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人，占17.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6658万人，占11.9%。与2017年末相比，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70万人，比重下降0.6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859万人，比重上升0.6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827万人，比重上升0.5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挑战，尤其是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目前，社会各界人士對延迟退休这个方案给予极高的关注度。本文综合国外学者的各项研究，以期对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养老保险基金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1延迟退休年龄的必要性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养老金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呈连年上升趋势。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一个超级老龄化社会，一个社会保障退休人员平均将由两名工人供养。为了解决养老基金的短缺，该提案认为有必要延长退休年龄。一些学者从制度可持续性角度解释：(Samwick A，1998)养老金覆盖率的增加导致了多数人提前退休，这是劳动力下降的重要原因。其将导致未来养老福利价值下降，当基金耗尽时，约20%的福利被削减。为恢复该计划的偿付能力，保持制度的可持续性，其提出了需要延迟退休年龄。(Ilmakunnas P，Ilmakunnas S，2006)也认为，为了维持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应对一些国家养老金替代利率较高的情况，从事经济活动的寿命必须适应更长的时间。还有一部分学者从人口老龄化的视角分析，证明延迟退休年龄的必要性：(Zou T，Ye H，2015)认为中国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其人口结构转变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快得多，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日益老龄化的人口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上行的支付压力。为了避免养老金危机的恶化，有必要调整退休年龄。(Wang，Huan;Huang，Jianyuan;Yang，Qi，2019)。

2延迟退休年龄的可行性研究

人们普遍认为，税收制度，福利计划和退休计划等政府计划必须根据价格通胀进行调整，以解释固定金额的货币可以从一个时间段到下一个时间段购买不同价值的物品，然而很少有人会提出“真实年龄”，而不是自出生以来的“名义年龄”。对此，有学者从实际年龄的角度着手，阐述了延迟退休方案的可行性：(Shoven J B，Goda G S，2010)基于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利用社会保险对未来死亡率的中间估计，预测到2050年将名义年龄调整为实际年龄，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可行性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也有学者认为今天的实际退休年龄远远低于所谓的正常退休年龄，因此支持延迟退休年龄(Cremer H，Pestieau P，2003;Lacomba J A，Lagos F，2010);而Zou T，Ye H(2015)提出，与欧洲和美国的退休年龄(通常在65岁至67岁之间)相比，中国的退休年龄——男性60岁，女性50岁，明显处于较低水平。由于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过去10年从71岁延长到76岁，因此提高退休年龄的可行性也得到了提升。还有学者从结构性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视角出发，分析论证了延退方案的可行之处：在欧盟27国中，老年抚养比率将会上升，特别是在2020年到2040年之间。预计的熟练劳动力短缺已经波及技术行业。在此背景下提出了投资于老龄化劳动力。因此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BDA)希望延长老年工人的工作时间(Jürgen Bauknecht，2015)。

3延迟退休可能出现的问题研究

延迟退休并不一定意味着有更好的结果。从上述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延迟退休对缓解养老保险基金的给付有一定的影响，但同时它也面临着就业机会被挤占等问题。以下学者的观点值得思考：Weller(2002)认为提高退休年龄并不会遏制养老金缺口的扩大，反而会降低低收入人群的养老金。这一结果将与消除老龄人口贫困、缩小贫富差距等社会保障的主要目标背道而驰;而Martins等人(2009)认为延迟退休并没有产生研究所显示的那么多好处。考虑到工资刚性和就业保护法，延长退休年龄将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如果从整体上进行延迟退休，企业在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和利润损失后，将不得不削减新员工的数量，这样延迟退休的员工就可以继续担任原来的职位。这将导致失业率上升;Zou T，Ye H(2015)也认为如果采取“一刀切”延长退休年龄的做法，将使得没有竞争力的低技能得劳动力处于不利地位，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和工资率的下降，养老金的来源将变得更加有限，这将严重影响延迟退休对缩小养老金赤字缺口的效果。

4延退方案的选择

现行的退休政策在我国已延续了七十年，已经被普遍大众所熟知与认同。在没有酌情、合理制定好具体延退政策的情况下，如果贸然执行延迟退休年龄，很可能引起社会成员(尤其是在职劳动者和未就业劳动者)的强烈反抗。这也是国家迟迟不出台相应政策文件的原因之一。由此纵观世界各国，存在以下几种选择。 　　(1)可采取差异化的延退策略：(Zou T，Ye H，2015)延迟退休对缩小养老金缺口的效果取决于被保险人的情况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基于不同的人力资本和生产力，并结合劳动力分配的效率和就业压力，采取差异化的延退策略;Lei等人(2010)也认为，尽管延迟退休应该尽快实施，但不应该鼓励千篇一律的做法。应该允许人们对自己的退休年龄有更多的选择。例如，愿意工作更长时间的人可以允许延迟退休。它不仅将减少公共养老金成本的上升，而且还将解決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迫在眉睫的劳动力短缺问题(Van Dalen et al. 2010)

(2)兼职养老金。以芬兰为例，兼职养老金是实现这种首选状态的一种方式。它的动机是使工作到退休平稳的过渡，并在退休决策中为个人情况留出更多的空间。因此它也被认为是一个使工作承诺满足劳动力市场后期减少工作能力的方案。其被视为推迟退休年龄和制定养老金制度可持续的重要工具(]Ilmakunnas P，Ilmakunnas S，2006)。

3提高制度的再分配程度。从法定退休年龄与养老保险制度再分配性质之间的关系Lacomba(2010)指出，政府若想试图推迟退休年龄，应提高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程度，使具生产力的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获益，这样改革更容易实现。

(二)国内文献综述

1养老保险基金未来收支不平衡问题

目前已有大量学者就养老保险基金的未来累计支付缺口问题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薛惠元，邓大松(2015)，李庆平等(2017)认为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当期收支缺口越来越大，其基金支出增加会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田勇，薛惠元等(2017)的测算显示，在基金运作较好的情况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将先后于 2053年和 2060 年出现当期结余和累计结余赤字;薛惠元、郭文尧(2017)通过汇总2010-2016全国以及各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得出结论：养老保险基金现行面临较大的压力，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制度赡养率快速上升，扩面工作越来越大，统筹基金压力大等更是加剧了基金收支缺口。王增文等(2018)从动态化的视角出发，利用模型构建预测出未来十年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的供需缺口情况，并在此基础之上，预测在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等因素作用下养老保险基金未来的赤字和缺口情况;高建伟等(2018)构建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精算模型，测算了 2018—2048 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规模，其显示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从2033年开始出现缺口并逐年扩大，而女性2029年出现基金缺口;男性2039年出现缺口。

2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效果

袁磊(2014)通过对 72 种假设下三种延迟退休年龄方案进行模拟，发现延迟退休可以缓解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规模，但不能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于洪、曾益(2015)运用系统精算模型对四种情况下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运行状况进行动态模拟，研究了在适时延迟退休年龄的情况下，引入单独二孩等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消化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景鹏等(2016)运用一般均衡模型测算了 5 种生育情景下不同退休年龄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优社会统筹缴费率，发现最优社会统筹缴费率随退休年龄延长而下降，随人口增长率的上升而提高;王增文(2017)通过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延迟退休年龄短期内不能对“长寿差”起到补益效应，提高缴费率或记账利率等对策会促进个人账户积累额的递增，而对缓解个人账户远期的支付能力无显著的实效性;高建伟等(2018)构建了延迟退休对缩减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贡献率模型，测算了三种延迟退休政策对缩减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贡献率。结果表明：迟退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问题，减轻基金支付压力约在2033年延迟退休政策对基金缺口的贡献率达到最大值;男性延迟退休对缩减基金缺口的贡献率低于女性贡献率。

养老保险基金文献评述

推迟退休年龄有利于从增加收入供给，减少支出需求两方面共同缓解基础养老金的收支压力，是快速缓解养老金收支失衡问题的有效举措，也是配合其他政策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必要措施，同时延迟退休年龄也是经济社会逐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学者们在探索如何延迟退休年龄上做了诸多努力，分别从客观因素，如劳动力的参与率、实际年龄与名义年龄区别、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以及结构性劳动市场的需求等角度进行了分析，也从主观因素，如延退后个人工作意愿与健康等做出了解释。国内外学者们对延迟退休年龄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其研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在分析延迟退休方案时只从空间上研究了劳动力的分配及个体人力资本之间的差异性，但忽略了时间跨度因素，如何延退?延退到什么年龄?不同群体的延退时间是否应该区别对待?针对我国目前的情况，国外的延退经验是否适用?在制度还未实施以前，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我们去深入挖掘、去研究探讨，在宏观上综合分析国内外延退模式，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微观上考虑到不同群体的人力资本和时间成本，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延退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