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天了了解移民马来西亚好不好后居然这样
马来西亚因位于赤道附近，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无明显的四季之分，一年之中的温差变化极小，平均温度在26-30℃之间、全年雨量充沛，3-6月及10月至次年2月是雨季。内地山区年均气温22℃~28℃，沿海平原为25℃~30℃。
交通方便：
40分钟关口至新加坡市区（开车）
55分钟关口至新加坡机场（开车）
30分钟新山机场至吉隆坡机场（飞机）
4小时高速公路直达吉隆坡（开车）
新加坡-新山地铁：2018年通车（地铁站在第一关口附近）
新加坡-新山-吉隆坡高铁：2020年通车（90分钟贯通新加坡、吉隆坡）
学校云集：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医学院（英国排名18位）
英国雷丁大学（英国排名35位）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英国排名前20位）
新加坡管理发展学院（MDIS）
新加坡莱佛士学院
移民条件简单：
1.主申请年满21周岁；
2.无犯罪记录；
3.21周岁—50周岁：定存30万马币，一年之后可取出15万马币，保留15万马币；
4.50周岁以上：定存15万马币，一年之后可取出5万马币，保留10万马币。
移民项目优势：
2.1.房产：均价每平米2-3万，相对只有香港、新加坡、东京的十分之一；房产投资回报率高，年租金5-7%，
2.产权：为永久产权，使用面积，精装修；
3.教育：可携带21周岁以下子女随行，可就读当地学校；国际学校学费低廉，为欧美国家的三分之一；
4.养老：医疗设施先进，医疗水平较高，外国人甚至包机前往；
5.第二家园签证：签证手续简便，高通过率；
据悉，未来5年马来西亚计划将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包括横跨新马两国的新马高铁。高铁建成后，目前来往新加坡和吉隆坡约6小时的车程将缩短至大约90分钟。届时，吉隆坡与新加坡基本上将能实现“一日生活圈”的双城概念。
怎样写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分税制改革在经济高增长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自2001年到2011年这十一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为10.7%。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在写作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时，张军曾与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包括笔者）现在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些担忧。当时，张军判断说：“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一贯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张军自选集》，92页）
如果不看发表日期，读者也许会误解张军教授是讲今天中国经济的格局及问题呢！以致张军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顾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也感叹道：“最近经济学家对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又有诸多讨论和解释，这些讨论似乎让我有种时间倒流的感觉。我回头翻阅本论文时，仍觉得这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思路与解释框架。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一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我也在其中。”（99页）
然而，在2012年前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经济并没有如本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所悲观担忧的那样减速，而是又经历了一波快速增长，且这一波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长的体量更大。这一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其中的机理与增长因素又是什么？这正是张军在之后的数篇长篇论文所要讨论和给予解释的，可能也是张军本人目前对中国经济未来十至二十年增长前景与林毅夫教授一样乐观的原因。
在《张军自选集》最后一篇新近写作的文章中，张军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证了近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文章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学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
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张军首先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随着高投资、高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张军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典型事实：第一，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第二，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经历了跳跃式的增长；第三，来自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支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尽管在九十年代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张军认为，正是因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特征事实或者说增长贡献因素，“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去20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341－344页）。
如果说高储蓄、高投资和资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资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张军认为朱镕基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对的了：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产业政策的结果，正好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有利推动者”。张军的这一判断，显然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有差异，而与张五常近些年所主张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于张五常过于强调“县”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作用（346页）。按照林毅夫的理论解释，之所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是因为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中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作用，使中国企业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化升级和结构调整。（《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别看重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各级政府在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张军相信朱镕基时任副总理时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成为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了。张军说：“……分税制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这或许是分税制的积极推动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张军相信，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那就真是通过‘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变诱导地方主义的那种激励机制了”，并从而“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347－348页）。
就笔者管窥所见，近些年来，经济学界、财政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1994年中国政府分税制的问题议论较多，且很多的是批评和否定意见。从经济学的理论上以实证方法正面来论述分税制改革的财政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笔者唯独见到张军的这几篇论文。这一方面说明张军经济理论分析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理论解释，确实还有巨大的空间和待解释领域和问题。探讨和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机理和过程，不仅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会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把握、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张军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所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将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张军也说：“你如果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兴趣，你就有没完没了的研究题目，你当然也无法再对单调而枯燥的一般理论问题保持兴趣了。”（自序）
那么分税制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积极增长的激励机制的？张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保证了政府间激励的兼容性，这首先是因为在分税制下，由于税收分开征收，中央税收的增加不会与地方政府扩增税收的努力和激励相冲突和产生负面作用；其次，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隐瞒增值税收入的动机要小得多；最后，正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税，而该税税基的扩大一定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扩大增值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就同时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页）。结果，“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激励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张军得出结论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也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他的具体解释是，“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页）。由此张军认为，在这样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进工业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越快”。
很显然，张军以上的经济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之后，发展经济又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均可谓发展主义政府。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乃至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参与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过程，上级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基本上是当地GDP的年增速，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竞争和锦标赛的发展机制。在此独特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下，中国自1994年以来采取了主要以国税和地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且在国税征收和使用上采取分成制，这显然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的。就此而论，张军的判断无疑是对的。然而，要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分税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怀疑。最多我认为，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还构不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政府，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还显然不能算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时期的主要行政目标，因为，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领导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当然，为了达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国家、任何王朝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且都愿意“发展经济”。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政府采取什么制度和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发展经济”，乃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发展经济。譬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各级政府的任何行政长官在发展经济上也有竞争，各级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征到更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但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蕴生出较快的经济增长呢？另外，尽管钱颖一和温格斯特1997年的《财政联邦主义》的著名文章就试图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当时实行的分权式“财政承包”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但后来陶然、苏福兵、陆曦和朱昱铭在2010年的研究则证伪了这一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并不存在充分证据支持以下观点：即对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尤其是被认为关键的GDP增长率考核指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关键的意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页）这一研究无疑也对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县级竞争论，“官员晋升锦标赛竞争理论”，乃至财政分权论的激励观点在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战。
另外，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在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张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税收的高速增长和高税负对经济增长却有一些负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的投资和扩张以及个人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说来这并非是纯粹经济学推理。实际上，数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该项经验研究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当其宏观税负在10.3%～30.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0.66%，GDP 增速则下降0.36%。世行的研究还发现，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赢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另外，除了上述宏观经济考量外，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开征任何新一种产品税（车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即减少社会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
无论从经济学原理上进行推理，还是世行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税收增加和高赋税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过去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这一判断可能就值得怀疑了。当然，政府征收的税收多，花费的也多，尤其是在发展主义政府追逐高GDP增长目标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乃至政府自身建设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行政大楼，都会创造和增加各地当年的GDP。但是，如果从资金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来考虑，即使不考虑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政府征税后总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应”，到底是资金留在企业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还是通过政府征税后替企业和私人花更有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两倍，有几年甚至高达三倍以上）这一事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分税制改革，可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探讨。别的不说，单是考虑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励增长的“标尺竞争”体制下，各地政府都几乎毫无例外地用减税或免税的方法来吸引外资（包括外资和外省外地资本）来本地建厂投资，就大致能理出从税制改革和演进上解释经济增长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当然，从张军的经济学推理中，可以认为，只有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中，各地政府方有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而用减税和免税及提供土地、厂房、公共设施等手段来进行招商引资的权力空间和可能。尽管如此，我们毋宁把近二十年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看成市场经济引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分税制改革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拮据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来经济高增长中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因为，在当时中央财政收入拮据、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况下，一个当时人均GDP很低国家的政府是很难有任何作为的。因此，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财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所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的来源和原因。高投资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快速增加，这些特征事实均是不可否认和不可忽视的。而这些特征事实恰恰为张军和他的合作学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讨和解释了。
即使认识到上面分税制改革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所给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正在造成和带来的问题，而这些财政体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决，将会导致影响未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甚至社会安定。而实际上，从财政体制上启动政府体制改革，已正在被越来越急迫地提到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这已成为很多经济、财政学界、社会各界乃至政府决策层的共识。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我们只能留在未来的研究中来讨论了。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学解释
过去二十多年，尽管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也没有先例。但高速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贡献因素有哪些？
记得大约在2001年，张军在哈佛访学期间，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的经济学随笔。在那篇随笔中，张军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制度不完善，从而在制度变迁的“缝隙”中蕴生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迅速增长的理论洞识。在新近一篇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题为《可改革的体制：中国经济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张军再次提出：“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张军这些年来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的真正意思。
同样，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访学期间，曾写了四篇《哈佛书简》，其中第四篇《哈佛书简》，也讨论了“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市场、法治与民主》，韦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页）的问题。
在那篇书简中，我曾提出，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谜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又是怎样形成的？在回答这类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不同的论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并自然会产生不同层面的理论解说。首先，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来分析，譬如，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外贸出口这三大要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理论分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中国的汇率变动和货币政策给出一些理论解释。一些人口学家也可以从人口红利的视角进行解释。然而，尽管这种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到底如何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外贸均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在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同时强劲增长？在那篇文章中，我还专门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样高比重和这样高的增长速率？为什么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就不能产生如此高的投资率和出口比例？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激励，并进而蕴生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层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一解答仍然没有解释得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实行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只有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不只有中国，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后产生了如此骄人的经济业绩？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种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释。
通过综述经济学家的要素贡献说，张五常“制度说”、伯杰、雷丁和笔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讨过的中国人的经商精神说，以及林恩的中国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论解释，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档”（或者以现在张军的“体制适应和可改说”——韦森补记），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的企业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市场、法治与民主》，229－230页）。
从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后，笔者仍相信这一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进的计量模型和方法来检验，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来解释过去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离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包括现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老总）的崛起，离开了中国人乐于和善于经商的文化精神，纯经济学的解释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冲击后中国大规模投资和超大规模货币创造（广义货币近100万亿元，M2/GDP的比率已经达到1.88的当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国经济在未来能否保持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增长，需要我们做哪些制度建设和改革，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和经济学家们所共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就此而论，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并排除一些成见、误识和偏见，不仅仅是解释过去和现在，还在于指向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意义主要在这里
最新英国地产投资信息
2017年1月16日，总部位于深圳的光启集团发布公告称，光启附属子公司Advance Summit已经与英国飞行技术公司Gilo订立股权收购协议，拟以总代价2276.9万英镑（约1.9亿人民币）认购Gilo股权。同时，以总代价175.1万英镑（约1487万人民币）收购Gilo的现有普通股。待认购事项、收购事项完成后，光启附属子公司Advance Summit将持有英国Gilo扩大已发行股本约39.06%。本次投资是光启集团在英国的首笔投资，Gilo总部位于英国多赛特（Dorest），专注于发动机创新技术研发及制造，被称为英国工业界的“迪士尼”。
2017年1月19日，中国上市房地产开发商泰禾集团发布公告称，将出资4400万美元参与中信资本梅菲尔地产基金（CITIC Capital London Mayfair Property Fund L.P.），泰禾的投资会占到该基金总承诺出资比例的85%，该基金是中信资本为开发英国伦敦梅菲尔区柯宗街60号（60 Curzon Street）豪宅项目项目而设立的。
泰禾入股该基金之后，将同项目原股东信泰资本、中信资本、英国地产公司Brockton Capital共同开发伦敦项目，该项目总投资规模达到6亿英镑（按照最新汇率换算约合50亿人民币），中资占有绝大多数股份，英国Brockton Capital主要负责整个项目的开发和管理，并占有少数股份。该项目也是泰禾参与的第一个海外地产开发项目。
2017年1月23日，港交所上市公司英皇集团发布公告称，将以2.6亿英镑（25.2亿港币，约22.23亿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位于英国伦敦牛津街的地产物业Ampersand大厦。英皇买下的伦敦大楼外观，大楼处于伦敦核心地段，流动性非常好，因此租金收益率非常低只有2.91%。
2017年1月24日，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全球第二大矿业公司力拓（Rio Tinto）宣布已经与山东兖州煤业达成协议，将旗下位于澳大利亚猎人谷的动力煤资产以最高24.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中国煤炭生产商——兖州煤业。
2017年1月25日，去年7月刚刚改名为浙江金科娱乐的化工企业浙江金科过氧化物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将以不低于 10 亿美元的价格全资收购《会说话的汤姆猫》系列游戏的开发商Outfit7。《会说话的汤姆猫》系列旗下总共拥有16款手机游戏，总下载量已经超过56亿次，网络视频播放次数达到103亿次，每月活跃用户达到3亿人次。
2017年1月27日，招商局集团旗下港交所上市公司联合光伏发布公告称，已经成功完成收购六个英国太阳能发电站，总装机容量约82.4兆瓦，此次股权收购总代价约为3千万英镑（约合2.6亿人民币）。这六个电站分别位于英格兰的牛津、北安普敦、诺丁汉和坎布里亚。所有电站已于2015年第一季度开始营运，并均获得英国可再生能源责任证书认证，自2015年起，有效期20年。这是联合光伏在海外的第一个项目。
2017年1月27日，有重庆“李嘉诚”之称的中国富商——张松桥再次出手加码英国地产，通过旗下香港上市公司中渝置地以2.92亿英镑（约合25亿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位于伦敦帕丁顿火车站附近的写字楼One Kingdom Street。该楼目前大部分被出租给英国电信巨头沃达丰集团（Vodafone）作为其全球总部。
2017年1月30日，澳门赌王何鸿燊正式通过旗下信德集团完成了对英国租金最高楼——伦敦圣詹姆斯公园7-8号的收购，收购价高达2.459亿英镑（约合21.14亿人民币）。由于该物业就位于伦敦正中心SW1邮编，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年租金回报率约为3.69%。
2月
可能是因为春节的原因，2月一整月都没有中国对英投资的公开交易
3月（10笔交易）
2017年3月1日，“重庆李嘉诚”张松桥控制的中渝置地（CC Land）击败其它竞标者，以11.5亿英镑（按照最新汇率约为99亿人民币）的价格正式买下了伦敦金融城最高楼——奶酪刨摩天楼（122 Leadenhall Street）。奶酪刨摩天楼的成交价刷新了中国对英地产投资的历史最高纪录，同时这笔交易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二大地产交易。
买下奶酪刨摩天楼的中渝置地刚刚于7月18日宣布正在伦敦Mayfair设立一个办事处，未来将进一步加大对英国投资。
2017年3月2日，港交所上市公司YGM公告显示，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如意）正式买下了以经典风衣闻名的英国品牌雅格狮丹Aquascutum，收购价为1.17亿美元（约合8.05亿人民币）。收购英国Aquascutum之前，山东如意最近几年已经相继通过收购拥有了Sandro，Maje等等欧洲品牌。
Aquascutum成立于1851年，曾是和巴宝莉（Burberry）齐名的英国经典风电品牌。山东如意前身为始建于1972年的山东济宁毛纺织厂。
2017年3月6日，英国车联网公司The Floow将部分股权以13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1亿）的价格出售给了中资财团，该财团由复星集团牵头，包括深交所上市公司北京荣之联科技和The Floow现有股东Direct Line。据英伦投资客（ID：BuyLondon）不完全统计，复星集团已经在英国拿下至少7个资产。
2017年3月21日，北京首开集团上演英国买楼帽子戏法，从伦敦大地主格罗夫纳家族手中买下了金融城写字楼Fleet Place House，价格为9650万英镑（约合8.3亿人民币），双方已经正式完成交易。这是北京首开在伦敦买的第三个楼，在此之前首开还收购了位于伦敦金融城的写字楼Friary Court（6700万英镑）和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总部大楼30 Crown Place（2.1亿英镑）。
北京首开这次买下的Fleet Place House大楼租金收益达到每年470万英镑（约合4033万人民币），租客平均还剩下6.38年的租约，这意味着首开集团能保证至少接下来六年从大楼里每年收到超过4千万人民币的租金。
2017年3月22日，广州开发商富力地产宣布将在伦敦投资开发英国首个住宅公寓项目，富力这次斥资6000万英镑（约为5.2亿人民币）买下了位于南伦敦克罗伊登（Croydon）的雀巢总部大楼地块和其附近地块，未来还将投入更多资金进行开发，项目建成后将供应超过1000套住宅公寓，项目总价值约为5亿英镑。目前雀巢总部大楼地块办公楼改公寓改造项目已经取得规划许可，建成后将包括288套公寓，St George’s Walk地块尚未获得规划许可，据估计建成后将供应大约800套公寓。
2017年3月23日，中国汽车公司吉利宣布在英国考文垂投资3.3亿英镑（约为28.4亿人民币），建设制造新型电力伦敦出租车的新工厂。这是近10年来英国首次建造新的汽车工厂，吉利制造的汽车将是英国首批电动出租车。工厂将雇佣约1000名员工，最高产量将达3.6万辆汽车每年。伦敦出租车公司于2012年濒临破产，2013年被中国吉利汽车收购后起死回生。
2017年3月26日，海航集团旗下HNA Capital US同意以4.46亿美元收购英国耆卫保险公司（Old Mutual Plc）旗下美国资产管理公司OM Asset Management 24.9%的股份，OM Asset Management旗下管理2,400亿美元资产，去年实现盈利1.264亿美元。包括刚发生的这笔，海航2017年已在金融领域拿下四笔投资（德意志银行4.76%股份，美国对冲基金Sky Bridge Capital，澳新银行旗下的新西兰资产融资业务UDC Finance）。
2017年3月27日，英国政府宣布香港铁路公司（MTR）获得伦敦西南铁路（Southwest Train）运营权，港铁将于今年8月20日起参与这条“英国最繁忙铁路线”的运营，合约期至2024年8月。港铁参与的合资公司将投资12亿英镑改善乘客体验：西南铁路线将增加90辆列车，早高峰增加2.2万个座位，晚高峰增加3万个座位。英国运输部称，港铁将利用运营繁忙的香港地铁的经验为英国乘客提供快速和顺畅的服务。
2017年3月31日，海航集团继续收购，旗下新成立的海航创新金融集团宣布以7.75亿美元收购嘉能可（Glencore）石油产品仓储和物流业务51%股权。
2017年3月31日，天安中国发布公告称，已经以6700万英镑（约合5.76亿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位于伦敦金融城的高档酒店South Place Hotel，买卖双方已经正式交换合同。
天安中国作为一家中资开发商，主要开发高档住宅、别墅、办公楼等物业，较大型项目包括上海天安中心、大连天安国际大厦、深圳天安数码城等，天安中国1987年在港交所上市，是香港首批中国概念的上市公司。
4月（8笔交易）
2017年4月5日，广州开发商富力地产在英国继续买地，花费1.5777亿英镑（约为13.57亿人民币）在伦敦一区Vauxhall收购了一块土地，地块位于泰晤士河南岸，靠近大本钟和伦敦眼。富力未来还会投入更多资金对这一地块进行开发，将建设两幢50层的高楼，供应578套住宅公寓，1个酒店，27614平方米的办公面积和2737平方米的零售空间。
2017年4月6日，北京大学投资880万英镑（约合7832万人民币）在英国牛津买下了一座19世纪庄园别墅，作为其商学院的海外校区，并计划于明年北大建校120周年之际正式开学。北大汇丰商学院牛津校区虽然选址在学术名城牛津，但不会成为牛津大学一部分，也与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无关。
2017年4月9日，英冠足球俱乐部雷丁（Reading）发布官方声明，英格兰足球联赛（EFL）官方已经正式为中国商人收购英冠俱乐部雷丁一案放行，以戴永革和戴秀丽为代表的人和集团将有条件收购雷丁足球俱乐部。
2017年4月13日，上海昊海生物科技发布公告称，将收购英国隐形眼镜制造公司Contamac70%股份，交易价格为2450万英镑（约为2.18亿人民币）。
英国Contamac主要要从事制造隐形眼镜及人工晶状体材料，包括硅胶水凝胶材料、透气材料、亲水透镜材料以及疏水和亲水的眼内透镜材料。上海昊海生物表示收购完成后将有助于保证公司长期稳定的上游人工晶状体材料供应，并能够加强新的人工晶状体产品的研发。昊海生物将会与英国Contamac共同开发人工晶状体材料的巨大市场。
2017年4月18日，香港地产大亨李德义趁着英镑贬值自从去年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就开始持续购入英国地产公司Shaftesbury股票，截止2017年4月18日共耗资5亿英镑持有Shaftesbury超过20%的股份，目前李德义已成为伦敦中国城最大地主Shaftesbury第一大股东，伦敦第三大地主。Shaftesbury CEO和其顾问摩根大通均预测李德义很快将对Shaftesbury发起整体收购攻势。伦敦中国城位于伦敦最核心的西区，Shaftesbury是伦敦中国城最大地主。
2017年4月26日，香港私募地产基金——联懋国际（Joint Treasure）斥资1.35亿英镑（约合12亿人民币）买下了一栋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办公楼——圣詹姆斯广场3号，租金回报率为3.96%，买卖双方已经正式交换合同。圣詹姆斯广场3号在2012年的售价为6600万英镑，这次联懋国际的出价正好其四年前价格的两倍，可见这类核心地段的投资收益并不是只靠租金回报率，资本增值的部分会更加可观。
联懋国际是一家总部位于香港，专注房地产投资的私募股权公司，代表香港一些主要的家族投资者。
2017年4月27日，港交所上市公司远东发展集团宣布对英国曼彻斯特投资10亿英镑，开发Northern Gateway超大型房地产项目。该项目是曼彻斯特城市重建中最新、且有史以来体量最大的住宅开发机会，远东将担任Northern Gateway项目的开发商和投资方，在今后10-15年内为这一项目投资约10亿英镑，并建成超过1万套住房。
Northern Gateway项目靠近曼彻斯特维多利亚火车站，红色框内的地块全部都已经被远东圈下。
中国投资者在英国不止“买买买”，四月份还发生了一笔“卖卖卖”的退出案例。
2017年4月18日，上海光明食品集团宣布已经把5年前收购的英国早餐谷物品牌维多麦（Weetabix）正式出售给了美国食品业同行Post Holdings，交易金额为14亿英镑（按照最新8.8的汇率约为123.2亿人民币）。光明2012年收购维多麦时花了10.8亿英镑（按照当时10.1的汇率约为109亿人民币），在当时是中国食品业最大的海外并购。
5月（8笔交易）
2017年5月2日，世界最大的基因测序服务提供商——中国华大基因和专注生命科学领域的中国风投机构Healthlink Capital正式宣布成为英国知名生物信息分析服务提供商——康剑尼科（Congenica）B轮融资的战略投资方。
2017年5月11日，香港地产四大天王之一的新鸿基地产将投资5亿英镑在东伦敦泰晤士河畔开发一个住宅项目，总共建设804套公寓，预计于2020年竣工。
2017年5月15日，去年11月斥资1.54亿英镑买下英格兰央行附楼的港资巨头爪哇控股又有新动作，出资2.58亿英镑（25.8亿港元，约23亿人民币）在伦敦金融城又买了一栋银行总部大楼，这次收购的是HBOS总部大楼33 Old Broad Street，HBOS是苏格兰银行和Halifax银行的母公司。
2017年5月22日，光大证券通过其持股70%的香港新鸿基金融集团，成功收购位于伦敦金融城的英国券商及投研机构North Square Blue Oak Ltd全部股份，该交易已获得英国当地监管机构的批准。收购完成后，光大证券将通过新鸿基金融正式取得英国机构经纪、专业研究和企业融资业务资格，国际业务登陆英国市场。
2017年5月23日，华润置地联合美国北极星房地产（NorthStar Realty Europe）收购位于伦敦金融城核心区的写字楼20 Gresham Street，收购价为3.09亿英镑（按照最新汇率约合27.6亿人民币），华润在收购联合体中占有80%的股份。收购伦敦写字楼20 Gresham Street是华润在英国的第一笔投资，该楼目前主要被出租给中国工商银行旗下的工行标准银行作为其总部大楼。华润买下这栋大楼后意味着整栋楼从业主到租户都是中国公司。
2017年5月24日，浙江吉利汽车集团官方宣布收购宝腾汽车（PROTON Holding）49.9%的股份以及豪华跑车品牌路特斯（Lotus Group）51%的股份，路特斯就是我们熟知的英国老牌跑车品牌——莲花。
吉利成功拿下莲花，不仅能够帮李书福实现其“跑车梦”，丰富吉利旗下的产品线，还能够吸收莲花品牌的汽车工程及车身轻量化技术为吉利自己所用。
2017年5月25日，腾讯通过旗下子公司Supercell以5580万美金收购了英国手机游戏公司Space Ape Games公司62%的股份，Space Ape Games这次接受腾讯注资后估值将高达9000万美元。
Space Ape Games总部位于伦敦，员工有100人左右，并且有7个游戏团队。公司旗下最为人熟知的手游有《Samurai Siege》、《Rival Kingdoms》和《Transformers: Earth Wars》等，这些手游不仅获得过多次大奖而且已经覆盖到全球150个国家的用户。
2017年5月25日，一家未透露身份的香港公司联合Aldgate Developments以6500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位于伦敦的写字楼开发项目One Braham，该项目位于Aldgate，与中国人寿买下的Aldgate Tower相邻。
6月（9笔交易）
2017年6月3日，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CIC）正式完成收购黑石旗下物流地产公司Logicor，Logicor总部位于伦敦，是欧洲最大的物流地产集团，在英国、德国、波兰等地拥有大量仓库资产。中投与黑石的最终成交价是122.5亿欧元（约合1078亿人民币），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地产交易，中国海外收购历史上第四大交易。
2017年6月8日，中金投集团被英媒爆出已经完成收购拥有900年历史的英国塞特福德文法学校（Thetford Grammar School），塞特福德文法学校虽然名字里带着文法二字，但却是一所私立学校。
2017年6月9日，莱茵体育实际控制人高继胜确认将以个人名义收购英国南安普顿足球俱乐部80%股权，该交易已经获得英超联盟审批通过的口头通知，目前尚未收到书面通知。
2017年6月16日，中国上市公司——陕西炼石有色在伦敦宣布完成收购英国航空零部件制造商Gardner Aerospace，最终成交价是3.26亿英镑（折人民币约为27.93亿元）。Gardner Aerospace总部位于英国德比，是全球著名的航空发动机零部件供应商之一，全球范围内员工超过1400人，是空客最主要的零部件供应商之一，称得上英国尖端制造业里的宝藏。
2017年6月21日，万达集团斥资4.7亿英镑（按照最新汇率约为40.75亿人民币）从英国房地产上市公司St Modwen和法国建筑公司Vinci组成的联合体手中买下了Nine Elms Square地块，占地10.2英亩（约合4万平方米），将供应1900套住宅公寓。万达这次收购的地块也位于Vauxhall，紧挨着2013年拿下的第一个伦敦项目One Nine Elms。
万达已经向地块卖方支付了10%的定金，交易将于今年夏天晚些时候成交，除了4.7亿英镑买地的钱，万达预计未来还将投入更多资金对这刚买下的Nine Elms Square地块进行开发。
2017年6月22日，京东宣布投资3.97亿美元收购英国奢侈品电商Farfetch股权，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将加入Farfetch董事会，京东也将成为Farfetch最大股东之一。
Farfetch成立于 2007年，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奢侈品电商，在包括伦敦、东京与洛杉矶在内的11个城市设有办公室，全球共拥有1200多名员工，中国现在是其最大的市场之一。
2017年6月26日，英甲足球俱乐部北安普顿官方宣布，来自广州的5U体育收购球队60%股份成为俱乐部最大股东。
2017年6月28日，由中国开发商总部基地ABP、中信集团、正大集团牵头，总投资约17亿英镑的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项目正式全面开工，这次开工的一期工程预计于2019年上半年完工，整个项目将于2026年全部完工。
2017年6月29日，中国深圳富豪陈红天出价4.1亿英镑（按照最新汇率约合36亿人民币）买下了伦敦金丝雀码头金融城地标写字楼20 Canada Square，陈红天是深圳房地产公司祥祺集团的实际控制人，4.1亿英镑的价格创造了伦敦金丝雀码头地区三年来的最高成交记录。20 Canada Square大楼目前被出租给英国石油（BP）和美国教育集团McGraw Hill。
2017年6月29日，彭博称中国酱料巨头李锦记已经接近完成收购伦敦金融城地标20 Fenchurch Street，这栋摩天大楼又被称为“对讲机大楼”（Walkie Talkie）。按照此前50%股权6亿英镑的估值，李锦记的最终收购价很可能将超过12亿英镑（约合106亿人民币），超过今年3月张松桥11.5亿英镑买伦敦“奶酪刨大楼”的成交金额，继续刷新中国对英地产投资单笔交易最大金额的历史纪录。
纵观今年上半年中国对英投资，总共盘点了43笔交易，其中22笔和房地产有关，占了超过一半的比例，金融时报数据甚至显示今年上半年伦敦金融城成交的项目有43%是被中国投资者买走，显示出目前投资英国的主旋律依然是以资产配置为主要目的的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之外，虽然错过了The Body Shop和荷柏瑞这样的好项目，上半年中资在汽车（吉利收购莲花）、游戏（腾讯收购伦敦手游公司）、金融（光大证券通过收购拿下英国牌照）、零售（京东入股Farfetch）、教育（中金投收购私立学校）等多个英国强势领域也有所斩获，总体表现相比去年有所进步，不只对英国房地产抱有热情。
为什么要移民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拥有迷人的自然环境和较低的生活成本，被列入亚洲最宜居的国家之一，在日本海外长期居住协会的评比中，也荣登最受欢迎的移民国家第二名。小众海外移民认为马来西亚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宜居的国家，很大部分是因为汉语在当地使用范围较广，没有语言障碍，再加上相似的文化背景，为移民之后，迅速融入当地社会做了完美铺垫。
气候宜人：
马来西亚因位于赤道附近，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无明显的四季之分，一年之中的温差变化极小，平均温度在26-30℃之间、全年雨量充沛，3-6月及10月至次年2月是雨季。内地山区年均气温22℃~28℃，沿海平原为25℃~30℃。
交通方便：
40分钟关口至新加坡市区（开车）
55分钟关口至新加坡机场（开车）
30分钟新山机场至吉隆坡机场（飞机）
4小时高速公路直达吉隆坡（开车）
新加坡-新山地铁：2018年通车（地铁站在第一关口附近）
新加坡-新山-吉隆坡高铁：2020年通车（90分钟贯通新加坡、吉隆坡）
学校云集：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医学院（英国排名18位）
英国雷丁大学（英国排名35位）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英国排名前20位）
新加坡管理发展学院（MDIS）
新加坡莱佛士学院
移民条件简单：
1.主申请年满21周岁；
2.无犯罪记录；
3.21周岁—50周岁：定存30万马币，一年之后可取出15万马币，保留15万马币；
4.50周岁以上：定存15万马币，一年之后可取出5万马币，保留10万马币。
移民项目优势：
2.1.房产：均价每平米2-3万，相对只有香港、新加坡、东京的十分之一；房产投资回报率高，年租金5-7%，
2.产权：为永久产权，使用面积，精装修；
3.教育：可携带21周岁以下子女随行，可就读当地学校；国际学校学费低廉，为欧美国家的三分之一；
4.养老：医疗设施先进，医疗水平较高，外国人甚至包机前往；
5.第二家园签证：签证手续简便，高通过率；
据悉，未来5年马来西亚计划将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包括横跨新马两国的新马高铁。高铁建成后，目前来往新加坡和吉隆坡约6小时的车程将缩短至大约90分钟。届时，吉隆坡与新加坡基本上将能实现“一日生活圈”的双城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