识结构不合理。许多从业人员对于现代金融概念和操作方法还不熟悉，缺乏必备的新知识和新技能。二是高素质人才严重短缺。我国商业银行在外语、计算机、国际金融和法律方面人才相当缺乏，尤其是经济和金融、会计和电脑、审计和法律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短缺。造成以上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员工教育培训工作滞后。多数商业银行缺乏完整的培训体系，长期以来对人才重使用、轻培养，人力资源智力投资严重不足，难以适应全球化金融市场竞争和发展的需要。现代人力资源理论和实践证明：员工素质和技能的提高是边际生产力增长的支撑点，这就对金融业人力资源的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金融业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单一，人力资源开发主要依赖于岗位培训和晋升职务等传统手段，降低了人力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经营效益，难以适应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总之，我国金融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不容乐观。
三、我国金融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对策
银行的生存与发展受众多因素影响和制约。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劳动者——人力资源，他们是银行所有资源中最宝贵的，因而必须对其进行有效开发与管理。
（一）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观念
抛弃传统的僵化的人事管理观念，尽快树立与当今时代相适应的人力资源新观念，包括人是资源的观念、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人力资本投入优先观念、员工与企业同步成长的观念、引才借智的观念、市场配置的观念、社会评价的观念、法治管理的观念等。把人力资源管理从一般行政管理职能提升为企业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深化内部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
一个合理的人才薪酬制度和具有吸引力的人才价格，是现代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胜的重要砝码。因此，我国金融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薪酬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必须摒弃“官本位“的激励观念，采取全面的薪酬体系，它包括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长期激励和短期激励等诸多方面。外在激励主要指货币化、物质化的手段；内在激励主要包括带薪假期、名誉奖励等精神手段；短期激励主要包括工资，奖金和津贴等；长期激励主要包括股票、期权和保险等。近几年国内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推出的高薪重奖政策是历史的进步，但仍未涉及到产权。让人才持股，实行期权制在国外企业已经十分普遍。我国金融业应尽快推出“知识－资本－资格“的人才持股战略，实行人才股票期权奖励制度，对重大项目开发者和经营业绩优秀者实行“原始股份制”，并使其终身受益。同时改革人事、用工和分配制度，对领导干部实行职务公开竞聘制，竞争上岗，减员增效，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并按照不同岗位类别，建立综合、科学的考评体系，量化考核，动态评价，实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同时建立和完善以行员制和客户经理制为基础的绩效挂钩机制，实行多劳多得，拉开收入差距，打破分配上的“大锅饭”，真正实现“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为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公平的机会，以有效激发人力资源的潜能，调动员工敬业、创业的积极性。
（三）建立适应市场要求的培训机制
培训是人才开发与管理的重要途径。金融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人才的连续性和一贯性。除了吸引、留住现有人才以外，加强后备人才的培养，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因此，我国金融业要顺应国际金融业发展趋势，制订具有前瞻性的人才培养规划，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增加人力资源教育投入。一是遵循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建立分级分类、循序渐进的培训模式。要根据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专门技能人才这三类人才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内容和方法，开展好差别化、特色化培训。二是要创新培训方法，切实提高培训工作的有效性。在培训过程中，要坚持“课堂教学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国内培训与国外培训相结合”、“短期培训与长期培训相结合”、“统一组织与个人自学相结合”，通过创新培训方法，不断提高培训质量。三是要切实加强培训工作的制度建设。要通过建立员工岗前培训制度、员工在岗培训制度、资质资格培训制度、员工发展培训制度等制度建设，努力实现培训与职业资格认证挂钩、培训与员工发展挂钩，真正把培训作为员工的一种福利待遇和基本权利，使员工的选拔、使用、激励和员工的职业发展与培训有效结合起来，增强员工的职业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和居安思危意识。我国金融业发展必然要求实现专家经营、专家管理、专家治行。目前，我国恰恰非常缺乏从事国际金融、中间业务、行业分析和信贷政策研究的“专家型“人才，以及懂经营、善管理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尤其要注意培养高素质的金融产品研究与开发、衍生金融工具、投资银行业务及国际业务管理方面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