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汉铁路股票
清末川汉铁路的内幕
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
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
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
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
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
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
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
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
民间资本进铁路 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
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
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
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
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
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
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
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
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
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
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
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
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
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
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
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
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 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
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
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
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
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
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
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
川汉铁路的线路变迁原因及特点
川汉铁路从提出修建开始，在清末经过了张之洞、锡良等人的筹划，后来詹天佑又对川汉铁路的线路进行了设计，民国四川政府决定先行修建川汉铁路西段成渝铁路以及共和国成立初期成渝铁路的最终建成，这近半个世纪里，由于不同时期多方面因素的考虑，致使川汉铁路的线路设计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清末张之洞、锡良等人提出的线路设计中，川汉铁路湖北起点是从京汉铁路接出，但接出点并非在终点站——汉口，而是在距此北面一百多公里处的广水驿。
而由广水驿经襄阳府、荆门州、当阳县以达宜昌府一线，实则近乎一“∩”字行路线。
相反，从汉口以达宜昌府一线却是近乎一平直线。
那为什么当初会这样设计呢？原因并非由于筑路条件所限，而是因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避免川汉铁路运输与长江水运争夺利益所至。
“然假使自宜昌以下沿江修路以接汉口之干路，则是江轮与铁路，平行并驰争利，适足自挤自妨，更属无此办法”[1]，所以张之洞决定将川汉铁路线路北移，使与长江水运互不侵扰，但却大大增加了线路长度，从而也增加了建设资金和运行费用。
詹天佑最初主持川汉铁路修筑工作时便倾向于沿江线路，当他再次负责川汉铁路建设时便改变了张之洞此前的设计，将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的起点由广水驿改为汉口，由汉口向西经湖北中部直达宜昌，较原路线缩短了约1/3。
又将宜昌至归州间的绕行内陆线改为沿江线，将此段路程缩短一半。
詹天佑如此倾向于沿江线路设计更多的是出于缩短线路里程的考虑，以减少建设和此后的运营费用，但却一定量地增加了施工难度。
民国时期成渝铁路的线路设计除重庆至永川间线路设计变动较大外，其余线路基本是按照清末川汉铁路西段重庆至成都线路的设计走向而来。
如前所述，此段大变动是为了避开重庆至璧山间的山群，使线路由一较直线改为一呈“∪”字形，这虽避开了山群，减小了施工难度，但却增加了数十公里的路程，也增加了此后的运营费用。
共和国初期成渝铁路的线路设计又基本承袭了民国时期的线路走向，除了个别地方为保护线路运行安全和在个别地方改变了迂回线路，采取截弯取直、开凿隧道的变动外并无大的变化，这样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线路里程，虽然增加了施工难度，但工程投资并无多大变化，却为以后的运行节省了成本。
所以，纵观此半个世纪里川汉铁路的线路变迁，乃不同时期不同人物以不同的角度而对于铁路线路设计予以不同的考虑，这其中包括铁路与长江水运的竞争关系、铁路修筑难易程度、铁路运营安全性、铁路建设成本问题、沿途城镇经济发展程度等诸多方面。
可以说，不同时期的不同线路设计都是在综合考虑以上各种因素后作出的一种综合权衡的结果，且前后有着明显的继承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结果在不断地趋于合理、完善。
什么是保路运动？
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由于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清朝末年掀起的保路运动也称作“铁路风潮”，是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人民反对清政府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财富，从19世纪末以来，开始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争夺铁路的修筑权.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粤汉铁路已开始修筑，川汉铁路从宜昌到万县的一段也已动工，从当时情况看，这两条铁路是可以靠自力修成的.但是，帝国主义不肯让中国自己修成铁路，就利用清政府财政困难进行要挟，迫使清政府订立了铁路借款合同，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根据借款合同，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不但掌握了铁路权，而且还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为抵押，所以，所谓铁路“国有”，不但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而且实际上是把川汉、粤汉铁路完全拍卖给帝国主义了.广大人民在两路筹办时期内，吃尽了苦头，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更加愤恨，许多绅商也因铁路国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非常不满.于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爆发了.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这次保路运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统治，而且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为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而它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股市什么时候有的？
我国最早发行股票是在80年代中期，1984年北京的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为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随后，上海的飞乐公司、深圳的宝安公司相继发行了股票。
1988年前后在上海和深圳出现了地区性的股票交易。
1990年12月19日上证所开业挂牌股票仅有8只股票，人称＂老八股＂。
1991年7月3日深交所开业
清朝为什么要镇压保路运动
这件事还得从川汉铁路说起。
所谓川汉铁路，到今天也没修成。
实际上中国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条铁路叫川汉铁路。
这条铁路是在1904年的时候发起修建的。
准备从成都修到武汉，所以叫川汉铁路。
川汉铁路最开始是官办的公司。
资金来源是入股。
除了社会上的认购和官府本身出了一笔之外，大部分的资金来源都是强制性认购。
也就是在农民交的粮食和税收里面扣。
然后给农民发凭证。
日后铁路要是能赚钱，你就能依据凭证得分红。
这个政策就让广大的四川农民做了川汉铁路的股东，也为后来的保路运动埋下了伏笔。
随着民间这种强制摊派的股票越来越多，最后，川汉铁路不得已宣布成为“商办”但内部还有很多官员当任要职。
川汉铁路最开始准备只募集国内的资本，这样这条铁路就是中国人自己的铁路了。
在晚清，中国人能有一条自的铁路，多不容易啊。
但是，1909年的时候，政府也就是朝廷把铁路“收归国有”然后像外国也就是列强的银行借款，并承诺，列强有有优先的筑路权。
这等于是把川汉铁路卖给了洋人。
是赤裸裸的卖国行为。
这种卖国，自然激起了进步势力的反抗。
不说革命党，就是立宪派也开始反对。
但如果仅仅是这些人反对，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保路运动了。
前面说过，在前期的资金里，很多钱都是从农民手里硬性收缴上来的，然后发给农民股票，靠着这个东西分红。
那么这回铁路被朝廷卖给洋人，还分红吗？当然分了，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前期筹集的资金里，有一大笔钱被一个官员拿去投机上海股市，结果血本无归。
加上通货膨胀和无形损耗，政府在接手商办公司的时候，资金已经缩水了很多。
铁路公司换了东家之后，朝廷说我就接手那么多钱，对于损失，我不承担，爱找谁找谁去。
就不准备补这部分钱。
这样，损失就只能靠四川商民自行承担。
这一自行承担，就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因为这里牵扯到四川广大下层民众的切身利益。
这样，保路运动就不再像百日维新一样，是一场精英和知识分子的革命了。
转变成了全川民众与政府对抗。
同盟会一看，这是机会啊，也开始进去搅合。
记住啊，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以前是立宪派的和平集会，这回开始变成反政府集会了。
最后同盟会居然把保路运动转变成了一种准革命行动。
最后才有了四川巡抚赵尔丰枪杀请愿民众的事情。
也就是说，赵尔丰已经意识到，这不是单纯的铁路问题，而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了。
赵尔丰枪杀请愿群众。
彻底把保路运动变成了保路革命。
四川荣县最后索性独立。
与不久之后发生的武昌起义相呼应。
所以目前史学界认为，保路运动就是武昌起义的导火索。
讲辛亥革命不该不讲保路运动。
那么说回来，清朝为何要镇压，而且是残酷镇压保路运动呢？我想就是后来事情起了变化。
保路运动名义上是为了争路权。
但后期有点民变的迹象。
与其说是全川保路，不如说是全川开始反对清廷。
加之，里面还有同盟会的人搅合，性质就不单纯了。
清政府作为一个独裁专制政府，对这种事怎么能不残酷镇呢？后来事实也表明。
这就是革命的前兆啊。
清廷垂死前，必然是要争一把的。
保路运动的感受是什么？
保路风潮一发不可收 精明的商业算计激起的是无边的政治风潮。
当年5月16日，川汉铁路公司紧急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会后决定去督署请愿。
由于当时四川总督处于缺位状态，署理总督赵尔丰正以筹边大臣的身份在川藏一带处理边乱问题，实际主持工作的护理总督、布政使王人文请求将川民商股发还，铁路暂缓接受，但被清廷严厉驳回。
屡遭申饬后，王人文将盛宣怀的来往电报透给了川汉铁路公司及四川省咨议局的负责人等，试图以民意作为后盾，为四川人争取权益。
王人文这一举措所引发的后果可能是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四川士绅立刻被激怒了：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被推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20天不到，会员发展到20万人，全川上下，无处不保路，遍地是会员，民众热情一旦被点燃，多年的积怨迅速被释放，亢奋的情绪蔓延全川。
每一场保路演说中，都不乏声泪俱下的痛诉场面，而部分会员写血书、断指刺股的激烈方式更是将抗议活动推到了无法挽回的失控局面。
8月初，王人文被免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返回成都，而在此期间，盛宣怀又搞了一个小动作，他说服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李稷勋将现款上交，交换条件是李被任命为新的国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
消息传开后，川民怒不可遏，在保路同志会的组织下，成都开始罢课罢市，百业停闭，交易全无。
为保证斗争的合法性，成都街头出现一道奇景：抗议民众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旁边用大字写着光绪曾颁布的上谕，“川路仍归商办”、“庶政公诸舆论”。
8月28日后，成都罢课罢市之风传到四川各地，进而发展成全省规模的抗粮抗捐，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捣毁巡警局的事件，局势已一步步走向了失控。
李寻在《四川保路运动再梳理》一文中指出，保路运动中夹杂着三股政治力量，除台面上的咨议局议员（或者说上层士绅）外，另外两股力量为革命党与民间会党。
革命党以搅动天下为己任，路好路坏、国有还是商办并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要做的是抓住时机，颠覆其仇视的政权。
各地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四川革命党人分别于7月中旬与8月初召开“新津会议”与“资州罗泉井会议”，准备发动起义。
会党不仅是革命党要争取的重要力量，而且是这次保路运动中的利益攸关者。
川汉铁路筹组期间，当地政府为征集租股而在各地设立征股局，而其中多为会党成员染指（催逼索要是会党们的强项）。
四川保路运动的冲天波澜与会党的介入有很大关系，因为一旦停收租股，势必断了他们已维系五六年的财路，这是他们万万不肯答应的。
面对朝廷“严厉弹压、毋任嚣张”的朝旨和先帝亡灵的木牌，赵尔丰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一片茫然失措中，四川局势并无丝毫好转，而清廷也对此失去耐心。
9月2日，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被命率两千湖北新军入川弹压。
3天后，一份名为《四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被大肆传播，其中提出“编练国民军、制造军械，实现川人自保”等倡议。
赵尔丰看到传单后，意识到这已超越保路界限而向着造反的道路前进了，于是他在9月7日将保路同志会领袖蒲殿俊、罗纶及川汉铁路股东会的领袖颜楷、张澜等人骗到总督府扣押起来，企图用“擒贼先擒王”的办法控制局势。
但这一次，赵尔丰判断错了。
事实上，《四川人自保商榷书》并非蒲殿俊等人所为而是出自革命党人朱国璨的手笔。
蒲殿俊等上层士绅虽被各地会党及革命党夹裹的保路同志会推为领袖，但他们并没有节制下层会员的能力，如上层士绅认为运动的最高手段只限于罢市，但革命党与会党却要主张暴动，这完全不是蒲殿俊等人所能控制的。
因此，赵尔丰扣押蒲殿俊等人非但毫无效果，反而给保路同志会起事提供了绝佳的借口。
诱捕事件后，赵尔丰命贴出告示，令“即速开市，守分营生，如若聚众入署，格杀勿论”。
群情汹涌之下，“格杀勿论”的恐吓并没有生效，当天即有上千人手捧光绪皇帝的灵牌将总督衙门团团围住，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
正在后堂的赵尔丰掂量许久之后，断然下令：开枪！ 一时间，督署门口枪声大作，请愿人群一片惊慌尖叫，瞬间陷入混乱与血泊之中。
在这场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中，共有50多人被枪杀或者践踏而死，其中年纪最大的73岁，最小的只有15岁。
血案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裁取木板上百块，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等字后，包上油纸分投江中，将消息传遍四川，人称“水电报”。
各地保路同志会闻讯后纷纷举事，成都附近的同志军甚至次日即进攻成都，将省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由此，赵尔丰困守城内，顾此失彼，陷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9月25日，也就是荣县宣布独立之日，盛宣怀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上奏清廷，请求按王人文之前提出的方案，即将700多万两现银退还四川，其余已用的路款转成国家保利股票。
但是，晚了，辛亥革命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了。
失策的还不仅仅是盛宣怀与清廷。
令人无语的是，当年强烈反对铁路国有的川民们，在民国可以自修自办铁路后，在之后四十年间却未曾在省内享受过哪怕是一里的铁路便利。
民国后的铁路政策与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