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上市公司拥有国产大豆基地
1、 公司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农业类上市公司和商品粮生产基地，是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之一，将在税收、银行信贷、配股融资等方面获优惠，公司拥有62.4万公顷耕地和24万公顷可垦荒地。
2、 公司农业机械化、水利化、良种化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具有明显的装备优势和技术优势。另外，公司原拥有的垦区耕地价值或面临重估。
3、 公司拥有的友谊农场等16家农场分布在世界上土质最肥沃的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三江平原上，土壤有机质含量高，水资源丰富，无任何污染，有着"天下粮仓"的美誉。
4、 控股子公司哈尔滨龙垦麦芽公司以12111.66万元购买北大荒麦芽拥有的年产5万吨具有国内先进技术水平的全自动化国产第三代萨拉丁生产线一条、普通萨拉丁生产线二条、德国劳斯曼生产线一条以及相关建筑物；08年龙垦麦芽以9280.74万元收购秦皇岛麦芽100%股权，实现低成本扩张10万吨产能，产能增长40%达到35万吨，居全国第三位，完成了辐射京津冀、长三角优势销售区域和上游进口原料的战略布局。
中国8大经济圈是什么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0143.htm
中国三大经济圈就是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都市圈各有规模，三大经济圈定位也不相同。
珠三角面临南中国海，为西江、北江、东江的汇合处，也即珠江的出口处，水陆交通发达、海外联系便捷，是内地沿海南部通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地区。珠三角素有“珠三角”、“大珠三角”之分。近年来又提出了“泛珠三角”的概念，其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这说明了珠三角的迅速崛起以及有着巨大的拓展空间，并且有望成为世界瞩目的特大经济区。珠三角发展特色主要表现在：实现了富饶地区的快速城市化；形成了“外向导入式”为主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以农村城镇化为主导的“爆发式”城市化；表现出多中心、高强度、聚集式的城市群发展形态；勾勒出内、中、外三个圈层的“圈层式”经济与城市发展特点；在城市与乡村的连接地区出现了一种“既非城市又非农村”的特殊空间结构形式。
长三角紧临东海，为我国最大的内河长江的出口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长三角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八个城市和浙江省六个城市，共计十五个城市，以后又有浙江台州市加入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即所谓的“15+1”。它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包括江苏的扬州、泰州、南通、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的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共15个城市及其所辖的74个县市，以沪杭、沪宁高速公路以及多条铁路为纽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长江的黄金通道流经29个主要城市，把长三角引向内陆腹地，是世界与中国大陆连结的重要门户地区。长三角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成为全国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长三角的发展特色主要表现在：形成综合性产业基地；城市化呈现结构性大发展；城市综合实力全国领先，圈层特徵明显；城市与城镇工业化水平较高；城市大物流条件初步形成；城市教育科技实力雄厚，高层次人才密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比较富裕，全国领先。
环渤海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北部地区，通过京津唐城市带引向中国北方腹地，区位特殊，工业密集、城市密布，是内地沿海北部通往世界的重要门户地区。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湾经济区产生于1986年，一般认为，狭义上是指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滨海经济带，其目标是打造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世界级城市。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已形成了“5+2”战略合作格局的框架，即河北、山西、辽宁、山东以及内蒙古中东部五个省区，北京和天津两个市。环渤海地区发展特色主要表现在：形成了中国重要的工业密集区和大型城市群；区域规划发展的起步较晚，区域经济发展相对于珠三角和长三角明显落后；开始全力构建环渤海经济圈区域经济发展新平台，建立“多赢”的区域协调和合作新机制。
长三角的优势是商业贸易氛围良好，商业环境好，国际化程度高，有强大的品牌消费市场，民营经济强大，同时一头两翼（中心--上海，南京、杭州为副中心）结构最合理。
珠三角的优势是思想观念开放，和在香港台湾的投资商沟通相对比较容易，地域上比较方便，建立了和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制度和文化条件，以深圳一些上市公司为代表的珠三角企业成为了中国最优秀的最有投资价值的蓝筹公司。
环渤海的优势是自然资源丰富，离国家的政策和决策中心最近，有着强大的重工业基础，房租便宜。
济圈中长三角的增长速率最低，环渤海最高，但是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2006年长三角已经超过了以东京为首的关东地区，是整个东北亚地区（日本韩国，包括港澳和新加坡）这个区域最大的经济区，到2020年长三角的经济规模会是关东经济圈的两倍同年珠三角会超过关东区。
长三角虽然富裕，但包容性最差，尤其以上海最严重，而且苏浙沪的语言不同，苏沪沟通还好，但与浙江人共同语言就成了一种障碍。相对而言深圳的包容性就高的多，因为深圳很多都是移民，但语言也是一大障碍，环渤海应该是包容性最大而且语言交流最容易的
房地产发展的历史
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1978年以前的国家主导的计划（建造、分配）模式阶段；1978年-1998年的商品化开发试点阶
段；1998年至今的金融化开发阶段。在房地产市场化之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国房地产行业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庞大人口的住房问题、消费问题、城市面貌，并带动
了将近60个产业发展，对中国经济形成了重大影响。未来，中国房地产行业将在“城镇化”、“国际化”、“智慧化”、“产业化”、“金融化”等发展政策和趋
势影响下，继续对中国的发展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9-1978， 房地产还未成为行业
1978年之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房地产在中国并未成为一个产业。国家经济发展的若干个“五年”计划中也从未出现“房地产”的发展规划与计划。
彼时，城市住房由国家统一建设，建好后按照不同标准对城市居民进行实物分配，住房是工作单位的员工福利之一，并没有形成房地产市场。在农村，由于中国实行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在内的城乡二元管理结构，农村的农民住房是以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宅基地自建房为主。
1978年之前，中国的城市数量是50个，城市面貌、城市环境（商业）的改善等全部依赖于国家主导的城市建设规划、建设、运营等，几乎没有主
营房地产的企业或机构。由于缺乏市场要素，城市缺乏足够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城市居民居住环境的改善也主要依赖于家族传承、住房分配等，居住环境较差、拥挤
不堪。
1978年人均居住面积是12平方米。
1978-1998，在 “市场”的催化下，中国房地产行业快速形成和发展
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国家发展战略。作为重要的一环，房地产首次进入决策层的视，1981年，作为重要的“改革开放特区”城市，深圳和广州
开始搞商品房开发的试点。1982年，中央政府开始推动实施实质的住房改革，截止1991年，中央政府决策通过了24个省份、自治区、城市的住房改革方
案。房地产的市场化之路开始起步。
1993年，中央政府陆续颁布实施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发放住房债券等，在宏观经济过热的经济环境背景下，直接催生了连续两年的第一轮房地产投资泡沫。此轮
泡沫的特点是在带着鲜明时代特征——“特区”的局部市场（海南、北海、广州、深圳）供应过大、消费需求不足，金融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土地炒作催化泡沫等。在
中央政府强制停止银行贷款、清理土地等行政干预下，刺破了海南、北海、广州、深圳等局部市场的泡沫。
1993-1998年，中国的GDP总量在20万亿的基础上，以每年8%的速度递增。中国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在全球排200名以外。因此，中
国的城市居民消费仍停留在吃、穿等日常生活层面，房地产市场由于消费能力的不足，市场规模有限。全国每年竣工面积仅有500万平米，针对8亿城市人口、
12平米的住房面积、较差的住房环境而言，存在巨大的潜在缺口。
这一时期，中国诞生了以万科为代表的第一批房地产开发企业，数量在2万家左右。但由于自有资金不足、金融政策对民资的限制，这一时期的房地产市场主要由国资企业主导。比如北京华远、上海城开等。
1998-2003，房地产发展蓄力期：取消福利分房、按揭消费、土地收储、银根宽松
1998年对中国房地产业来说是关键之年，很多开发商在1998年上半年都熬不下去了，把土地纷纷卖掉退出市场。但是到了1998年6月份左右，在东南亚
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硬着陆，连续8个季度经济增速下滑。为了遏制进一步下滑的危险，中央政府决心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决策层的视
野，政策面开始发生变化。中央政府在当年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房地产发展的政策，最具代表的是取消福利分房、按揭贷款买房政策，通过市场、个人信用来解决住
房及住房的消费能力不足问题，系列政策使得有效需求在短期内爆发，并大幅快速上升。
2003年，中国实行统一收储并出让的土地管理政策，再加上中国在1993年形成的地方财权与事权分开的财税管理体系，地方拥有有限的财权，却必须承担更
多的地方事权。这一体系下，地方政府无限制追求以土地出让为主的预算外财政收入，以填补地方事务的财政支出不足。另外，建立在房地产开发之上的城市建设、
招商、税收及GDP等恰恰是中国行政体制下的官员考核主要指标。这样房地产成为地方发展的主要或唯一发动机，在随后的十年里，“土地财政”愈演愈烈、地方
实业萎缩、房地产在地方政府的拥护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提振萎靡的经济，中国结束了稳健紧缩的货币政策并进入宽松轨道。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为了刺激出口，货币宽松政策得以延
续。货币超发也成为推动房地产投资的重要力量。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大量的民营房地产企业开始焕发活力，房地产市场由国资企业统领的局面得到扭转。万
科、合生创展、顺驰等大量民营企业获得第一轮快速发展，房地产企业数量猛增到8万家左右。
当然，这一时期房地产发展离不开中国整体经济环境和消费能力的改变。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参与到世界经济分工之中，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城镇
成为产业工人，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海外留学生在城市就业，中国经济发展提速，GDP增速进入两位数时代。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
了改变，从日常的吃穿消费升级到大宗商品、情感需求的旅游等消费，汽车开始进入普通市民的家庭，住房改善普遍被提上家庭消费议程。
在此房地产市场启动阶段，市场的典型特征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建立市场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以自主需求为主导的市场交易结构。其中，舆论导向中著名的段子就是中美两国老太太的住房消费理念的故事，深入人心，对刺激城市居民的消费愿望起到了间接的作用。
2004-2013，宏观调控中，房地产市场爆发式增长和衍生结构不良的行业局面
由于1998-2003年之间，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各种动力被牢牢确立，中国房地产在之后的10年获得了空前速度的发展。巨大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政
府驱动、取消价格管制等使得房地产产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野蛮发展。中国的各大城市都成为“巨大的工地”。从2004年起。中国房地产投资连续保持20%的
同比增长率，价格涨幅200%，每年的竣工面积达到500万平米，是1998年之前总和的1.5倍，是美国房地产全年竣工面积的1.2倍。在此期间，房地
产为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解决了住房问题，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从12平米上升到32平米。房地产为中国城市的升级改造提供了机会和样板，城市数量从
1949年的50座增加到150座，大量的城市面貌获得显著改观，由市场主导的商业地产蓬勃发展，人均商业面积在2012年达到20平米。
在10年的发展周期中，中国逐渐形成了消费、投资和出口贸易这三大经济“马车”。其中，投资和出口构成了中国增长的核心，而房地产是投资中的重要力量。所
谓“中国模式”就是出口形成了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解决了就业，增加了居民收入，也给国家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和税收收入，政府转而将这些收入转化为政府
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实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形成了对城市化的需求，从而推动了房地产的快速发展，进而又推动了经济的增
长。所以，可以说，在“中国式增长”的动力中，出口、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是三大重要力量。房地产产业经济自2010年以来，占GDP25%强。而房地产带来
的各项收入普遍占到地方财政的70%以上，被当成支柱产业，这一系列即是所谓的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说。
虽然中国房地产伴随中国总体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也解决了积累的住房问题。但行业发展过程中也暴露了更多的问题。比如，消费主导的市场变成消费与投资并
重；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22%提高到2012年的51%，但是贡献绝大多数统计口径的进城农民没有获得产权住房；城市家庭因为购房导致的家庭负债过
高，一套房耗掉了三代人的积蓄且背负沉重的债务；以房地产为代表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导致了阶层分裂，社会不公平；与房地产有关的社会问题诸如拆迁、纠纷、群
体事件愈演愈烈。社会中逐渐出现质疑中国房地产发展模式、抱怨房价过高、上涨幅度过快的声音，各种社会矛盾出现，房地产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4-2013年，在一系列社会压力下，中央政府开始实施调控，主要手段是对于供给端的土地供应、房屋供应和需求端的挤压投资需求，及行政类的市场管
制。但由于未触动房地产发展的根本动力（前文已述），历次调控以失败告终。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全球经济衰退，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推出更为宽
松的货币政策，更为直接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房地产市场反而由于行政对于市场的干涉，一次次地爆发式增长，价格快速上升。截止2012年，以国际通用
衡量房价水平的指标，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达到25倍，高于纽约、东京等国际大城市，二三线城市，大量房屋空置。因此，历次的房地产调控都是舍本逐末，由中央政府推动形成了一个畸形的房地产市场，给民众留下了房地产发展负面的印象。
此阶段，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征是发展不平衡。表现在沿海与内地市场的不平衡，市场主要聚焦于长三角地区（上海、浙江、江苏）、珠三角地区（广州、深圳及周
边城市群）、环渤海地区（京津冀辽鲁等），内地及中西部地区市场占比小；城市与农村的不平衡，房地产主要在城市中发展；客户群体的不平衡，客户主要是先富
起来的城市富裕阶层，占绝大多数的城市中低收入者没有获得住房；房地产产品品质的不平衡，普通住宅品质低下，高档住宅奢华。
中国房地产企业在此轮发展周期中，伴随市场规模的增大，企业数量极剧上升，但随着调控也进一步兼并整合，行业集中度快速提高。2005年，房地产前100
强仅占11%的市场份额，而截止2012年底，房地产行业前50强占据了21%的市场份额，企业竞争导致的优胜劣汰现象明显。
2013以来的趋势
定方向、调结构、改革
2012年底，中国新一届政府确立了“城镇化”的发展思路。中国试图要改变以往以“土地”为核心的房地产发展模式，转变到以“人”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在旧
的模式下，依附于土地的城市居民并没有分享真正的经济发展成果，城市棚户区泛滥；农村居民的土地、住房资源等没有获得统筹发展的机会；户籍制度阻碍城市
化、劳动力自由流动；地方政府定位偏差等。在新的发展模式指导下，中央政府将开展一系列的变革，旨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而不是被动的“调控”。在未
来若干年，改革释放的房地产发展红利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1.
从培育世界级中心城市到与城市群发展并举带来的二三线城市、小城镇房地产发展需求。
2.
城市品质升级带来的将近100个城市的棚户区改造、旧城改造将带来数以万亿计的房地产发展机会；
3.
新一轮土地改革，城市用地模式、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产权确认等带来的城市与郊区统筹发展机遇；
4.
住宅地产的产品升级，伴随经济发展带来的商业地产、旅游地产、养老地产的发展潜力；
5.
旨在调节以房地产为主的财产税——房产税即将出台，调节房地产存量，挤压泡沫，促进社会公义；
6.
由于沿海产业内迁、城市自主产业发展带来的房地产市场发展重点从沿海到中西部城市；
7.
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终结带来的农民工在城市置业的大量需求，城镇化发挥真正的动力；
一系列的房地产发展趋势将引领房地产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使房地产由以投资主导向以消费主导转变、由短期投资向中长期投资转变、由以土地为中心向以产品
为中心转变、由以增量市场为主向增量、存量并举发展转变、由普涨普跌现象向有涨有跌现象转变、由笼统市场向细分市场转变。总之，房地产将成为中国“城镇
化”发展战略的引擎，是民生为主的产业模式，而不是投资家的乐园。
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直接动因还有：人口因素（及家庭裂变）、交通因素、技术升级。由于60年代、80年代末的两轮人口婴儿潮带来的人口红利将大力推动中
国经济发展和房地产消费。可以预期的是，中国政府即将改革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马上面临新一轮人口生育高峰，将直接推动中国经济和房地产在未来
30年的发展。另外，由于当前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速度加快，到2020年底，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43%，人均GDP的升高和庞大规模的老龄人口将催生
旅游地产、养老地产的快速发展。中国高铁技术在2001年获得重大突破，并快速开始了全国的高铁路网建设。预计到2020年底，中国高铁将建成2000公
里，连接100个大中型城镇。中国高速路网也已基本建成，通车里程达到5000公里。高铁和高速公路将大大缩短城市间的距离，为房地产置业空间、消费升级
提供可能。未来，互联网技术、地碳生态建筑技术大量在房地产及物业管理中的应用，也使得房地产产品与服务的升级、居住环境的改善提供可能。这些都是中国房
地产发展在未来的巨大引擎。
因此，无论中央政府即将出台的改革措施及实施计划推动如何，中国房地产行业必将进一步的发展，只不过发展的结果是更良性还是更畸形的选择而已。房地产的发展质量将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具有举重若轻、审时度势的远见与智慧，改革的勇气与执行力。
请问1949年以前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史，谢谢！
198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银行史研究综述
易棉阳 姚会元
金融为百业之首,它似一条长江大河,其流域就是整个经济。而银行乃金融之主体。由于银行的重要性,中国近代银行史倍受研究者的关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涉足此间。检索1949年以来的《全国报刊索引》,我们发现,在建国后的30年间,有关华资银行史的论文有10篇左右,但大多是回忆性或介绍性文章。张郁兰所著《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是这一时期出版的惟一的一部银行史专著,该书将1896—1937年中国银行业40多年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兴起时期(1896—1911年)、发展时期(1912—1927年)、继续发展和集中时期(1928—1937年),并概述了每个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对于该书的学术价值,诚如作者所言,它较好地回答了两个问题,即“第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特点,怎样在银行业里得到反映?第二,中国银行业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由于当时的学术研究受政治的影响较大,所以该书的某些观点未免有点失之偏颇,如作者认为银行资本的主要作用不是促进生产的发展,而是助长政治投机。
从20世纪80年代始,银行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重视,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值得认真回顾与总结。本文较为详细地检索了198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重点缕述几个重要的专题和突出成果,最后讨论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所引用论著截止2003年,范围以大陆地区为主。
一
(一)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搜集、整理、出版了一批珍贵的银行史资料专书。主要有:《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交通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四联总处史料》(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盛宣怀档案资料之五———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四联总处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另外,在已出版的金融史和货币史资料专书中几乎都包括大量银行史资料,主要有:《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991年版),《最近上海金融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财政金融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1997年版),《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二)著作的出版
20多年来,出版了银行史著作约50部,其中,以银行机构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的有: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学术著作,该书对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脉络作了详细而又清晰的勾勒;卜明主编《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研究了民国时期中国银行的发展变迁;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纵述横陈了1840—1952年中国货币银行的概况,透视了中国旧式金融机构的嬗变与近代银行的发展,回顾了中国旧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归结;李一翔《近代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5—1945)》探讨了近代中国银行业与近代中国产业之间的关系;刘慧宇《中国中央银行(1928—194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研究了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制度的演进;寿充一《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则介绍了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发展历程;李立侠《中央银行兴衰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探讨了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兴衰历程及其原因;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徐矛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介绍了中国近代10位著名的银行家,该书还附有近代中国100位银行家的小传;钟思远、刘基荣《民国私营银行史(1911—194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民国私营银行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作了全过程的描述;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对近代中国的地方官钱银号、地方银行和革命政权银行作了清晰的介绍;许家骏等编《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探讨了金城银行创始人周作民与金城银行的关系;孙晓村等编《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研究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与该行的关系;《聚兴诚银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研究了近代著名四川地方银行———聚兴诚银行的发展历史;《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介绍了中国通商银行在清末的发展变迁,分析了其业务状况,融学术性与资料性于一体;《晋察冀边区银行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革命政权银行的专著;《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对国民政府时期所设立的中国农民银行作了系统研究。绝大部分内容涉及银行史的金融史专著有: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探讨了江浙银行家阶层的崛起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杜恂诚等著《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从制度层面探讨了近现代中国银行业的演进;张虎婴《历史的轨迹———中国金融发展小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勾勒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轨迹;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探讨了抗战前上海银行界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一般金融史著作或教材中也有相当部分内容从不同角度介绍中国近代银行业。
(三)发表论文情况
据笔者初步统计,1980年以来,有关银行史研究的论文至少有300多篇。现列表如下:（略）从上表所统计的论文数量可以看出,25年来,银行史的研究是平稳地进行的,没有大起大落,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现象。对以上统计,有一点需要说明:上表各年度的统计数字只是近似值,也就是研究银行史的论文数量的最小值,因为不少有关中国近代货币史、金融史、保险史和外贸史的论文中也包含了银行史的内容,本文在统计时没有计入,但只要在每一年的统计中都使用同一标准,还是能够反映20多年来的研究概况的。
二
归纳起来,198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近代私营银行、近代国家银行和中央银行制度、近代银行业的内外关系、近代地方银行等主题展开。下面分专题介绍。
(一)关于近代私营银行
钟思远、刘基荣著《民国私营银行史》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私营银行业的著作。该书结构分四章,第一章描述了私营银行产生的过程以及清末金融市场的基本情况;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该书的主体,分别介绍了1911—1927年和1927—1937年两个阶段的私营银行业发展情况,分析了这两个阶段中私营银行业迅速发展的原因,探讨了私营银行的历史地位;第四章描述了1937—1949年私营银行的基本状况。该书具有一定创新性。对于1927年到1937年中国私营银行繁荣的原因,学术界曾认为是私营银行投机公债的结果。该书认为,私营银行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关键在于能审时度势地确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经营策略,在支持民族工业发展中使自己获得了发展,并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强大的外资银行和有政权撑腰的国营银行竞争,并维持一段时间,而不是依靠所谓的公债投机取得的。这个观点在钟的论文中亦有详细论述。朱荫贵进一步指出,两次世界大战间尤其是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银行业之所以快速发展,主要原因在于银行制度的演进、银行业法规的建设、银行家队伍的成长以及中国银行业经营运作理念和方式的变化等。在中国近代众多私营银行中,经营比较成功的主要有中国通商银行、“北四行”、“南三行”、四明银行等。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学术界对该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中国通商银行的筹设过程,分析了该行在清末的业务状况,揭示了它在清末的艰难发展历程。该书的附表,较详细而精确地统计了1897—1911年中国通商银行的业务状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汪敬虞探讨了中国通商银行产生的历史条件,分析了该行在产生过程中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关系。谢俊美分析了中国通商银行开办初期与外资银行、洋行、工矿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指出:外资银行的夹击使中国通商银行的经营极为困难,这也是盛宣怀把中国通商银行办成世界著名银行的愿望落空的重要原因。宋士云认为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他研究了该行集股兴办的过程。章友德探讨了中国通商银行创办初期的运作方式,认为该行的经营方针、经营方式、人员管理方式等都符合现代金融业的经营管理规则。曹广森等考证了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时间,并进一步考证了其性质,认为它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商办银行而非官办银行。此外,吴筹中考述了中国通商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易棉阳分析了中国通商银行在1897—1911年间的业务状况,谢俊美、胡雪莲分别介绍了盛宣怀、杜月笙与中国通商银行的关系,戴建兵考察了该行成立初期的第一起伪钞案。北四行是指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盐业银行。该四行于1921年成立联合营业事务所,标志四行联营集团的形成,由于这四家银行总行都设在北方,故称其为“北四行”。“北四行”的组织机构除了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还有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四行信托部、企业部和调查部,应永玉对这些组织机构一一作了介绍。潘连贵认为“北四行”联合经营,在中国金融史上是个创举,反映了近代商业银行初步呈现出资本主义银行业的联合和集中倾向。徐懋国、邵怡度的《金城银行简史》勾勒了金城银行从1917年成立到1952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34年历史的轨迹,分析了金城银行在创立时期(1917—1927年)、发展时期(1927—1949年)的业务状况。刘永祥考察了抗战时期金城银行在西部的经营活动,指出:在西部艰难的投资环境下,金城银行运用各种手段从事经营,为西迁工矿业提供资金融通,其经营活动不仅使自身获利,也为西部开发和坚持抗战作出了贡献。周作民是金城银行的创始人,并长期担任该行总经理,张九洲专门考察了周作民对金城银行早期发展所作的贡献,认为金城银行之所以能从众多的商业银行中脱颖而出,实赖周作民经营得法。邱锡荣的研究也表明周作民一生为创建和维护金城银行事业、扶植民族工商业发展作出了贡献。相对而言,对大陆、中南、盐业银行的研究成果较少,但还是有於以震肯定了谈荔孙对大陆银行的贡献,刘效白揭示了中南银行创办时的资金来源、组织机构、业务状况和经营特点。所谓“南三行”,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三家私营银行的通称,由于这三家银行总行都设在上海,故称其为“南三行”。“南三行”没有像“北四行”那样成立联营组织,但其联营方式具有独特性,姚会元认为,三行之间相互代理、相互开户、相互投资、联合放款是“南三行”的主要联营方式,这种联合方式不仅促进了“南三行”业务的发展,而且对后来江浙金融财团的形成也起了促进作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南三行”的支柱银行,也是旧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由于它经营较为成功,被学者认为是近代私营商业银行的典型代表,它的经营管理经验受到了普遍重视,这方面的论文不少。归结起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经验主要有:确立了以“服务社会”为核心的经营理念;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使用;提倡调查研究,重视信息管理。薛念文专门考察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1927年到1937年的农贷活动,指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贷款农村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近代化步伐,降低了农业的生产成本。盛慕杰、朱镇华的《浙江兴业银行的盛衰》叙述了浙江兴业银行的筹设经过,介绍了1915年到1928年其鼎盛时期的业务状况,分析了1928年以后逐渐衰落的原因:对政府态度冷淡故而失去了政府的支持;拒绝采用新的管理方式而失去竞争力;经营作风稳妥有余而开拓不足。马炳荣的《浙江实业银行》叙述了该行的由来、组织沿革、管理制度、业务经营。此外,孙鹤皋叙述了四明银行由商办改为官商合办的经过;方祖荫介绍了中国企业银行;於以震叙述了中国垦业银行简史;吾新民叙述了新华银行1931年迁沪以后的一些活动;吴筹中、吴中英介绍了中华懋业银行及其所发行的纸币。
(二)关于近代国家银行与中央银行制度
1 关于近代国家银行
清末的国家银行是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大清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孔祥贤《大清银行行史》介绍了大清银行成立、发展、消亡的历史,该书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在上海大清银行商股基础上组建了中国银行。袁世凯当政以后,在北京成立中国银行并作为中国银行总行,降上海中国银行为分行,但上海中国银行是一家具有很高地位的分行,其影响超过北京总行。交通银行是1908年清政府设立的另一国家银行,北洋政府也把交通银行作为其国家银行。这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成为北洋政府的两大财政金融工具。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把中、交两行改组为专业性银行,将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将交通银行改组为实业银行,又于1928年设立中央银行,随后于1933年设立中国农民银行,这样中、中、交、农都成为南京政府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是旧中国最重要的国家银行,其实力在抗战以前一直雄居银行界榜首。卜明主编的《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银行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变迁,该书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所发表的一系列书评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了中行史的研究。中国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是中国近代信用最为坚挺的纸币之一,对中国近代经济、金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吴筹中对此作了考察。张秀莉、张帆通过探讨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的两次改组透视了中国银行与南京政府的早期关系,指出:“对于1928年南京政府对中国银行的第一次改组,中国银行是积极配合的,因为此次改组国民政府无意控制中国银行,这与中国银行谋求独立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对于1935年国民政府的第二次改组,中国银行极力反对,因为国民政府企图通过改组全面控制中国银行,这有悖于中国银行独立发展大方针,但由于国民政府已经具备全面控制中国金融业的能力,中国银行被迫接受改组。”姜虹认为国民政府第二次改组中国银行的原因有四:“第一,适应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制度’的需要;第二,实现国家财政方针统一、强化国家对金融垄断的需要;第三,渡过因白银外流而引发的金融危机;第四,近代以来中央银行建设思想发展的结果。”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1916年京钞风潮中,坚决抵制袁世凯政府的“停兑令”等等。并成功地维持了钞票的兑现,这个事件被视为银行界谋求独立发展的开端。洪葭管、叶绪华对此作了阐释。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编《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1912—1949年)》是系统研究该行的通史。中央银行是国民政府所设立的另一家重要国家银行,一般认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设立于1928年,但也有人认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应上溯到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所设立的中央银行。研究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历史的文章较多,李立侠、朱镇华的论文值得注意,该文将中央银行从1928年成立到1949年被上海军管会接管的21年历史划分为诞生时期(1928—1937)、发展时期(1937—1945)、消亡时期(1945—1949)三个阶段,指出在第一、二阶段,中央银行在整理金融、支持抗战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在第三阶段,中央银行全面支持内战,采取无限制通货膨胀的手段剥削人民,则完全只有消极作用。刘慧宇对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她对1928年国民政府组建中央银行进行了多层面的探讨,认为是出于巩固政权与平衡财政的双重需求而组建央行,从组建时起,国民政府就把它定位为国家最高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成立后的十多年间,尽管中央银行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但由于其资力远逊于中国银行,所以它实际上不能执行真正中央银行的职能,一直到抗战开始以后,中央银行的央行职能才不断完善,基本上具备一般意义上的中央银行职能。在中央银行的三大职能中,金融监管职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监管能力,但监管能力并不充分。中央银行未能有效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原因有三:“第一、中央银行是国民政府财政的附庸,阻止了其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第二、中央银行先天发育不足,受制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等行局,第三、中央银行长期处于动荡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无从正规而健康地发展。”集中货币发行是中央银行的另一大重要职能,国民政府通过组建中央银行,逐步实现了币制的统一和发行的集中,大体上实现了中国货币现代化。刘慧宇以国民党政权筹设中央银行为背景,探讨了宋子文在筹设中央银行时所起的历史作用。以孔祥熙主持中央银行的工作为背景,探讨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发展情况。关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性质,宋士云认为具有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四大家族直接把持的私产,是垄断全国金融的工具,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现代化的金融机构,它的许多举措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交通银行的研究,在很多专著和教材中都有涉及,但对交通银行作专题研究的论文并不多见。翁先定对1907年到1927年交通银行与清政府、北洋政府的关系作了详细的探讨。中国农民银行是国民政府专事农村金融的国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编《中国农民银行》对该行沿革、业务、组织机构等作了简要的介绍;吴筹中对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孙修福探讨了蒋介石与中国农民银行的关系。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成立了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四联总处一直到1948年才撤销,它是战时最高财政金融机构。魏宏运指出:四联总处在民国经济史特别是抗战经济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黄立人详细考察了四联总处产生的历史背景,勾勒了其发展脉络,评价了其历史作用。伍春云、阮荣认真解读了四联总处和财政部档案中蒋介石的手令、面谕和电报,揭示了蒋介石控制四联总处的全过程,并对蒋介石通过四联总处实现金融管制作了评述。刘祯贵考察了抗战时期四联总处的工矿业贴放政策,认为四联总处的工矿业贴放政策对发展战时经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者在另一文中探讨了四联总处的农贷政策,指出抗战时期四联总处的农贷政策对发展大后方农业起了有限的促进作用。黄立人也认为四联总处在抗战时期所推行的农贷政策,对于救济国统区的农村金融枯竭,发展大后方农业生产起了暂时而有限的作用。杨箐探讨了四联总处在抗战时期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开展的活动,阐述了四联总处对战时金融的重大影响并分析了其主客观原因。姜宏业在考察四联总处贴放业务、发行业务、汇兑业务的基础上,指出四联总处在宏观金融管理中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具有某些消极作用。
2 关于近代中央银行制度
中央银行不同于国家银行之处,在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必须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职能:即国家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中国近代自清末以来的国家银行,则清末的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和北洋政府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都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央银行,换句话说,在清末、北洋政府时期中国还没有产生真正的中央银行制度。那么,中国真正的中央银行制度产生于何时呢?李桂花认为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历经分立特许制、复合集中制和单一集中制三种央行制度,进而指出:近代中国的中央银行制度确立于由分立特许制向复合集中制转变的1939年,而不是公认的1928年。杜恂诚、吴秀霞也持同样的观点,杜指出,在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成立以后的十多年间,在国民政府的强力干预下,中央银行才慢慢地拥有统一纸币发行、集中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监管全国金融、办理贴现和再贴现等权力,到1940年代初,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基本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央行。吴也认为,近代中国的中央银行制度最终确立于抗战时期。尽管清末、北洋时期尚无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但刘慧宇还是指出,清末特别是北洋时期的国家银行已经具备某些中央银行职能,表现在:第一,拥有绝对优势的纸币发行量,并且发行职能日臻完善,第二,具备代理国库职能,有助于发挥“政府的银行”作用,第三,为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必要的资金融通,部分发挥了“银行的银行”功能。易棉阳对此也持同样观点,认为中央银行制度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没有国民政府以前历届政府的努力,国民政府恐怕难以在短时期内确立央行制度,清末、北洋时期的中央银行尽管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央银行,但称其为早期中央银行还是比较恰当的。
(三)关于近代银行业的内外关系
1 关于近代银行业的内部关系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中国一直没有形成完整的金融体系,但这并不表明银行业内部是一盘散沙。杜恂诚认为北洋政府时期华资银行业的内部关系表现为三个层次的联合:“第一层次,所有华资银行都以中、交两行为核心,形成了核心与外围的关系;第二层次是南三行和北四行等重要商业银行间的协作关系;第三层次是银行的同业组织,即各地银行组成的地方银行公会和各地银行公会联合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府在金融领域推行强制性制度变革,逐步实现了金融统制,国家银行与私营银行之间不再是“核心与外围”的关系,而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在私营银行业内部则依然靠银行公会来维系相互关系。1918年,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公权的倡议下,上海成立了银行公会,之前,北京已经成立了北京银行公会,此后,天津、汉口、杭州、南京、蚌埠、济南等地也相继成立银行公会,其中以上海银行公会影响最大。朱绍华对上海银行公会最初十年活动作了详细考察,并揭示了新兴银行家阶层的基本特征。近年来,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对上海银行公会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他们的研究成果较为清晰地勾勒了上海银行公会的发展轨迹。其中,吴景平等人的系列论文很有深度,在《“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一文中,作者通过对这一特定时期上海银行公会活动的考察,揭示了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并指出,在支持淞沪会战、维持上海金融市场乃至国内金融业的稳定上,上海银行公会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1929—1931年)》中,作者指出,上海银行公会出于国民政府强大的政治压力,被迫改组为同业公会,但改组后的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大体上继承了原有银行公会的组织制度、全部会员银行乃至社会地位,改组的结局得到了金融界的赞同,也为国民党当局所认可。在2002年“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学术讨论会上,金承郁所提交的论文对1918—1927年间上海银行公会的主要活动进行了分析,并据此进一步探讨了上海银行公会对中国金融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王晶的论文对1927—1937年十年间上海银行公会的沿革、与政府及社会各个部门的复杂关系、为推动上海金融业的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及其所产生的社会作用进行了评述;陈正卿对上海银行公会的始末、作用、影响作了总体性探讨,认为上海银行公会对上海金融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快速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如果说以上论著主要探讨的是上海银行公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活动,那么,张徐乐的论文则研究了上海银行公会的后期活动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活动,详细地叙述了上海银行公会在面临新旧体制转型的情况下,接受改造以至最终消亡的过程。
2 关于近代银行业的外部关系
近代银行业的外部关系主要包括国内银行与政府、实业、钱庄、外资银行等的关系。银行与政府的关系。杨培新指出,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银行对政府有极强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银行与政府之间又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邓先宏详细考察了1916—1921年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之间展开的三次斗争,揭示了该行在早期发展阶段与政府的复杂关系,认为“控制与反控制”是中国银行与政府之间复杂关系的实质。许多专著对银行界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对于上海银行界在1927年前后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王正华、吴景平等撰文作了探讨。王正华指出,蒋介石之所以能筹足军饷顺利北伐、在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对抗中占据优势并最终在南京建立蒋氏政权,与江浙银行家的支持密不可分。吴景平深入、细腻地考察了1927年所成立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活动。财委会在银行界领袖陈光甫的领导下,不仅动员银行界向蒋介石直接大量垫款,而且大量认购蒋介石发行的二五库券,解决了蒋介石的财政困难,而这对蒋氏的成功至关重要。他从银行立法的角度对20世纪30年代银行界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作了考察,指出:“30年代国民政府颁布了《银行法》等一系列法规,企图通过这些法规来约束银行界实现金融统制之目的,银行界从自身利益出发,与国民政府之间展开了斗争,但这些法规在客观上有利于规范金融市场的运作和银行业务的开展,这同样是银行界梦寐以求的,这就决定银行界与国民政府的斗争是有理、有利、有节的。”目前,尚未见有力度的专文研究和揭示抗战时期银行界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对于近代银行与产业的关系,学术界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银行业并不是因为产业的发达而发达,故而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与中国产业的发展是不一致的;另一种观点则与此截然相反,认为中国近代产业资本的发展是导致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必然联系,在发展趋势上有着相当的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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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建筑的文化阅读
摘要： 关于城市的界说之一，是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名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确，不同的城市面貌、街道景观，是我们区别、认识不同文化最直接的途径。城市建筑被称为“凝固的音乐”，它承载、凝固的不仅仅是建筑艺术，而且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等等。
关键词： 建筑文化 城市建筑
中国现代大都市的形成主要源自两种不同的历史：一些口岸城市如上海、香港、青岛、大连等，在殖民统治或租界时期，主要是在外国人的管理下形成的今天的城市格局和面貌；而内地的历史文化古城，如北京、南京、西安等，主要是在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中，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建设和改造，形成的今天的城市面貌。
作为新中国首都，北京成为一个活的标本，一个令人读之不尽、百感交集的“文化的容器”。它不仅在体制文化的塑造下，而且在各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和张力中，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和品性。而发生在北京的事往往是具有全国性的。
北京和南京
虽然在许多方面，北京和上海最显著地形成一种对比；但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上，最具有可比性的却是北京和南京，它们是两个时代分别由中国人自己规划、建设的国都。
1927 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即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以美国设计师墨菲和古力治为顾问，负责制定《首都计划》。于1929年底完成并公布的这一计划，包括史地概略、人口预测、中央政治区、建筑形式、道路系统、水道改良、交通管理、铁路与车站、港口计划、飞机场、自来水、电力、住宅、学校、工业、浦口建设、城市分区、实施程序、款项筹集等许多方面。按照《首都计划》，南京城明确分为几个功能不同的区域，如中央政治区、南京市行政区、公园区、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等，这是我国按照现代城市规划的理念，按功能分区进行城市规划的最先尝试。如何设置首都的政治功能是该规划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起初，也有仿照柏林、伦敦之例，在南京城外另建新都的设想，因费时耗力，未予通过。规划确定的是在中山门外、紫金山南麓新建中央政治区。
在规划和城市建筑风格的指导思想上，《首都计划》称其主旨是“发扬光大固有之民族文化”，城市建筑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以中国之装饰方法，施之我国建筑之上”（罗玲《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8月）。沿街的重要建筑，均为传统大屋顶的民族样式，如财政部、励志社、兵工署、中央博物院等。出现了一批现代宫殿式建筑，如南京大学教学楼、南京师范大学教学楼等；以及一批在实质上融合中西的优秀建筑，如中山陵音乐台、军区总医院、江苏省美术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该规划的不少内容未能全部实施，包括中央政治区的建设。但现代南京的城市格局、城市面貌基本是由这一规划奠定的，今日南京浓荫匝地的城市道路，鼓楼、新街口的环岛式街心广场，都是在那时形成的。
与南京相似的是，五十年代初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也是由一批留学欧美的建筑家进行的，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央政治区的设置。出于保护古都文化的考虑，梁思成、陈占祥按照按功能分区的规划思想，提出在旧城之外的公主坟一带另建中央行政区的方案，遭完全否定。当时之否定另建新区，除经济能力不足的直接原因，也有坐拥皇城的心理，以及视旧城为封建遗留，需要加以“革命”和改造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层原因。随着大规模拆毁城墙、城楼、牌楼，在旧城区内对王府、坛庙、名宅等“废物利用”，见缝插针地兴建工厂、机关、学校，北京古城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五十年代确立的以旧城改建、扩建为中心的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对二环路以内旧城的超强度开发，致使人流、物流、车流向内城过度集中，造成严重的住房压力、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它被恰当地定名为“破坏性建设”。其实际效果，就建筑面貌而言，吴良镛先生总结为“好的拆了，滥的更滥，古城毁损，新建凌乱”（吴良镛《城市规划设计论文集》，燕山出版社， 1988年）。虽然建立功能分散的、多个城市中心的意见始终不绝，但北京仍以“铺大饼”的方式迅速扩张。近年来在近郊已经建立了若干个规模巨大的新居民区，然而，那些拥有几十万人口的新区却并没有建立和发育城市的功能，居民们仍需长途跋涉，到市中心工作和活动。
今日北京发展的事实已经回答了当年的争论。城市轮廓线东起高碑店，西至石景山，南抵大红门，北达清河镇，方圆约六百平方公里，已经是老北京城面积的十倍。换而言之，我们已经建设了相当于十个北京城，而那个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高度历史文化价值的北京明清古城，却终于在我们眼前日新月异地消失了。
新北京：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新北京的建筑风貌成为我们透视体制文化变迁的一个窗口。
1953 年所作的首都建设“规划草案”，其基本要点包括：以旧城的中央区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使其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首都要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是要成为中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改建扩建北京，要打破旧格局的限制和束缚，使首都成为适应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城市；改造道路系统、改变水资源缺乏等自然条件，为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其总方针的表述十分奇特也很传神：“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结底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 （《当代中国的北京》上册，第86页）这一实现革命化、工业化的思路，直接导致了“破旧立新”的城市建设方针。
五十年代北京建设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建设和一批标志性公共建筑上。十里长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十大建筑”，构成了以雄伟、庄严、壮丽、堂皇、开阔等为特征的新国都的视觉形象，以寄托解放、新生、自豪感之类的情感。中南海、天安门城楼等历史建筑文化意蕴的转换，突出体现了新体制文化对传统权威的借助和重构。在很长的时间内，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已不再是一个历史建筑，而成为党中央、毛主席的象征符号，如 “天安门上太阳升”、“中南海的灯光”之类话语所寄寓的意义。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文化公式在建筑学上的体现，是“经济、实用，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求美观”的原则。一批民族风格的公共建筑，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建筑理念，其典型为三里河一带“四部一会”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它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首先是由于“反浪费”，然后上升为政治问题━但这一早期尝试毕竟为新中国建筑的文脉写下重要一笔。这一时期的建筑实践与南京民国时期的新建筑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看来，当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首都建筑的“宏大叙事”大体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一个时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气度和有明确理念的审美追求，以及城市控制（规划）的能力。
在城市建设的历史上，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停滞和平庸的时期，唯一迅速增长的是人口。以北京为例，1982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比1949年底增长了4.8倍，达917.8万人。那也是简易房、筒子楼大行其道的时期。除了十里长街的观瞻之外，沉重的人口压力，革命时期的混乱无序，使城市不堪重负，大多数四合院正是从那时起，变成了破败凋敝、人际关系紧张的大杂院。
当八十年代新的建设高潮来临时，和中国的各大城市一样，北京又一次成为到处开膛破肚、彻夜施工的大工地，但其面临的问题却已不似五十年代那样单一和单纯。城市建设承载着人口压力、民生改善、国家形象、商业利益、政治利益、部门利益、政府政绩等来自不同方向的复杂压力，处于各种不同的欲望、抱负、追求、利益前所未有的紧张挤压之中。
在市场经济、分权管理的新体制下，严整统一、“君临天下”的中央意志渐渐退隐了，城市改造新的主体是有关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新的强劲动力是商业利益。在全新的制度环境和利益机制中，统一的城市规划虽然仍在制定，却失去了整合、制约的力量。北京又一次脱胎换骨。但与同期的上海相比，无论在单体建筑的新颖和独特性上，还是在整体风格的协调上，都远远落在了上海之后。号称“中华第一街”的长安街上的当代建筑成为北京人调侃的对象：正面棕黄色、侧面银白色的交通部大楼被称为“阴阳脸”，门字型的海关大楼被称为 “大裤衩”，曲折有致、中间有一月亮门的妇联大楼名为“肚脐眼”……
首都的建筑何以难以保持协调的风格和应有的水准，这似乎是很令人费解的。其所透露的其实是体制文化的变异。北京市各行其是、参差不齐的公共建筑，可以说是条块分割的“部门所有制”（有人称为“部落主义”）典型的文化体现。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各部门的建筑主要是由本部门按照一己需要设计、建造的，无论选址还是建筑风格，都是首都规划委员会难以干预和协调的。同时，这种部门主义的建筑，较多地凝固了“长官意志”。
权力所及，各个城市都不乏历届领导人留下的“标志性建筑”。在北京，典型为前市长陈希同提倡的在高楼顶上加盖小亭子的建筑（被称为“戴绿帽子”）。其顶尖之作、也是收山之作是九十年代初建成的北京西客站。它可能是一个标本，集中了此类建筑的某种文化特性：将个人的喜好蛮霸地强加于社会，把巨大当成伟大，把纪念性的气概不凡放在首位，而无视公共建筑方便、实用的功能。西客站顶上一个没有实际功能的巨大亭子，耗资竟达八千万元之巨。近年来，在一些城市“领导人工程”、“形象工程”仍呈蔓延扩大之势，导致无功能建筑的大量兴起。一些城市大兴建广场、修草地、铸大钟、建城市雕塑之风，在这场比“大”的竞争中，有的县级市的广场面积甚至超过了天安门广场。
与之相应的是，在部门割据和地方主义的体制格局中，跨地域、跨地区的城市规划几乎成为不可能。尽管专家、学者一再呼吁，北京市的建设和发展，应在华北经济圈、京津冀唐地区的整体发展中，按照“大北京”的概念进行设计和规划，如同大东京、大巴黎那样，但这至今仍是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
高度之争：城市建设的“香港模式”
对高度的崇拜和竞争，成为当代城市建设突出的主题，它也尖锐地体现在北京的建筑中。严格地说，这种崇拜非自今日始，它渗透在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之中。从大半个世纪以来国人对上海滩24 层高的国际饭店的啧啧赞叹，到对今日浦东88层高的金茂大厦的满腔自豪，都反映了这种“现代化=高楼大厦”的集体认同。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经历了工业化某个时期对高层建筑的新奇之后，对高楼大厦的竞争几乎集中在东亚，尤其是那些“从稻田中拔地而起的”新兴国家和城市，无不把自己的经济成就和自豪感主要寄托在对建筑物高度的追求上。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八十年代以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港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当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之时，香港高楼密集的都市风光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图景，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内地竞相仿效的对象。当然，香港对内地建设的深刻影响，不止于作为现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额的商业资本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记。
在北京城，对高度的竞争是悲剧性的。因为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正是这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对建筑物高度的控制和反控制马上白热化。八十年代中期，混乱无序的商业开发，致使在紧邻故宫的旧城的核心区内，在王府井一带相继出现了一批高层建筑，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等。与此同时，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今天，无论在故宫、北海还是颐和园四望，背景无不是林立的高楼。在学术界的呼吁下，1985年北京市出台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规定以故宫为中心，分层次由内向外控制建筑高度。1993年中央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规定，“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两侧和二环路内侧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段控制在45米以下”。
对这一控制最强烈的挑战，来自香港李嘉诚所属集团在王府井路口建立的亚洲最大的商业性房地产建筑群“东方广场”。它招致海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的批评，引起强烈争议的原因基本是文化性的，担忧其对北京古都风貌将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斥资20亿美元，建造面积达 80万平方米的东方广场，原设计方案东西宽480米，建筑高度70多米。而近在咫尺的天安门高度为35米；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度为38米；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高度为31米，最高处才40米，总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这意味着，这座体量4倍于大会堂、高度2倍于大会堂的庞然大物将使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些标志性建筑变得矮小，导致城市中心偏移，从而打乱历史形成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首都城市格局。作为妥协的产物，东方广场终于被拦腰截断，呈现粗壮矮胖的身姿（经修改降低高度和容积率后，仍近40米高）。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东方广场西侧建于七十年代初的北京饭店新楼。它也是经修改设计后被“裁短”的，原因是出于对中南海安全的考虑。两者命运相同原因却大不相同，也算是一种社会进步了。
近年来，北京市广建“金街”、“银街”，“中央商务区”，孜孜追求成为中国的“曼哈顿”、“华尔街”和“硅谷”时，作为文化中心的建设几乎淡不可闻。在这一建设高潮中，长安街东侧已经被港资为主的一批写字楼、商厦抢滩。而城市高度控制在旧城区则被全面突破，几无严肃性、权威性可言。这一事态并不是孤立的。类似的一例，是李嘉诚所属集团在福州市中心区进行的成片房地产开发，将拥有众多文物的著名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毁坏殆尽，面目全非。
最早对“香港模式”表示担忧、发出警告的是被称为建筑界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建筑大师张开济。早在七十年代末，当火柴盒建筑刚刚出现、备受青睐时，他就指出“现代化不等于高层建筑”。当前，他主要是反对北京和内地在住宅建设上盲目仿效香港超高、超密的模式，兴建“塔楼+梅花桩”式的小区。高层住宅由于造价高、使用系数低、能源消耗大、经常费用高，朝向问题造成大量“阳光贫困户”，以及不利于老人、儿童户外活动和邻里交往等诸多问题，在许多国家已被控制和禁止建设，一些国家则正在拆除几十年前建造的此类建筑。他认为比较可行的是用“多层、高密度”替代“高层、高密度”。
一些高层建筑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大规模解决住房问题的必然选择，日本、香港均是在这一压力之下选择了这一模式，并以令人窒息的密集高层住宅群换取了较为疏朗的整体生存环境。但正如识者所言，超高、超密的香港模式并不是某种建设理念的产物，而是前港英政府在住房问题上任由市场力量主宰，爆炒地价至离奇的程度，房地产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物。它损害的，正是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利益（详见1998年9月2日、9月9日、10月7日《北京青年报》讨论文章）。
这恐怕是当下正在中国发生，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城市建设为房地产开发浪潮所牵引，不受制约的商业化正在成为主宰城市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不同民族、国家城市建筑风格的任务更为复杂艰巨。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称，目前有十家左右美国的跨国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操纵世界建筑市场，以跨国资本为后盾的文化中心则在制造和输出各种建筑理论和流行风格，这一现象已引起国际建筑协会的高度重视（《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2日，《北京晚报》1999年6月4日）。
自然，知识分子的意见很难改变什么。玻璃幕墙高楼仍然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各地推进。在云南边城丽江，兴建起了类似希尔顿饭店那样的华丽大厦。西湖之滨早已高楼林立，新建的杭州市政府大厦，被市民诟病为“削尖脑袋，挖空心思，两面三刀，歪门邪道”。适值世纪之交，城市之间对高度的竞争又增加新的动力━兴建“跨世纪的标志性建筑”。据称，福州市将建一座主楼高306米、88层的摩天大楼，主体建筑由金银两色的玻璃幕墙组成，总投资20多亿，高度为福建第一，全国第三。而上海浦东在新竣工的金茂大厦附近，又将建设一座更高的高楼。
建筑中的流行文化
当上海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自诩和骄傲时，它标识的是城市之间的另一场竞争━速度之争。每一个城市的领导者都惟恐变化太小、变得太慢，落在人后，因为领导人的任期是短暂的。以北京为例，近年来仅住宅建设的速度，即达到每年竣工800多万平方米。为了加快速度，采用的是用推土机开路、大拆大建的成片土地开发的模式。许多有数百年历史的文化遗迹、胡同和老房子，甚至未及甄别、鉴定便被夷为平地。当张开济等建筑和文物专家呼吁北京城市建设应放慢速度，以为文物保护留下必要的时间时，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并且将开发的权力下放到各区，鼓励各区之间开展速度的竞赛。
当社会向市场化、世俗化转变之时，建筑从过去更为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美感受、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力量、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以及精英阶层的文化趣味，转为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即时需要、时尚潮流等等。权力的结构也发生了转移，从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转为纯粹的商业操作。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放弃了其应有的职责，成为房地产商的合伙人。新的工作机制于是成为“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这种不甚健康的商业化，必然意味着历史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英文化旁落，意味着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麦当劳化。一座座失去记忆的城市被大量复制，一批批速成、单调的建筑迅速填充着城市的空间，粗暴地改变着人们的视觉。在新人类的词典中，“广场”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园”是楼旁狭窄的绿化带，“森林”则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园”式谐谑、游戏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出笼，加入着世纪末大众文化的狂欢。
大众的流行文化和社会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东部的中小城市、城镇和广大农村，不变的时尚是磁砖贴面、蓝玻璃的现代建筑。它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广为流行而且经久不衰，当成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建筑时尚则经历了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高楼大厦+小亭子、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以及仿欧洲古典建筑等不同的阶段。许多人到了欧洲之后，只见绿树掩映中的小楼而难觅高楼，不禁怅然若失，不知究竟谁更现代化。
欧陆风情不可阻挡地成为最新的流行。当上海含情脉脉地重温其晚近的这一小传统时，各个城市则由娱乐场所大力张扬这一最新时尚。形形色色的娱乐城无不装饰着罗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调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请法国建筑师设计成为最酷的豪举。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国人之手，在建筑风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当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国门的街头漫步，经常会产生不知身在何处、时空倒错的感觉。
法国建筑师在北京的最新成就是备受争议的国家大剧院。由于它的复杂功能和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的特殊位置，其入选方案举国瞩目。它最终被擅长机场设计的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成浮在水面之上、银光闪闪的巨大金属半球，被北京人称为“大水泡”。作为北京市最独特的另类建筑，它因其后现代风格、建筑功能不甚合理和极其高昂的造价，遭到了科学家、建筑师的强烈抵制。有趣的说法之一，是法国人总算报了贝聿铭在卢浮宫前建玻璃金字塔的一箭之仇。的确，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它横陈在首都的中心和世纪交替的时点上，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一个强烈的象征，宣告着老北京文化的消解、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情感的终结，宣告着多元文化、异质文化融合的时期到来。
另一种疑问是这样的：北京目前并不算很多的文化设施、演出场所得到充分利用了吗？北京究竟能为国家大剧院提供多少高水平的演出？十分巧合的是，广州市拟建的大剧院因其耗资巨大，在务实的人大代表的质询下终告流产。这一提问的价值在于它触及了城市现代化的本质。对城市这个“文化的容器”，归根到底，其中有没有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城市的现代性最终是由其文化软件制约和说明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北京和上海的区别，比它们在城市建筑上表现出的更为重大。
十字路口的城市
城市社会的真正内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间、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扩大。市民文化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恰当度量。
正是在上海的淮海路、衡山路，令人体味了街道的人间尺度和城市的人间情怀。充满人道的街道的特征之一，是马路两侧的绿树可以热烈地相互交接。接续了昔日茶馆、咖啡馆的传统，上海街头遍布的红茶馆再次成为老百姓的生活空间，在那里年轻人和工薪族可以放松地打牌、聊天。生活就在此处。那也曾是老北京生活的况味。然而，北京的茶馆自几十年前消匿之后，成为了话剧舞台上的保留节目。当它重返人间时，却成为向洋人展销京味的旅游场所，或者台湾人开办的高消费去处，在那里，我看见过白领在下围棋。类似地，毗邻使馆区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明确成为外国人的社交场所、北京的高级白领和文化另类的身份认证处。
广场的处境是另一个说明。当群众性政治集会的功能消亡之后，天安门广场便越来越因缺乏实际功用而显得大而无当和无所适从。在这片干燥、炎热、坚硬和广阔的场地上，人依然渺小且坐立不宁，难以解决各种日常的需要。上海的人民广场则迅速完成了转型，用博物馆和歌剧院标榜文化中心的形象，用商场、绿地和广场鸽使之成为市民休闲、购物的实用场所，消解了体制文化的传统象征。然而，精明强干的政府在它巨细无余的管理中，也消解着另一种可能性。整洁干净的上海，既没有北京那样的遍地流民、猖獗的盗版，也没有北京那样丰富活泼的体制外文化空间；既没有浙江村，也没有中关村。
被现代生活割裂在胡同、大院和小区里的北京市民，自有内在的力量和逻辑。当《北京晚报》炮制着类似小靳庄诗歌那样歌颂美好生活的新民谣时，北京市民对平庸生活的抗争从未停止。一种是贫嘴张大民式的，以小人物自嘲自贱的传统方式，化解生活的辛酸和无奈。另一种是艺术家张大力式的，他用“把脸画在墙上”的先锋行为，向这个喧嚣而沉闷的社会作出一个怪诞的姿态，发出一个奇异的声响。而游历西藏达十年之久的自由电视人温普林，写下这样的句子：“我深深地怀念有酒有狼有姑娘笑声的夜晚，那一切是我们人生中的珍藏。” （温普林《茫茫转经路》，22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
城市快车依然循着世俗化和商业化的轨道凯歌行进。北京市开始兴建的又一条通衢大道，使发现不久的曹雪芹故居遗址面临灭顶之灾，引发了知识分子新的抗议浪潮。建筑师和规划专家的反思认为，二战以来在现代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大规模改建为特征的城市更新运动，在西方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应该认识到“社区发展”规划、渐进式规划、公共选择规划、历史街区修复、小规模改建、住户自建等多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大城市的生与死成为令人兴奋的话题，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年春天狂烈的沙尘暴、严重的干旱和水资源的极度匮乏，凸显了北京作为沙漠化边缘城市的危急地位。人们公开和私下议论的问题是：北京会被迫迁都吗？
因为不了解你到底要城市哪方面的知识，所以没法确定一定是你要的内容、
也可以看看这个网站上有没有你需要的。都是可以看的。期待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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