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十大最富裕城市中国占三席，纽约成全球最富裕城市

全球十大最富裕城市中国占三席，另有三个城市进入前50名

4月19日消息，据海外媒体报道，近日，国际投资移民公司Henley&Partners与环球财富情报公司新世界财富 (New Worldwealth)于周二联合发布了《2023年世界最富裕城市报告》。

就百万富翁的数量而言，美国和中国的城市在全球10大最富裕城市排名中占据主导地位，各占三个席位，其中，有34万名百万富翁的纽约成全球最富裕城市，而三藩市(旧金山湾区)和洛杉矶分列富翁榜单的第三位和第六位。

至于入选的中国三座城市，分别为香港、北京和上海，位列第7/8/9名，报告称，北京和上海在过去19年的排名均有所攀升，不过香港则从2012年的第四位跌至目前的第七位。

回到整个榜单中，第二名为日本东京，它也曾位列榜首;英国伦敦跌至第四，要知道它多年以来一直被誉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看来英雄也有没落时;新加坡排名第五，无愧于世界上对商业最友好的城市之称。

至于其他城市的排名和具体情况，这里就不再展开说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图了解。

中国“富裕家庭”一年增加10万户，集中在这些城市

日前，胡润研究院报告显示，中国拥有600万人民币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已经达到518万户，比上年增加10万户，增长率为2.1%。胡润财富报告包括“4X2”，即分为四个资产阶段：600万人民币“富裕家庭”，千万人民币“高净值家庭”，亿元人民币“超高净值家庭”，3000万美元“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每个阶段又分总财富和可投资资产，并且覆盖中国近100个省市。

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表示：“2021年，中国富裕家庭数量增加10万户，增长率2%，其中增加最多的是上海、北京、广东和浙江，占全国增加总数的六成。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房地产市场的推动，特别是在一线城市。‘房住不炒’政策之下，国内房地产市场整体发展步伐放缓，但豪宅市场火热。单价15万元以上的豪宅成交量翻了一倍，分布在上海、苏州、北京、深圳和广州。另一方面，国内股市也带动了富裕家庭数量的增长。疫情冲击、美联储加息、地缘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对于金融投资来说压力较大，然而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还是上涨了5%和3%，创业板上涨了12%。”

分城市看，中国富裕家庭最集中的前30名城市，占全国富裕家庭总数的68%。北京全国第一，在前30名城市中，其他北方城市还有天津、大连、青岛、徐州和沈阳。目前中国高净值家庭最集中的城市呈现“3+2+2”格局，前三大是北京、上海和香港，其次是深圳和广州，再次是杭州和宁波。报告显示，除港澳台之外，中国内地拥有600万人民币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已经达到416万户，比上年增加9万户，增长率为2.2%。其中，拥有600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达到150万户。

全球GDP10强城市：纽约位居第一

根据GDP总量的高低，2022年全球GDP10强城市，依次为纽约(75784亿元)、东京(59892亿元)、洛杉矶(56128亿元)、巴黎(48974亿元)、伦敦(48063亿元)、上海(44653亿元)、北京(41611亿元)、旧金山(38364亿元)、莫斯科(38058亿元)、深圳(32388亿元)。

2023年中国GDP预期目标增长5%左右

回顾了过去五年和十年的宏观数据：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121万亿元，五年年均增长5.2%，十年增加近70万亿元、年均增长6.2%，在高基数基础上实现了中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

主要预期目标和宏观政策具有风向标意义，它关乎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发展，更关乎亿万人民群众的生活。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精神的开局之年，来自上海的代表委员从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了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

结构质量重于单纯速度

过去十年经济平均增速6.2%，使得中国纵然历经风雨，仍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

“今年设定5%左右的GDP增长目标，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也是有信心能够实现的。”致公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邵志清分析说，经济指标要置于历史维度进行分析，去年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疫情等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影响，仍然实现了3%的增长，从五年、十年平均增速看，成绩来之不易。

“中国经济规模已达到121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但在规模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邵志清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此次报告披露，过去五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0.6%、7.9%。“把这个数据和GDP数据进行比较，就能看出我国经济增长的含金量非常高，未来发展的基础也非常扎实。”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权衡分析说，设定5%左右的增长目标，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也非常有利于提振信心、稳定预期。“在庞大的基数上，过度强调高速增长是不太科学的，经济增长要注重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5%的增速，考虑了与中长期目标的衔接，考虑了国内外的发展环境，也考虑了中国经济自身发展和阶段性的新特点。”

权衡分析说，中国经济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三新一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高质量发展是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理论中没有的概念，这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在规模体量达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选择。相对于增长速度，我们更要注重结构的调整、效率的提升、城乡及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这对国家、对个人，都更为重要。”

权衡认为，过去五年和十年的经济增速，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经济的优势、潜力和韧性。从中国经济现状看，疫情进入“乙类乙管”的常态化防控阶段，经济复苏增长已经出现了清晰信号;从世界经济视角看，今年发达经济体总体处于增速放缓和通货膨胀并存状态，中国经济将展现出快速恢复、持续复苏的态势，世界各国对此充满期待;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主线看，我们正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积极发展新技术、寻找新动能、布局新赛道，在科技革命引领下，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的结构、形态、功能正发生重构性变化。“我们应该理性认识，充满信心。”

保持政策连续性针对性

今年的报告明确，要保持政策连续性针对性，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权衡认为，宏观政策的相互配套性、协调性、衔接性，不仅影响着政策实施效果，更影响着企业群众的预期。比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简单以稳增长为目标，而要更加关注对微观主体的感受度，从提升各类企业的获得感出发，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可预期的环境。稳住了微观主体，就稳住了投资、稳住了就业、稳住了收入，居民消费也有了保障。

“配套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社会政策要更加精准，让短期的政策、长期的政策，总量的政策、结构的政策，形成配套的协同效应，避免‘单打一’。这样可以改善企业群众的感受度，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他说。

邵志清观察到，近年来，中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今年更强调“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今年的赤字率拟按3%安排，略高于去年的2.8%，这意味着，在保持政策一贯“积极性”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力度。

“本届政府任期即将结束。报告对今年工作的建议，总体上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令他感触颇深的是，平时开展调研过程中发现，不少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很担心政策变化多、幅度大。多位来自企业界的代表委员坦言，如果政策缺乏稳定性，甚至相互冲突、“互相打架”，市场主体就无所适从，不敢投资，也不敢作为。

“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政府的治理能力在不断提升，政府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更加注重系统化，即从原来的单点突破，到现在更注重改革集成效应。”邵志清说，这种系统性体现在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上，比如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协调，以及科技、产业、民生等各方面政策之间的协调。这种系统性也体现在速度与规模结构的协调性上，体现在不同区域间的协调性上。

营造敢干敢闯敢投环境

从今年重点工作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等位居前列。其共同点都是促进投资，而优化营商环境是促进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的关键之举。

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注意到，过去五年，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放宽市场准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比制度建立之初压减64%，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大幅压缩，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大幅压减，企业开办时间只需4个工作日，90%以上的政务服务实现网上可办……“这些数据令人印象深刻。没有关键环节的深化改革，就难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绩。”

邵志清提出，深化改革的目的在于更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当前改革进入深水期，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放管服”还要进一步往深里走。原先的“放管服”改革更多从企业市民办事便利化开始，现在要更注重制度供给，比如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到对不同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营造公平公正的环境，这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推进政府锐意改革的同时，还应该看到社会氛围也左右着人们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权衡特别关注到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激励与约束的关系。“要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大力营造充满活力而不失规则的社会活力;要提高激励与约束的对称性，让激励与约束相匹配，从而营造鼓励创造创新的社会氛围。”

他呼吁，要让市场主体、干部群众都能有更多激励、有更大动力，大胆干、放心干，愿意投、敢于投，形成全社会朝着中国式现代化前进的新的干劲、新的热潮。这对促进全社会积极创新、敢于创造是十分有利的，对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之路也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