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的意义和作用急
在证券市场上，凡是出资购买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个人或机构，统称为证券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从广义上讲是指用自有资金或者从分散的公众手中筹集的资金专门进行有价证券投资活动的法人机构。在西方国家，以有价证券投资收益为其重要收入来源的证券公司、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各种福利基金、养老基金及金融财团等，一般称为机构投资者。其中最典型的机构投资者是专门从事有价证券投资的共同基金。在中国，机构投资者目前主要是具有证券自营业务资格的证券经营机构，符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投资管理基金等。
机构投资者特点
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投资管理专业化。
机构投资者一般具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实力，在投资决策运作、信息搜集分析、 上市公司研究、投资理财方式等方面都配备有专门部门，由证券投资专家进行管理。1997年以来，国内的主要证券经营机构，都先后成立了自己的证券研究所。个人投资者由于资金有限而高度分散，同时绝大部分都是小户投资者，缺乏足够时间去搜集信息、分析行情、判断走势，也缺少足够的资料数据去分析上市公司经营情况。因此，从理论上讲，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相对理性化，投资规模相对较大，投资周期相对较长，从而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2）投资结构组合化。
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较高的市场，机构投资者入市资金越多，承受的风险就越大。为了尽可能降低风险，机构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会进行合理投资组合。机构投资者庞大的资金、专业化的管理和多方位的市场研究，也为建立有效的投资组合提供了可能。个人投资者由于自身的条件所限，难以进行投资组合，相对来说，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3）投资行为规范化。
机构投资者是一个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经济实体，投资行为受到多方面的监管，相对来说，也就较为规范。一方面，为了保证证券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维护社会稳定，保障资金安全，国家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监督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投资机构本身通过自律管理，从各个方面规范自己的投资行为，保护客户的利益，维护自己在社会上的信誉。
中外机构投资者比较含义比较
1.从投资者资金量大小来进行定义，将机构投资者定义为：资金量大到其交易行为足以影响一段时期某只股票价格的投资者，其中包括个人大户。
2. 从投资者身份或组织结构出发，将机构投资者限定为与个人相对应的一类投资者即法人，具体体现是开设股票账户的法人，包括三种类型：
(1)按照《证券法》和相关法规，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从事股票交易权利的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2)按照《证券法》和相关法规，可以参加股票交易、但操作受到限制的“三类企业”，即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公司和上市公司；
(3)在能否参与股票交易及参与股票交易的方式上缺乏明确法律规定或权利义务不具体的法人，如“三资”企业、私营企业、未上市的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社团法人，等等。
3.在2002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中，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定义为：符合有关条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并取得国家外汇管理局额度批准的中国境外基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其他资产管理机构。
对比上述关于中外机构投资者的各种含义中外机构投资者的差别最明显地体现在业务活动的专门性上，即国外强调机构投资者的主营业务应主要集中在证券投资活动方面，而我国几乎未能对此加以关注。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外的机构投资者隐含有在金融领域尤其是证券投资领域有丰厚的理性判断能力和操作技巧等先决条件，而我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则是比较模糊的。
运作实践的比较
从运作实践的角度来进行考察，中外机构投资者的差别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一、机构投资者的起源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
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最典型的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其始祖是1868年诞生于英国的“海外和殖民地政府信托”。18世纪末英国由于经历了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而出现资金过剩，使得许多人将资金投资于海外以谋取更高的资金报酬，但国际投资知识的缺乏以及投资国家证券市场风险的不时爆发，致使这些投资者中有相当一部分遭受到比较大的损失，这样就产生了由政府出面组建基金的市场需求，在此背景下推出的基金受到投资者的青睐也就顺理成章。紧随其后发行的几家基金，如1873年苏格兰人创立的“苏格兰美洲信托”、1926年美国波士顿马萨诸塞金融服务公司设立的“马萨诸塞州投资信托公司”等，都是基于市场需要的原因而发展起来的。由此不难看出，机构投资者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市场投资者的需要，是一种市场的自发行为。
反观我国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的产生和发展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由政府出于自己的某种需要而推动的，是一种明显的政府行为。这些需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证券市场迅速扩容相适应，期望机构投资者扩容带来市场资金的迅速增加。如深圳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于1991年、1993年作出允许机构投资者入市的决定，1999年准许三类企业进入证券市场等，都是基于上述原因。另外，认为行情低迷、需要市场资金进入也一直是管理层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的原始动力。早在1994年7月，针对市场情况，管理层作出的三大政策中最核心的就是：“发展共同投资基金，培育机构投资者，试办中外合作的基金管理公司，逐步吸引外国基金投入国内A股市场”。在当时市场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管理层出台这类措施，很明显地表明了其希望借此刺激市场的意图。另一方面，希望机构投资者能够达到稳定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的要求，且这种意图在有关的法规中都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如1997年11月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证券投资基金“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是其宗旨之一。为达到稳定和规范市场发展的目的，管理层对机构投资者提供了比较优厚的政策待遇，其最主要表现在新股申购方面，如在2000年5月18日前新股发行时可以单独向基金配售，其后基金可以作为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投资者申请预约配售等。
二、机构投资者的运作环境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国外机构投资者的产生本质上是金融创新的产物，而且其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两者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而在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基本上是由政策推动，缺乏适应的生存空间，以致于“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成了揠苗助长的产物。
首先，国外机构投资者不仅有规模足够大的国内市场供其运作，而且在投资组合理论扩展到国际范围的背景下，可以不断将其他国家市场特别是一些有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纳入其投资组合，从而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规避单个国家证券市场的风险。如在英国资产管理业中，对国外投资占其总比例的20%。
反观我国的机构投资者，其能够投资的范围基本局限于国内，我国资本市场情形发展的势头即股票市场发展迅速而债券市场发展相对缓慢使其运作空间十分有限，而且股票市场中上市公司呈现出的“数量多、流通盘小”的 特征进一步制约了其投资运作。
其次，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比较普遍地使用金融衍生工具，以获得更广泛的投资机会，并提高风险管理的效能。如欧盟国家61%的养老基金公司和保险公司直接或通过外部基金管理者使用衍生工具，其中75%使用衍生工具是为了有目的的资产配置，50%是为了规避现金风险。
而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系统性风险占据了总风险的大部分，甚至达到80%左右，分散化投资对于风险规避的作用十分有限，而能够规避系统性风险的股票指数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不能按照市场的要求推出，致使机构投资者抵御风险的能力十分薄弱。
最后，国外机构投资者运作空间的日益扩展，为投资者提供了不断创新的投资对象。仅以投资基金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基金业推出了一系列创新品种，主要包括：
(1)个人股票计划(PEP)和个人储蓄账户(ISA)。PEP和ISA都是可以享受一定免税优惠的个人储蓄和投资计划；
(2)伞型基金与分割资本投资信托(SPLITS)。伞型基金主要通过运用“雨伞”架构来满足投资者不同的投资需求，其下可设立多个子基金，每个都有特定的投资目标和特征，投资者可以方便且低成本地在各子基金之间转换。而分割资本投资信托则是投资信托中的一个种类，通过发行对资本增长和收益具有不同权利的股份来满足投资者不同的投资需求偏好；
(3)风险投资信托VCT，主要包括创业板VCT、高科技VCT和一般VCT三种类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一种创新的基金品种，即“交易所交易基金或一揽子股票转托凭证(XXDR)”在近期获得了迅速发展。ETF的投资者既可以在交易所像封闭式基金一样转让ETF，也可以要求赎回ETF获得其所代表的股票，因而ETF兼具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的优点，成为颇具生命力的被动投资品种。同样，曾经是专门针对富人的对冲基金，也被纳入普通投资者的组合。
而在我国证券市场上，能够供投资者购买的基金品种十分有限，不仅缺少在国外市场非常完善的三大基金即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中的货币市场基金，同时债券基金也极其稀少，而且即使是发展到具 有一定规模的股票基金也有很大缺陷，集中表现在这些基金公司操作模式雷同，没有形成各自的独立风格，无法得到普通投资者的认同。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21869.htm
我国机构投资者存在的问题.。
论中国机构投资者制度构建与证券市场国际化
关键词： 证券投资/机构投资者/证券市场国际化/QFII制度/QDII制度
内容提要： 机构投资者是近几年来中国证券投资领域逐渐引起重视的投资主体。本文以机构投资者为中心， 通过对规制机构投资者的证券市场资本流入和流出法律制度的对比， 揭示了我国证券投资领域的国际化发展趋势。笔者认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趋势不可避免； 但是整个法律制度体系的配套建设， 尤其是在针对不同投资主体、不同投资领域、不同位阶的法律制度整合方面， 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一、机构投资者在中国证券市场法治构建中的角色定位
（一） 机构投资者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作用机构投资者是指从事证券意义上的非个人化投资行为的、职业化、社会化的团体或机构， 它包括用自有资金直接或借助各种金融工具间接在证券市场进行投资的非个人化机构。[1]
机构投资者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一方面， 机构投资者资金雄厚， 在证券承购和证券经纪中都占有较大份额， 为证券市场的扩容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另一方面， 机构投资者实行投资组合管理， 并且以长线投资为主， 有助于抑制投机行为的过多发生， 保持证券市场的稳定。此外， 机构投资者对于促进金融创新、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 机构投资者的培育与完善就显得日益重要， 这不仅有利于资本市场的改革和进步， 而且有助于深化企业制度改革， 有助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 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2]发展机构投资者在当代资本市场发展中的作用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⒈发展机构投资者能够聚集社会闲散资金， 扩大社会对证券的需求， 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目前， 我国证券交易市场交易主体主要以个人投资者为主， 个人投资者受其精力、时间、知识的限制， 其直接出入交易市场所付出的成本很大； 个人投资者的数量和投入的资金满足不了我国资本市场迅速扩容的需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机构投资者通过其专业化的服务， 将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使用， 在带来可观收益的同时为广大个人投资者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
⒉发展机构投资者对于稳定股价， 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发展意义重大。个人投资者在投资行为上以获得短期交易收入为主， 不注重长期效益， 并且现阶段的中国股民总体来说还缺乏投资操作知识， 其投资的投机成份很大。机构投资者恰好能克服这种弊端， 机构投资者注重长期投资收益， 拥有众多的专业人士， 以及广泛的业务联系和全面的市场信息， 并注重对公司股票内在价值和财务状况的分析研究， 因此能够合理地利用信托资金进行投资。
⒊发展机构投资者还有利于推动资本市场的创新活动。机构投资者提供各方面的服务， 并对其拥有的资产实行风险分散的投资组合管理， 这必将会推动金融服务创新， 金融品种创新和市场交易方式的创新。同时， 发展机构投资者还有利于形成资本市场的完善监督体系。
（二） 机构投资者角色定位与中国证券市场法律制度完善
机构投资者的兴起， 打破了传统上个人股东高度分散的状况， 开始逐渐淡化股东群体的传统形象， 不乏有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影响公司决策， 使股东有了从“消极股东”向“积极股东”转化的动态， 从而引发了对机构投资者与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理论思考与实践。[3]目前， 建立机构投资者配套法律制度的潜在条件已经成熟。首先， 随着我国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 失业保险金和养老金的资产额增加很快， 由此会形成对证券的极大需求； 其次， 各种投资基金发展已初俱规模， 随着经济发展带来人均收人的增加， 私人储蓄额会持续增加， 会有更多的资金通过这些基金进入资本市场； 再次， 各类企业法人为了巩固竞争地位和开展业务往来， 也会投资于股权证券； 最后， 随着经济改革实践的发展， 中国的证券投资业管理人才正在迅速成长， 这一大批高层次的专业人士为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有学者认为， 目前我国应着重发展以下三种类型的机构投资者： 一是大力培育投资基金等新型的机构投资者； 二是允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银行、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在一定监管条件下投资于资本市场； 三是发展企业间相互持股， 即法人持股。[4]对于前两者， 我国相关管理机构在政策上持积极态度， 制定了大量配套规定。与国内机构投资者相对， 合理规制， 允许国外投资者进入我国资本市场， 以引入国际资本并带动我们整体机构投资水平的提高， 在我国证券投资领域已经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二、境外机构投资者与中国证券市场资本流入制度现状
（一）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概述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Investor） 制度是指允许经核准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在一定规定和限制下汇入一定额度的外汇资金， 并转换为当地货币， 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账户投资当地证券市场， 其资本利息、股息等经审核后可转为外汇汇出的一种市场开放模式。这是一种有限度地引进外资、开放资本市场的过渡性制度。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 由于货币没有完全可自由兑换， 资本项目尚未开放， 外资直接流入有可能对其证券市场带来较大的负面冲击， 而通过QFII制度， 管理层可以对外资进入进行必要的限制和引导，使之与本国的经济发展和证券市场发展相适应， 控制外来资本对本国经济独立性的影响， 抑制境外投机性游资对本国经济的冲击，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QFII制度1990年发源于台湾， [5]其实质是一种有创意的资本管制。在这一机制下， 任何打算投资境内资本市场的人士必须分别通过合格机构进行证券买卖， 以便政府进行外汇监管和宏观调控。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整体规模、功能和效率大大提升， 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大同时也是最有活力的证券市场之一。应该说， 现在引入QFII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另一方面，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比重远远低于境外成熟市场， 这严重制约了我国证券市场功能的发挥。从这个角度来看， 引入QFII相当迫切。引进QFII制度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在资本市场的重大举措， 是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又一表现。2002年11月， 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引入了QFII制度。
（二） 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在我国的施行特点
建立QFII制度， 最大的风险莫过于外资进入后对本国（ 地区） 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产生的冲击。因此， 对于这项制度创新， 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时， 出于收益和风险的考虑， 往往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吸引长期投资的外资机构， 特别是在初期； 第二， 对外资总规模、外资个股持仓比例有限制； 第三， 对资金进出境、兑换、货币市场投资比例有严格的规定； 第四， 把外资行业投资限制扩展到股市、债券市场， 对金融衍生品的投资限制较严格。[6]
笔者认为， 在建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法律制度体系的过程中， 应该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要本着互惠的原则选择有一定信誉和实力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在资本项目下设立专门的QFII帐户，并为每一个通过QFII资格认定的境外机构投资人建立分帐户， 该帐户资金流程处在外汇管理局的监控之下。二要加强进出入资金的管理。鉴于证券资本的流动性特征， 要求QFII在通过审批一定时间以内， 将资金汇入中国， 并对资金的运用及汇出进行严格的监管。三要对QFII的投资范围和投资额度进行限制。汇入资金在转化为人民币以后， 可以投资于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一级和二级市场。要适当保护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如金融业、电信业等， 定期检讨开放效果， 密切注意对外汇市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投资额度方面， 根据证券市场流通市值规模而确定外资进入规模。这一阶段结束后， 才可以逐步放松QFII的准入限制， 在条件成熟时实现资本流动的自由化。
对比现实法律规定， QFII制度初期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⒈以列举的方式对QFII的资格进行严格界定， 维护市场稳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产规模等条件要求严格。结合中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时期， 《办法》中对于境外机构投资者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 这有利于国内市场投资者素质的提高以及市场的稳定。《办法》要求所有类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管理证券资产的规模均不小于100亿美元， 经营时间除基金管理机构是5年以外， 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均要求30年以上。由此看来， 要满足中国QFII资格审查条件的， 一般而言都是经营时间很长、运作规范、管理资产经验丰富的境外机构。
⒉鼓励稳健型的资产管理机构， 吸引长期投资。将吸引外资的中长期投资放在突出位置。《办法》第十一条中特别指出： 符合规定的“封闭式中国基金或在其它市场有良好投资记录的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共同基金的管理机构， 予以优先考虑”。这充分表明了管理层希望能够吸引境外机构进行中长期投资， 维护市场中长期稳定的导向。
⒊投资范围和投资额度有严格限制， 体现渐进式原则。投资对象和持股比例与国内的基金近乎同享国民待遇， 但范围有区别。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对象是除B股以外的境内市场上挂牌交易的A股和债券，这与国内基金的投资范围是相同的。就单个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而言， 单个境外机构的投资限额与国内基金一样不得超过该公司总股份的10%.全部境外机构对单个上市公司的持股上限为20%， 而国内基金在这一点上没有限制。当然， 《办法》也为动态管理留有余地， 特别补充说“中国证监会根据证券市场发展情况，可以调整上述比例。”至于行业限制， 《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合格投资者的境内证券投资， 应当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要求。这就表明包括石化、电子、汽车、交通运输等主导产业， 以及原先禁止外商投资但入世后大幅开放的行业包括医药、零售业、公用事业、金融服务等， 将成为QFII关注的热点。
⒋对合格机构汇出汇入资金进行监控， 稳定外汇市场。对于资金的流向控制， 一般有两种不同的手段：一种是采取强制方法， 规定资金汇出汇入的时间与额度； 另一种是用税收手段， 对不同的资金汇入汇出时间与额度征收不同的税， 从而限制外资、外汇的流动。[7]目前我国对资本出入采取的是强制方法。《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合格投资者应当自中国证监会颁发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三个月内汇入本金， 全额结汇后直接转入人民币特殊账户。第二十六条又规定， 合格投资者为封闭式中国基金管理机构的， 每次汇出本金的金额不得超过本金总额的20%， 相邻两次汇出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一个月， 而其他投资者不得少于三个月。
三、境内机构投资者与中国证券市场资本流出制度
（一）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的推出背景
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Investor） ， 是在一国境内设立， 经该国有关部门批准从事境外证券市场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业务的证券投资基金。和QFII一样， 它也是在货币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情况下， 有限度地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2006年4月： 被市场称作“QDII开闸”的人民银行行“五号公告”发布， 开放资本账户的三点重大新政策出台： 第一， 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集合境内机构和个人的人民币资金， 在一定额度内购汇投资于境外固定收益类产品； 第二， 允许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公司等证券经营机构， 在一定额度内集合境内机构和个人自有外汇， 用于在境外进行的包含股票在内的组合证券投资； 第三， 允许符合条件的保险机构购汇投资于境外固定收益类产品及货币市场工具， 购汇额按保险机构总资产的一定比例控制。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利率、汇率、资本帐户三位一体的管理制度， 且这种制度还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下去， 在这种管制框架下， 短期内难以实现人民币资本帐户下的自由兑换， 居民自然被禁止买卖境外股票，但随着国内居民调整个人金融资产结构和对外投资的欲望不断增强， 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既符合货币管制原则， 又能疏通国内居民投资海外资本市场渠道的机制，QDII机制便可达至这一要求。QDII目前情况下推出， 主要的背景就是目前我国高速增长的外汇储备， 这几项措施都使得更多的外汇资金流向个人或者投资机构手中，也暗合了吴晓灵行长“藏汇于民”的政策意图。在推出QDII以后， 有望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状况， 而金融机构和个人也获得了更广阔的投资空间。央行称， 上述政策措施将会同有关部门适时分项组织实施， 目前政策下， 基金QDII需通过证监会和外管局审批，而保险公司、银行业QDII也需由各自监管机构审批。业内人士预计此次开放首先将允许投资于固定收益品种，之后是证券组合， 最后才是金融衍生产品。[8]
（二） 在中国施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的立法步骤分析
中国过去曾经长期外汇短缺， 所以向来是先鼓励流入， 然后才是有序流出。现在中国已经告别了外汇短缺的时代， 所以我们根据形势发展变化， 对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实行均衡管理。这次在有序引导流出方面的政策调整力度比较大， 但不能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 这仍然是一个有序的、渐进的过程。[9]从此次我国人民银行“五号公告”对于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海外投资活动规制也体现了极为谨慎的特点：
⒈银行投资“固定收益产品”风险的转移。根据五号公告内容， 符合条件的银行可以集合境内机构和个人的人民币资金， 在一定额度内购汇投资于境外固定收益产品。投资者可以将人民币交给境内银行， 由境内银行统一购汇投资于海外， 本金和收益返回境内时， 再度结汇成人民币。国内投资者可以将外汇资产交给境内商业银行， 通过委托理财方式直接投资境外。对于银行而言， 新的外汇代客理财业务， 事实上是将其外汇结构性存款业务转化为中间业务。在原来的理财方式下，客户的自有外汇资金在会计核算上体现为银行的存款， 形成银行的有效负债， 银行可以用其发放贷款或进行海外投资， 而在代客理财业务中， 客户的资金直接投到境外， 并由第三方托管。银行和客户之间将从原来的销售关系转化为资产管理关系， 银行只是中介人， 收取中介费用， 不再提供保底承诺。[10]
⒉社保基金配套规定的积极跟进。海外投资是社保基金酝酿已久的战略目标。人民银行的“五号公告”出台不久， 社保基金理事会就公布了《社保基金海外投资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 勾勒出了社保基金海外投资模式的总体框架， 社保基金海外投资据此正式启动。根据《暂行规定》， 社保基金投资境外的资金来源主要为以外汇形式上缴的境外国有股减持所得， 即为其本身自有外汇。从目前理事会的现状看， 在人员、经验和技术系统等方面的准备还不具备海外投资的直接操作能力， 因此采取委托投资的模式比较适合， 这也符合国际上养老金机构的操作惯例， 核心是风险监控和专业化的管理。在社保基金的海外投资规划中， 固定收益类产品比重要小于股票类产品。此番招募境外投资管理人， 根据社保基金理事会公告， 申请者主要为受托投资管理五大类投资产品， 分别是全球股票积极型基金、美国股票指数增强型基金、香港股票积极型基金、全球债券积极型基金和外汇现金管理。这一系列投资基准的选择体现了社保基金审慎的心态， 同时也为后续法律的规定预留了很大空间。
⒊保险公司受到的影响相对最小。在“五号公告”之前， 保险公司的自有外汇投资渠道已经部分打开。[11]目前保险公司境外投资的具体操作细则仍未出台， 而人民银行的“五号公告”中所提到的“符合条件的保险机构”、“境外的货币市场工具”以及换汇额度都未揭晓。在此之前， 保险公司能够做的就是一些研究的准备工作。所以“五号公告”对保险公司短期影响是境内潜在的合格机构投资者中最小的。
（三）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的关系
资本项目的开放应该是双向的， 有流入就有流出。中国曾经长期外汇短缺， 所以向来是先鼓励流入， 然后才是有序流出。先放开QFII有其必然性。现在中国已经告别了外汇短缺的时代， 所以管理层根据形势发展变化， 对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实行均衡管理。资金双向有序流动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而资金单方向流动会导致资金高度集中， 可能产生风险聚集， 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因此， 在国际收支证券项下有必要建立资金双向有序流动的机制。在继续推进QFII制度、鼓励更多境外资金投资国内证券市场的同时， 拓宽境内资金投资渠道， 并允许部分国内资金投资国际证券市场， 引导部分资金有序、合法流出， 以分散投资风险， 提高投资收益。近些年来， 我国国际收支连续出现大幅顺差， 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操作， 加大了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 管理机构调整外汇管理政策，改变了以往“宽进严出”的局面， 并积极采取措施化解国际收支压力， 在证券项下允许保险公司运用自有外汇资金投资海外债券市场， 批准保险公司和社保基金投资海外市场， 将在一定程度上扭转我国目前证券项下资金单向流入的局面。[12]
QFII机制的运作要涉及三个核心问题： 其一是合格机构的资格认定问题。包括注册资本数量、财务状况、经营期限、是否有违规违纪记录等考核标准。其二是对合格机构汇出入资金的监控问题。[13]其三是合格机构的投资范围和额度限制问题。[14]对比QDII制度， 我们发现上面三个问题同样也是其关注的重点。QFII这项制度的安排实际上只是将我国允许合格的境外投资者进入我国资本市场的初步做法。在我国这样一个即有流通股， 又有非流通股； 即有国有股和法人股， 又有A股、B股和H股等多股权结构的资本市场中， 外资如何应对， 就不是一项QFII的制度所能决定的了。一旦推出QDII后， 即意味着国内投资者可参与境外有价证券的投资， 尤其是香港股票的买卖。由于香港股票市场的股票价格相对于国内股票市场的股票价格要廉价的多，因此， QFII与QDII这两项制度安排哪一个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质更是决定了资金最终的流动方向。QDII的推出， 使中国证券市场与国际融合的大趋势更进了一步， 这将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理念、估值标准产生重大影响。与国际市场的比较将成为投资者重要决策依据。如果说此前是QFII将国际投资理念带入了中国的话， 那么QDII将促使这种理念进一步深化。
四、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与机构投资者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
（一） 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法律障碍
我国证券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证券市场， 起步于80年代初， 在至今不到20年时间里， 相继发行了国际债券、B股、H股、红筹股， 并对买壳上市、借壳上市及设立国家基金等多种筹资方式进行了尝试，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并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现实障碍：
⒈证券市场相关法规不健全、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健全的法律体系是规范证券市场运作的基础。世界上证券市场发达的国家都有一套包括针对证券交易、证券投资者保护、投资公司等法律和各阶段配套法律条款组成的健全的法律体系。我国证券法是长期的立法工作在1999年才颁布的， 已有的《公司法》以及与证券相关的管理条例， 有些内容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飞速发展已不符合国际惯例和中国现实。这种法律制定、实施的低效性势必影响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15]
⒉金融管制较严， 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我国目前仍实行比较严格的金融管制， 这种资金不自由、货币不自由的壁垒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国际证券资本。虽然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外汇调剂中心把所得部分利润汇回本国， 但这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⒊证券监督法律制度、监管方式和监管水平均存在不足。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程度越深， 所面临的风险越大， 客观上要求更加有效的监管机制与之相匹配。在WTO的相关条款中强调的原则之一就是透明度原则，即要求信息披露， 这是金融监管的基础。而我国监管法律体系并不健全。另外， 对证券市场的管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公司股票的发行与上市， 迄今实行的是额度分配和审批制度。这种以行政手段分配资本市场资源的制度， 排斥了企业以业绩和成长预期竞争进入资本市场的平等机会， 导致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的下降， 增加了国内证券市场的风险。
（二） 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立法的步骤
关于证券投资的法规一般分三个层次： 一是立法机构制定的证券法律； 二是证券主管机构制定的监管规定； 三是证券交易所制定的有关规则。这三个层次的法规形成一个健全的证券法规体系， 全国规范证券市场的主体及其行为。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前提是规范化，否则，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就无从谈起。[16]其中， 前两者拥有立法权的机构制定的各种层次的证券投资法律制度比证券交易所等中介机构制定的规则具有更高的权威性与持久性。我国利用国际证券投资按照先境外后境内、先债券后股票的顺序发展， 立法步骤大致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步， 证券市场开放初期， 利用国际证券投资应该仍然以境外发行股票和债券为主， 允许外资间接进入A股证券市场， 同时逐步将B股市场国际化， 并为与A股合并做准备。由于受国内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和监管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短期内开放A股市场的风险较大， 而境外发行股票不仅有利于国内企业扩展融资空间， 而且有利于企业熟悉国际资本市场规则， 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进行规范化企业管理和经营。另外，由于目前在国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所需的资金， 基本上都是依靠国内总公司的汇款或从设在当地的中国金融机构贷款。如果能够确立发行当地货币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 就可以减少对总公司和中国金融机构的依赖，取得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通过发行当地货币债券筹集资金还可以避免产生货币错配和汇率风险。在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 国外资本主要以合格机构投资者的方式投资国内证券市场。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善， 要逐步放宽QFII机构的限制条件， 但根据证券市场的总体规模， 核定每个机构允许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流通市值不超过总市值的一定比例， 同时规定每个机构对单个上市公司的投资比例， 并严格限制其对敏感部门的投资。
第二步， 证券市场开放逐渐成熟后， 通过证券投资机构进行二级市场的间接投资应成为主要的投资模式， 并允许境外共同基金直接进入股市。允许外资以投资于基金、组建合资合作基金、组建证券公司和投资公司、购买资产管理公司所持有股权等形式间接投资于A股市场， 将获得的股息和红利汇出。允许境外共同基金直接进入股市， 并由外汇管理局监督资金的流入和流出， 通过专门账户管理。在国内金融体系比较完善、宏观经济比较稳定和监管能力有所增强的条件下， 逐步开始尝试允许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存托凭证直接投资于国内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可以选择香港证券交易所作为试点。随着国内A股市场结构性矛盾逐步得到解决， A股市场逐步开始国际化运作， 规范上市主体信息披露、规范投资者行为、规范券商操作，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与B股合并。
第三步， 在证券市场运作及监管制度比较成熟、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基本建成以后， 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异地挂牌或存托凭证直接投资国内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完成证券市场的全面开放。在证券市场全面开放以后， 中国利用国际证券投资的规模主要由市场决定， 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风险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的区别
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与经济实践表明，产业风险投资对于激发经济体系的企业家精神、促进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大致相同的问题，即在促进创新效率提高所需的企业家和技术资源上存在着短缺问题。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要想让企业家的活力焕发出来，金融体系必须给这些公司提供足够的融资。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如何形成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投资基金，看来是金融改革应当解决的问题之一。
目前，我国的产业风险投资尽管在推动创新与金融的融合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体系相对而言还很不完善，投资主体、市场架构和运作机制都处于建立和完善之中，各个参与者在产业风险投资体系中的角色与定位尚不明晰，这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产业风险投资体系运作的效率和有效性。
一、 政府在产业风险投资体系中的角色与定位
与传统金融投资或工业投资相比，产业风险投资具有一些不同之处。产业风险投资往往是高技术导向的，这使得产业风险投资在成本和收益上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而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则使得风险投资评价更为困难。再者，产业风险投资也面临着技术创新活动所具有的外部性问题。正如一些对产业技术创新的研究成果所表明的，许多重要的产业创新，在市场条件下，其社会收益率水平将普遍高于私人收益率水平。因而如果没有较高的投资收益率作为支持，产业风险资本的供给方将存在经济动力不足的问题。产业风险投资所存在的市场失效问题，必然要求政府的适度介入来加以消除。
必须指出的是，在政府作为产业风险投资主体的问题上，许多国内外学者都持否定的态度。辜胜阻等人认为，政府在发展风险投资中应该发挥重要的引导和扶持作用，但政府不宜成为风险投资主体，否则容易导致效率不高和道德风险问题，并且将会削弱民间资本进入产业风险投资领域的积极性。
事实上，美国SBIC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美国于1958年通过了小企业投资法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小企业投资公司(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Corporation) ，简记为SBIC，作为政府资金与私人资本相结合的一种尝试，旨在通过推动风险投资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尽管美国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在推动美国风险投资的早期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体而言，SBIC计划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该部分风险投资占风险资本总量的比例逐渐下降至很低的水平，到1988年，SBIC管理的风险资本占全美风险资本总额的比率降至1%。一些美国学者对中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失败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表明：(1)由于政府以四倍的杠杆向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发放优惠贷款，使得政府成为风险投资的主体，这种非股权投资性质导致SBIC出现寻租行为。需要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将政府优惠贷款转贷给其他企业以赚取利差。这样，政府优惠贷款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并未用于风险投资，从而背离了政府设立该计划的初衷。(2) SBIC计划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作为风险投资主体就意味着政府将对投资机会进行直接评价和选择，而大量研究都表明政府常常并不具备这种能力。(3)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由于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又缺少对风险投资家的激励机制，难以培养和吸引高素质的风险投资人才，因而造成管理不善和严重亏损问题。
因此，政府应尽量避免直接介入风险投资的市场活动当中。政府资本作为风险投资主体，应当只是一种发展产业风险投资过程中的过渡形式。政府资本在产业风险投资进入良性运作之后应考虑逐步地缩小其所占比例，甚至是全部退出那些具有市场竞争性的产业领域。从长远来看，应当积极引导民间投资进入产业风险投资领域，并最终为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构建基础条件。与此同时，产业风险投资的发展又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扶持，政府应该创造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外部环境，推动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总体而言，政府在培育风险投资体系中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
1. 为了激励机构资金在企业初创时期以及在高技术企业中的投资，政府需要采取一些直接措施以提高此类投资的收益水平。这事实上也是许多国家都采取税收优惠计划以降低风险资本的获得成本、提高产业风险投资的平均收益率水平的重要原因。这类措施将大大降低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财务成本，进而推动资本投资的快速增长。
2. 控制或降低投资者所承受的风险，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并维持投资者参与高技术风险投资的积极性。这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加强并规范财务信息披露，增加风险企业的信息透明度；由政府直接成立特定机构或授权一些组织来对企业业绩及投资价值进行正式评价，从而降低中小投资者的评价成本，并弥补中小投资者在专业知识上所存在的欠缺；建立投资损失补偿计划，以激励投资者更为积极地参与产业风险投资活动。
3. 增加风险投资的流动性。由于风险资本存在着周期性特征，因此能否有效地兑现资本收益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各国政府为了促进产业风险资本的顺利循环以及增量风险资本的进入，就必须考虑建立起有效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以增加风险资本的流动性。
4. 培育企业家精神和社会氛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的存在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前提，而这有赖于在整个社会培育起重视创新活动的社会文化和氛围。对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这一点尤其重要。
二、机构投资者与战略投资者的培育
如何在产业风险投资体系中培育机构投资者与战略投资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事实上，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大规模兴起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机构投资者的形成与参与。由于产业风险投资具有风险大、收益期相对较长的特点，因此使得产业风险资本比证券市场更依赖于机构投资者。1997年，美国风险投资当年投入额达到122亿美元，其中62%被投入到高科技企业。其中，养老基金所占比例为40%。美国机构投资者主要包括养老基金、大学教育储备基金以及各种非赢利性基金会，这些机构投资者传统上相当保守，主要投资于债券和高红利股票。这一方面是因为联邦和州政府出于谨慎考虑所制定的法规限制，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一般认为投资于新兴企业风险过高且难于监控。因此，美国创投事业在早期主要依赖于个人投资者。但自60年代末期特别是1976年之后，风险投资可能带来的丰厚回报，促使政府放松了这方面的管制，如允许将2%-5%的养老基金投资于新兴企业，于是这些机构投资者成了风险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
对于我国而言，我国产业风险投资自发展初期就存在着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缺乏长期资本的介入，二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还远未成熟。事实上，这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因为产业风险投资中长期资本的供给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机构投资者尚未有效形成所导致的。因此，培育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对于改变我国目前证券市场存在的诸如股权结构不合理、流通性差、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机构投资者的培育与成熟，可以增加证券市场资金存量和增强证券市场整体风险承受能力。
具体而言，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风险投资基金，而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目前也仅仅是初步地介入证券市场投资。而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非国有资本存量增长非常迅速，它们目前可供选择的投资渠道还很不足，许多资金都转向股票市场。这部分资本存量可以考虑逐步引入产业风险投资领域，以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借鉴国外发展产业风险投资的经验，我国可以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逐步地允许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参与产业风险投资活动，这样可以使这些具有长期资本特性的资金介入产业风险投资领域。
其次，为了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近年来已经开始在公司上市过程中引入"战略投资者"，以期树立长期投资理念。在发展产业风险投资的过程中，引入战略投资者无疑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尤其是引入一些具有良好市场业绩的上市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这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和财务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种做法使公司更为关注企业的长期业绩增长和成长性，而改变我国目前投资领域内普遍存在的短期倾向。
三、个人投资者在产业风险投资中的角色定位
在非正式风险资本市场中，个人风险投资者（business angels）主要投资于初创企业和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企业。英国内阁办公室科技顾问委员会指出，"一个由私人风险投资家组成的活跃的非正式风险投资市场是企业经济兴旺的前提条件"。据欧美国家估计，与机构投资者相比，它们所投资的企业数量为20~40倍，但在中小企业中的投资金额要比机构投资者高出5倍。就中小企业投资金额而言，英国非正式风险资本市场要比机构风险资本市场高出2~4倍。这充分表明，尽管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产业风险投资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个人风险投资家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正如一些研究学者所指出的，在传统类型的风险投资领域，个人投资者一直是主要的参与者。这些个人风险投资家不仅具有一定的私人资本，而且往往在技术、管理、金融或法律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他们除了向风险企业投入资金之外，还积极参与风险企业的运作和管理。由于其投资的权益特性，他们对公司的成长性和发展潜力比当期利润更为关注。
个人风险投资家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倾向于介入高技术中小企业，而这往往是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缺乏积极性的领域。Caston调查发现，英国大约13%的个人风险资本家曾投资于高技术制造业，而其中6%只投资于高技术公司。
对我国而言，充分发挥个人投资者在产业风险体系中的作用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渐出现了一个阶层，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个人原始资本的积累过程，并且在企业管理上具有一定的专长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引导和鼓励这些个人参与产业风险投资活动就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我国目前城乡居民储蓄水平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社会层次资本供给水平也日益增大，迫切需要一些合理的投资途径。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之中，我国投资者在整体上尚缺乏理性投资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一条可行的途径就是由一些专业投资管理机构来对投资者的集合资本（pooled capital）进行管理，产业风险投资基金的设立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它将为广大普通投资者提供参与产业风险投资活动的金融工具。
四、发挥高技术企业在产业风险投资领域的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把美国近年来风险资本的增长完全归功于法律环境上的变化将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在同一时期，风险资本的需求方也发生了显著的增长，尤其是在微电子技术上的技术革命更加剧了这一点。换言之，目前大多研究和分析都着眼于风险资本的供给，而较少考虑风险资本的需求方即高技术企业在发展产业风险投资体系中的作用。从我国的现状来看，1994年，我国高科技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8%，远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高技术中小企业因缺乏财务资源的支持而未能充分地发挥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其结果之一就是使得我国产业风险投资的成长缺乏良好而坚实的基础。
对于高技术中小企业而言，财务资源不足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这主要是由如下原因造成的：首先，高技术投资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和收益不确定性，这使得采取稳健性原则运作的传统金融机构在提供融资上缺乏积极性；其次，高技术企业和项目由于涉及到较为复杂的技术特性，对其价值及投资收益的评价需要较强的专业背景和经验，而这也恰恰是一般的金融机构所不具备的；再者，与传统制造业不同，高技术中小企业主要是以无形资产为主，其有形资产相对比例较低，这使得它们在向商业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除此之外，我国高技术中小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总体而言，我国高技术企业尽管在数量上发展迅速，但规模普遍偏小，这使得高技术中小企业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力难以进一步提高。形成这个问题的原因除了高技术企业自身存在的不足，其中之一就是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股票市场对投资者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为了提高股票市场的投资收益，一些证券机构对高科技概念进行了一些炒作，这导致我国高技术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泡沫成分，许多所谓的"高科技公司"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高技术企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广大投资者对高技术企业价值的认同感，对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
五、积极发展产业风险投资领域的中介机构及其网络
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体系下，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因而信息的获取成本就成为市场交易成本的重要构成部分。产业风险投资由于其所涉及的技术以及财务特性，使得风险投资活动中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更为严重。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难以在产业风险投资过程中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来消除和防范道德风险。因此，在创投项目、风险资金、股权三者之间，必须有特定的组织或机构来提供大量的中介信息和中介服务，这将直接影响到整个风险投资市场体系的运作效率。因为从国外产业风险投资的运作实践来看，妨碍他们对创新的金融支持的并不是资金的缺乏，而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投资项目!'#。就政府而言，为了促进产业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政府首先应当努力发展风险投资中介组织，使普通投资者能够获得必要的流动性，并能够把闲散资金投入到回报率比较高的风险投资中。其次，努力采取措施降低风险投资的信息成本，防范道德风险发生。政府在其中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对高新技术成果进行正式评价以及加强推行企业财务信息披露制度等等。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风险资本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存在着大量的风险投资者网络，其中的大多数是由政府或非赢利性机构经营的，也有少数是处于商业目的建立的。典型的如1973年成立的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NVCA, 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第一风险公司（Venture One Inc.）、英国风险投资协会（BVCA）和加拿大风险投资协会（CVCA）。全美风险投资协会是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协会，会员均为风险投资公司，目前拥有240家会员(全美有600~700家风险投资公司)，主要靠会费收入和一些专业会计师及律师事务所的募捐运作，后者捐款的目的是希望风险公司和风险企业成为他们的客户。1995年，英国至少有37家个人风险投资家网络，其中大多数是由公共部门机构或非赢利性组织运作，而其运行费用赤字部分或全部由政府或公司资助。
不过，美国、英国、加拿大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对个人风险投资家网络的研究表明，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它们大多数对非正式风险资本的流动有着较为有限的影响。不过自90年代中期开始，个人风险投资家网络开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它们的影响力取决于如下四方面的因素：（1）商业银行在经济衰退时期在小企业投资上出现了大量贷款损失，因此出现惜贷倾向；（2）人们对非正式风险投资市场逐渐加深认识并日益关注；（3）人们在运作个人风险投资家网络过程中逐渐积累起经验；（4）在网络之间尤其是在区域性网络与全国性网络之间正逐步建立起越来越广泛的联系。
普遍认为，风险资本之所以在企业初创期和技术型企业中没有充分的动机去投资，就是由于此类投资中相对过高的评价与监控成本，这种成本可以视为投资过程中的固定成本，因为对于小规模投资和大规模投资，这部分成本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政府部门有必要建立起官方的风险资本评价机构，这可以有效地降低投资者在对企业进行技术以及财务评价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对于私人机构，它们很难拥有足够的技术、财务、市场专家来进行投资评估，并且聘请此类专家也会使成本上升，由此导致许多评估存在着依赖于主观判断的倾向，这客观上也阻碍了人们对高技术初创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不过也存在一些例外的情形。据英国贸工部的调查，多数风险资本家并不主张成立政府所属的创业评估机构，这与其风险资本发投资趋向有着很大关联，因为在英国绝大多数的风险投资都是针对于企业的扩张阶段以及管理层收购。
我国目前产业风险投资的中介服务机构尚处于建立过程中，这些中介机构的缺乏已经对我国产业风险投资的发展形成了制约。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由于中介机构普遍处于建立初期，因此许多风险投资公司在运作过程中经常面临投资项目信息不足的问题，使得资金的供给方与项目的供给方之间难以实现匹配；（2）中介服务机构的缺乏还使得信息披露机制和渠道效率较低，造成对风险项目或风险企业的评价成本过高，这将大大抑制个人资本参与产业风险投资活动的积极性。
必须指出的是，所有现有证据都表明，为了有效地运作，风险资本的天使投资者网络如果没有来自私有部门或政府部门的资助是无法完全自负盈亏的。因此，在我国产业风险投资网络的建立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财务资助的办法来支持其运作，从而为产业风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所必需的基础构架。
六、结论
风险投资业要真正成为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的资金支持体系，必须拥有充足的风险资本供给。因此，拓宽资金来源，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努力使民有资本在风险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发展我国产业风险投资的重要工作。政府应当发挥政府风险投资对其他投资主体的市场导向作用，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来创造条件，吸引总量已经超过六万亿元的私人资本流向风险投资企业，使私人资本成为我国产业风险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
针对我国产业风险投资缺乏长期资本介入的现状，培育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借鉴国外发展产业风险投资的经验，我国可以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逐步允许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等具有长期资本特性的机构投资者以及一些具有良好市场业绩的上市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来介入产业风险投资领域。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产业风险投资体系存在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我国必须逐步建立和完善产业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及其网络，努力采取措施降低风险投资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以提高整个风险投资市场体系的运作效率。
如何壮大专业机构投资者队伍
差距就是动力。中国目前仅全国社保基金、部分企业年金可以投资股市，未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这一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以及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双轨制并轨之后庞大的职业年金，加上越来越多企业建立的企业年金、商业保险公司可以运用的资金，将共同组成“新国九条”中“壮大专业机构投资者”的主体，成为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中流砥柱。
在未来壮大我国专业机构投资者的过程中，还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相关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如何保护以养老金为代表的金融消费者、投资者的权益？养老金投资资本市场需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投资的基准是什么？养老金如何在资本市场中确保投资的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如何利用保险精算技术来规范投资？中国在这些领域应当学习美国的哪些经验、避免哪些教训？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把“新国九条”中的原则性规定落实到法律、法规、规章的层面，促进中国养老金投资资本市场、养老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的立法、修法，使“新国九条”更具可操作性。
为什么港股价格这么低
港股市场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成熟市场，有着海外机构投资者构成和以中国内地业务为主的上市公司标的构成，相对特殊的结构对接、高效的再融资制度以及发达的衍生产品市场造就了港股著名的低估值和独特的估值体系。
我们将在本篇中论述港股低估值的主要成因。
1、港股市场整体估值偏低
对比以欧美股市为代表的成熟股票市场和以A股、韩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港股的历史估值水平均偏低。
我们采用最通用的动态市盈率来进行比较，恒指PE在过去5年内徘徊在9至11倍之间。2011至2014年，恒指PE均值为10.2倍；而与之相对应，其他股票市场同时期PE均值都在12.6倍以上，其中，标普500指数的PE均值为15.6倍；亚太地区另一金融中心日本市场的PE均值则高达21.2倍。A股市场虽然在2011年至2014年间PE均值仅比恒生指数高出24.2%，但经历了今年上半年的一轮大涨之后，虽然在7月后出现较大波动，但截至9月23日A股市盈率仍为15.53倍，约为当日恒生指数PE值的1.6倍。
对比恒指与标普500及恒指与上证A股的PE比值，经过统计我们发现在观察范围内，恒生/标普PE比值小于1的概率为94.96%，恒生/上证PE比值小于1的概率为92.09%。其中，恒生指数在2008年这段时间的PE值仅为上证A股的40%左右，为历史最低水平。截止2015年9月23日，恒生/上证指数与恒生/标普指数的PE比值均低于0.6。
相较于波动较大的A股，港股市场的估值状态更接近欧美等发达市场。测算恒指、标普500及A股指数的历史PE均值和标准差，其中，标普500及恒生指数的方差/PE均值比例均低于0.3，波动幅度显著小于A股，显示了港股相对较窄的历史估值波动区间。
2、低估值原因一：港股投资者以海外机构为主
港股估值低的首要原因是以海外机构投资者为主的投资者结构。
香港是亚太地区主要的金融中心，港股市场也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股票市场。作为高度开放的资本市场也作为全球资产配置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港股的核心参与者主要为来自海外的、以全球配置为目的的机构投资者。
从参与者类别来看，港股现货市场2011至2014年，按成交金额划分40%以上均来自海外投资者，而其中机构投资者为主要力量。在本地机构、本地个人、外地机构、外地个人四个主要投资者类别中，外地机构投资者始终是成交金额占比最大的类别。
从外地投资者来源地看，在现货市场的投资者中，来源于美国和英国的投资金额之和占总投资额的一半以上。在2011-2012年度，美国投资者占比约32%，英国投资者占比则约为25%，两者合计则达到了57%。随后美国投资者略有下降，英国投资者比例逐步上升。两者在2013-2014年度的金额占比均超过了25%，是外地投资者中的主要力量。来自于美国、欧洲、新加坡及澳大利亚地区等成熟市场的资金长期占据了现货市场投资总额的约80%，总体来看，港股最核心投资资金来自以欧美市场为主的成熟市场机构投资者。
以海外机构为主的投资者结构从以下方面影响港股估值：
其一，海外机构投资者对港股总体投资规模有限。港股是国际投资者全球配置的重要一环，但并非最核心环节。国际投资者配资港股的目的主要在于全球配置目标下对于盈利及风险分散的追求。从2014年全球共同基金及ETF资产的投资结构来看，53%的资产被用于投资美国，而投资非洲及亚太地区的资产仅为11%，其比例远低于相应市场市值占全球金融市场总市值的比例。对港股为代表的亚太地区总体投入资金规模有限，是导致港股这个完全开放市场相对较低流动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海外机构投资者带来成熟市场偏好，港股估值参考成熟市场。海外机构投资者多来自于成熟市场，对于港股市场的评估更偏重价值，在估值的给予上也更参照成熟市场。借鉴美国机构投资者结构，呈现资产规模集中度上升的趋势，2014年美国前25大机构投资者掌握全美74%的投资资产，前10大投资机构掌握55%的投资资产，前5掌握43%，集中化的投资结构势必在国际化配置中将更多地融入价值投资及高市值、高流通值的偏好。港股市场作为全球配置中的一部分将受到境外大型投资机构偏重价值的偏好影响。
其三，海外机构投资者更偏好大市值龙头品种。由于香港仅为海外投资者配置资产的地点之一，海外机构无法充分覆盖港股全部标的，更倾向将投资及研究投入更集中在市值大、对经济基本面有代表性且通常是主要指数中的标的。而这些标的往往因为体量大已经成为龙头，相应过了高速发展期并已进入成熟期，难以享有过高估值。而中小标的由于需耗费的覆盖成本较高通常不被海外机构关注，难以分享较稀缺的流动性,因而也常常处于较低估值。
3、低估值原因二：本地投机资金另有去向
港股估值低的第二个原因是进入正股市场的投机资金较少。
一方面，香港股市对投机资金的吸引力较低。港股历史投机氛围较浓，但是在经历了数次大小股灾以及老千股事件，普通股民对于港股投机忌惮较深，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港股正股市场的投机氛围。
老千股作为港股的一大特色，充分利用了港股的再融资便利。典型案例是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释放虚假利好等消息，吸引炒家大量购入经批股、供股增发的股份后，再通过二级市场操控，以进行圈钱套利。这一过程中小股东的权益被大幅摊薄，老千股的存在使得港股对投机资金的吸引力受限。
另一方面，香港发达的衍生品市场也分流了投机资金。
香港金融市场上的衍生品产品交易额仅次于股本股份，为市场上交易额第二大的产品类型，2010年至2014年衍生权证交易额均值达21593万亿港币。而作为香港特色衍生品的牛熊证，2010至2014年年平均交易额为14680万亿港币；牛熊证类似于期权，能追踪相关资产的表现而毋须支付购入实际资产的全数金额。衍生权证和牛熊证在2014年合计交易额约为33000万亿港币，资金量巨大，分流了大量的投机资金。
就参加衍生品交易的交易者类型看，交易所参与者本身参与的交易占据了半数以上。而在非交易所参与者交易中，香港本地个人投资者参与衍生品交易的比例仅低于境外机构投资者。从2011至2014年间，本地个人投资者参与衍生品交易的比例约为本地机构的2.5倍，相较前文提及的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现货市场，代表投机力量的本地个人投资者成为衍生品市场的主角。
从2012-2013年衍生品交易的交易动机来看，以投机为主要动机的纯交易维持在40%以上。细分品种来看，投机性更强的小型恒指期货、小型H股指期货以及小型恒指期权和小型H股指期权纯交易比例均在50%以上，而常规产品如恒指期货、期权及H股指期货、期权纯交易比例也都在30%以上，均显示出港股衍生品较强的投机特性。发达的衍生品市场有效地分流了投机资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正股市场的流动性，从而导致港股市场估值偏低。
4、低估值原因三：再融资便利造成存量资金分流
港股估值低的第三个原因是再融资便利。
香港发达的金融体系和便利的再融资制度，分流了港股存量资金。我们对比了香港与内地上交所的再融资规制，主要差异如表6所示，相较于内地，在香港获取再融资更为快捷方便，所需的时间花费、材料准备等均更少，香港的再融资相比内地更加灵活便捷。
对比港股与A股两地市场近年再融资规模占市值比例，2009年-2015年9月A股市场再融资规模占总市值均值为1.39%，而港股该均值则高达4.50%，比例超A股3倍有余。在2014年再融资高峰期，港股全年再融资比例接近7%，远超A股相应的1.6%的再融资比例。较高的再融资比例使得市场中的存量资金再度分流，进一步限制流动性，使得港股市场整体估值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