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刺激对经济提振或有限

企业破产潮加剧

日本企业破产似乎有加剧的迹象。帝国数据银行8月的调查数据显示，有八成中小企业表示切实感受到日元急剧贬值带来的成本上涨压力。可见，如何应对企业“高物价破产”已经成为日本政府的重要课题。

按破产企业的类别来看，首当其冲的是食品相关企业。由此看，作为刚需的食品行业“受伤”严重，不免让人感到惊讶。但其实，食品是本轮涨价潮中受冲击最大的品类。

据日本总务省数据，9月不含生鲜的食品价格上升4.6%，涨幅约创41年来的新高。在加薪步伐未能跟上物价上涨的情况下，预计10月食品价格加速上涨。

据日媒报道，今年全年，日本涨价商品数或将达到20665件。当中，要数食品类商品涨价最为显著。10月起，日本市面上占主导的105家食品生产厂商共6699件商品全面提价，11月、12月还有其它商品也将涨价。具体来看，食品类别中涨价最多的是酒类、饮料，共2991件商品涨价，占总涨价商品四成之多;排在第二位的是加工食品，共1819件商品涨价，火腿、香肠提价最明显;第三位是调味料，共1800件商品涨价。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食品作为刚需，受到周期性影响较小，但由于日本国内多元化的食品结构，使得在食品涨价之后，民众的食品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原本拥有强大客户群、销售价格偏高的企业率先退出了市场，反而是价廉物美的食品企业还能获得销售回款。”

受影响较大的还有纤维行业、机械器具和家具建材行业等。孙立坚认为，这部分企业中，如家具建材行业是属于周期性很强的行业，若经济前景不佳，对未来销售情况预判不准，前期积累的库存就会变成损失的资金，经营将变得更加困难。

总的来说，这部分破产企业大多属于日本国内的中小企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中心主任陈子雷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部分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不大，盈利能力较弱，比较容易受到成本上涨的冲击。

孙立坚也认为，日本企业破产的原因，跟当前日本遭受巨大的输入型通胀，运营成本高企有关，而日本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日元疲软则加剧了这种情况，使得资源价格偏高;另外，日本老龄化程度高，消费场景萎缩导致了通缩型经济，使得输入型通胀难以得到民众共同分担，即很难向客户转嫁成本，“商家不得不承受成本上升的压力，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最后只能走上破产这条道路。”

他表示，由于日本国内中小企业上市的比例很低，所以很难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去消化成本上升，收入和销售回款减少，导致企业经营困难。

孙立坚还认为，日本企业破产除了因为业务经营不畅，还有部分企业关闭的原因是疫情之下，海外供应链补给不畅，无法按时交出货物，最终只能选择关闭。他向记者表示，在通缩经济的背景下，很多中小企业都需要降低成本，而且由于老龄少子化问题，日本的很多货物都依靠海外供应链补给，但疫情下供应链断裂，使得供应补给困难。

在输入型通胀、日元贬值情况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日本中小企业破产的情况预计还会继续。戴二彪表示，自疫情发生后，企业经营环境恶化，但日本政府和金融机构通过对中小企业无利息无担保融资等巨额紧急援助措施，强化了企业保护，一旦融资条件和还贷利息正常化，企业破产数还会有所增加。

日本对外劳吸引力下降

中小企业在日本企业中的占比超过90%，若无法妥善处理日本企业破产的问题，负面影响可能还会波及日本企业界乃至整个日本经济。然而，就在日本政府为此头疼不已时，劳动力“逃离日本”成为新问题。

日元不断贬值，使得日本整体薪水增长停滞。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7月劳动统计调查显示，考虑物价变化影响的日本人均实际工资同比减少1.3%，连续4个月负增长。

在工资缩水的情况下，越来越多日本年轻人开始前往海外谋求更好的发展。有统计数据显示，如今在加拿大打工的日本人比5年前翻了一倍。

除了本国年轻人开始选择到欧美国家打工发展，在日本国内的一些外劳们也开始“逃离日本”。

由于日本国内少子老龄化问题突出，近年来，日本政府也逐渐向海外劳工敞开大门，通过吸引更多的海外劳工来补充国内的劳动力缺口。有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外劳约有172万人，占日本全部适龄劳动人口的2.5%，是10年前2.5倍多，当中以制造业的外劳占比最多。但自疫情暴发以来，海外劳工的增长就陷入了停滞。入境受阻，加之日元贬值加剧，赴日打工变得不再吃香。

“对短期来日打工的外劳，以及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技术人才来说，日元贬值都将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戴二彪向记者表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逐步开放外劳市场后，在日外劳主要来源地从最初的美国、英国、加拿大、韩国等，逐步转变为以中国、南美、东南亚为主，近年来越南更是成为了日本外劳最大来源国。

据日媒推算，近两年日元兑越南盾贬值25%。这意味着，越南劳工能拿到的工资大幅缩水。

但以日本当前少子老龄化的状况来看，外劳将是该国经济的新源泉。日本国家人口和社会保障研究所估计，到2040年，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0年的7400万锐减至不到6000万。日本开发银行和价值管理研究所在今年2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预计，到2030年，日本需要将外籍劳动力增加一倍以上，即达到420万人，到2040年达到630万人，才能实现1.24%的年经济增长率。

对此，孙立坚表示，若外籍劳工离开日本，将进一步打击日本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冲击非常大，“外籍劳工是日本经济新的活力源泉，当前的变化可能会使中小企业的日本工匠精神出现毁灭性打击，可能会加剧未来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合并的趋势。”

“日元贬值不利于留住海外人才和劳工，特别是在少子老龄化社会的日本，本来就存在技术人才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陈子雷表示，日元贬值将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突出，降低近年来日本为了引进海外人才和劳动力所出台政策的红利效应。

经济刺激效果或有限

为了缓解日元贬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决定再次祭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

11月8日，日本内阁批准了本财年第二次追加预算，金额为29.1万亿日元。有分析指，该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实属罕见。具体来看，该刺激计划有四分之一的预算将用于价格缓解措施，包括电力和汽油补贴，以及鼓励企业加薪;而有大约五分之一的预算将用于更广泛地分配财富，另外7.5万亿日元将用于提高灾害抵御能力和应对日本安全环境变化。

本次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固然庞大，但其实，此前的两周前日本就已公布了总规模达到67.1万亿日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如此密集地公布刺激方案，可见日本坚持其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缓解成本压力的决心。

对于连续两次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所起到的效用，外界仍有质疑。戴二彪认为，经济刺激措施在短期内会有一定效果，但要解决日本面临的少子老龄化带来的消费萎缩、新领域创新能力下降、企业家精神减弱等结构性问题还需要时间。

孙立坚则直言，日本在本财年第二次实施经济刺激，其实效果非常有限，“当前日本的财政刺激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该国在供应链做出政治性的调整，造成供给缺口，对企业成本上升造成了负担。政府的经济刺激是为了弥补资源性行业出现的价格上升。但是这种扩张性的财政刺激措施，在增加市场资金投放的同时，还会造成额外的资源供给增加，可能会造成日元的进一步贬值。”

日本政府一方面批准经济刺激计划，另一方面，还在为了缓解日元贬值动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

孙立坚表示，这是因为日本目前暂时没有其他可替代宽松货币政策的做法，“由于日本是外向型经济体，所以它的经济还取决于与中国的供应链何时恢复畅通，美国市场的需求能否恢复。”他表示，等到供应链恢复畅通，美国市场的需求增加，日本强大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就能发挥作用。

孙立坚认为，日本只能一边动用外储干预货币，来对冲经济刺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边放松疫情管理的强度、增加海外游客、带来日元需求增加的效应，以缓解日元贬值的压力。

在世界各大经济体纷纷跟随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日本依旧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近日，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再次重申，不要指望在短期之内加息或退出刺激。

对此，孙立坚认为，日本央行的选择有它自身的原因，“日本国内供给端的竞争力并没有衰落，目前的困境在于少子老龄化对它需求端造成的负面影响，使得供给端受到了需求端的约束。所以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也是希望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带动需求端。目前日本要做的就是通过财政手段阻止日元过度贬值，防止资本外逃。”他认为，就目前来看，日本政府仍在未雨绸缪，不断强化自己供给端的竞争力，等到市场恢复活力，就可以发挥其供给端的优势，重新夺回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