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和经济学、经济思想史有何区别和联系
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但经济史与经济学并非相互包含或融为一体，而是相互提供方法论。所以说，经济史又是与经济学相互独立并平行的两个分支学科。经济史与经济学说史不同，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它是经济学的流，而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
经济史研究的是历史，它和经济学是并行的学科。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过程，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小分支或者说是小部分，研究经济思想、理论、学说、观念以及政策、制度等背后的学说与思想等。
铁汇是黑平台吗
铁汇因为高比例赠金而在灰色外汇交易平台中声名鹊起，不过，在其做大之后，投资者在铁汇平台中资金却“无法提现”。已有部分投资者正前往塞浦路斯进行维权，但如此跨国诉讼，其胜算前景如何?
许多类似的外汇交易平台正在中国大肆招揽投资者，但这些不受监管的平台，充满了危险。
一场场横跨欧亚大陆的诉讼，正在艰难地进行中。
这些诉讼的被告通通指向了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铁汇集团(IronFX)。铁汇是一家外汇交易商，据《华尔街日报》2014年的报道，这个巨无霸一个月零售额3000亿美金，全球分布着1200多名员工，雄心勃勃，即将在美上市。
原告则是其在中国、越南、意大利的部分客户，他们通过电汇、银行转账等方式，参与了铁汇平台的外汇保证金交易，2014年11月，他们开始发现账户提现困难。
仅在一个“铁汇出金维权群”中，就有三百多名铁汇客户反映账户提现完全停滞，被铁汇截留的账户余额已经超过一亿元人民币。据了解，目前上海警方已经立案，仅在中国大陆，就已有164人直接或委托律师在其总部所在地——塞浦路斯利马索尔区法院起诉铁汇，案件正在艰难地推进中。
野蛮生长
国内的外汇炒家如何与千里之外的塞浦路斯外资汇商发生联系?
这要从国内的外汇交易方式说起。当前，外汇交易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实盘外汇买卖，即不可透支的可自由兑换外汇间的交易，各大商业银行开通了此项业务，比如中国银行的“外汇宝”。
一种是外汇保证金交易，具有杠杆交易性质，从而使实际进行的外汇交易的合同金额超出投资者实际投资的交易保证金金额。
例如，在保证金交易杠杆比例为50倍时，投资者看多欧元，如投入1万美元作为保证金，即可买入合同价值为50万美元的欧元。当欧元对美元汇率上涨
2%时，投资者将盈利1万美元，按实际投入金额计算，收益率为100%，但当欧元对美元汇率下跌2%时，投资者将亏光投入的1万美元本金。
这种保证金交易的杠杆交易模式吸引了大批风险爱好者，但这种方式的唯一合法途径——银行提供的汇市产品——却被许多投资者抛弃，因为点差(交易损失)是外资汇商的十倍之高，还有各种交易门槛。一些低点差，门槛只有五十美元的外资汇商，成了炒家青睐的平台。其中以福汇(NYSE：FXCM)和嘉盛(NYSE：GCAP)最为出名，这是在美国上市的世界最大两家汇商，月零售额分别为4180亿美元和2210亿美元。
而铁汇则是汇商里一飞冲天的新秀明星。根据铁汇的官网描述，其在全球共设立了27个分支机构，为散户、机构客户提供外汇、贵金属、商品、股票的在线交易服务;这家2010年注册于塞浦路斯的公司，不到5年就和已在行业里摸爬滚打15年的福汇和嘉盛分庭抗礼。
祸起赠金
铁汇的后来居上，源于其力推的“赠金”模式。赠金，即平台按转入账户钱的数量以一定比例赠送余额，赠送的余额不能直接提现，但可以按比例抵消亏损。
事实上，这是汇商平台的惯用套路，铁汇的推行方式却最为激进。
多数交易商的赠金使用规则是赠金只能以信用额的方式在客户本金亏损完之后才能承担亏损;铁汇的赠金使用规则是赠金能够直接以一定比例承担客户的亏损。只此一点，成为了铁汇撬动外汇零售市场的支点。
据在铁汇交易多年的交易员，君焱金融执行董事申秋透露，在2013年5月之前，铁汇一直是50%赠金，一万美元上限，后来变成60%赠金，三千美元上限，重要节假日以及个别月份达到100%赠金。
伦敦一家对冲基金的COO范庭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铁汇在伦敦给的薪水比在麦当劳兼职还要低，员工的收入主要都是客户流水的抽成和爆仓提成。
如此大比例的赠金策略自然吸引了巨大人气。据谦象资产CEO许哲回忆，在2014年11月前后，铁汇的交易量已经超过了行业龙头福汇。
铁汇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做大了人气，自然能赚钱，因为外汇市场“九亏一赚”的铁律，加上国内500倍的杠杆波动率，投资者亏光本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跟铁汇计划不一样的是，客户并没有如期把本金亏光，相反吃掉了赠金模式下暗含的无风险套利馅饼。
每个人都很满意
有交易经验的投资者很快发现了游戏漏洞，并想出了对策：采用量化对冲策略可以轻易获得收益——以100%赠金为例，在铁汇和另外的汇商分别开户，铁汇充4000(得8000)，对冲户充7500，铁汇这个账户做多美元，对冲账户做空美元，无论哪一边亏光的同时，另外一边都正好翻倍。如果铁汇这边翻倍，那么净赚16000-4000-7500=4500，如果另外一边翻倍，那么也赚15000-4000-7500=3500。
此外，铁汇对开多户的限制不严，因此换户反复做，收益更是可观。像申秋这样的行家里手，可以做到月收益稳定在30%——也就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的资金量从二十多万滚到了五百多万。
但这对于铁汇来说是致命的——毕竟，在这个零和游戏中投资者每一分超额利润都是铁汇埋单。
很快，铁汇意识到漏洞所在，他们不停修改的赠金使用条款的免责声明中，反复强调“保留对滥用政策者收回本金的权力”。对铁汇来说，如果套利者的资金量增长速度低于一个特定比率，同时铁汇的业务扩展速度高于一个特定比率，铁汇才有可能实现盈亏平衡。
但铁汇在中国推广模式则将“赠金”的漏洞继续放大。根据铁汇官网的代理政策，他们积极培育返佣代理，即发展“下线”，以普通账户每手(杠杆前
1000美元)交易返8美金，还有阶梯激励和中高级账户加成。很快，铁汇的代理商分布全国各地，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全国各大城市铁汇的广告投放以及代理商招聘状况，发现以上海、广州、深圳、沈阳的最多，桂林、衡阳、广元、烟台、昆明都有分布。
为了赚取佣金，代理商更是疯狂发展赠金模式。例如，在亲友之中兜售“稳赚不赔的买卖”引诱亲友入金;在地下理财产品的发售地点宣传套利模式，手把手地教人套利;买下大量的酒店和机场的WIFI广告;甚至在大学门口发放招聘交易员信息，以“试用期”为由引诱大学生入金“证明自己的能力”，在其亏损后，借机传授套利模式，并且怂恿其继续在自己的亲朋好友里拉下线。
包括前一阵子在风口浪尖上的竞价排名，也是代理商和平台惯用的工具，打开百度搜索引擎寻找类似关键字，可以看到大量用“赠金”、“暴富”推广的外汇平台。
据谦象资产管理公司许哲透露，他所了解到的后期铁汇代理，保守的一个月也有二十亿美元(杠杆后)的流水，只拿返佣，收入也是非常惊人的。
广告商也乐在其中，在2014年于伦敦和上海举办的几场金融交易博览会上，范庭乔目睹了百度在该峰会的广告宣传人员向多家平台推销其广告业务。在 2014
London Summit Forex
Magnates(伦敦外汇交易峰会)的时候，数百家官方赞助商里，“百度广告公司”甚至作为唯一一家广告公司，也是唯一一家中资参展企业位列其中，堪称该届伦敦国际外汇交易展的一大亮点。
于是，短期内，铁汇坐上国内第一汇商的交椅。
然而其直接竞争对手非但没有反击，相反，似乎在纵容铁汇做大——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几乎在任何一个涉外汇的论坛搜索“赠金
套利”，都会出现一大批详尽的操作流程，这里面不乏其他外汇平台的员工和客户经理所为。因为每有一笔在铁汇的赠金套利，就需要一笔相同金额在其他平台进行对冲，因此跟铁汇有竞争的平台也乐于向自己的客户透露铁汇的模式，利用撮合铁汇的方式，在替铁汇的对冲中挣得盆满钵满。
一开始，连铁汇的董事会对此也颇为满意，赠金吸引了大量资金涌入，铁汇的“市场份额”在节节攀升。
而专业套利者亦是赚得不亦乐乎，这些投资者从满仓运行，到四处借钱，甚至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在桂林和温州等地出现了以18%-20%收益率的地下理财产品吸引资金投入铁汇平台的情况。
在这条畸形的利益链中，每个人似乎都很满意。
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好景不长，去年11月起，投资者纷纷收到铁汇客服的邮件，称账户因涉及异常交易而被限制出金(即提现)，据不同投资者的估算，被“锁”资金总计达数千万美元甚至更多。不过截至发稿时，这一估算未得到铁汇方面的确认。
铁汇从发放赠金的第一天就在遏制套利，赠金条款不断细化。南方周末得到的一份内部操作细则显示铁汇的风控颇为细致，无论是提现速度，还是IP追踪，地区排查都有严密规定。铁汇还规定“如果IronFX怀疑或有理由相信客户通过内部或外部对冲其头寸而滥用本优惠条款和条件，IronFX保留不经客户同意立即从其交易账户或从其盈利的对冲账户提取奖金的权力”。
但由于获利盘太多，公司内部人和套利者甚至有了利益捆绑，因此遏制难以真正实施。上海报案代表胡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报案后，他拿到铁汇中国的铁汇后台账户看到，中国区的众多高层，包括中华区CEO
Peter韩和中华区法定代表人游勇，都有数额巨大的套利账户。南方周末记者试图联系两人，但发现其国内之前的联系方式已通通作废。
直至2014年12月份，铁汇的一封内部邮件这么写着“我们将移除所有的赠金(绝大多数情况下账户将清零)，任何账户经理如果存在对冲客户在办公室滞留的情况，将立即被开除”。但这已经是铁汇基本停止出金的一个月后，愤怒的投资者砸烂铁汇上海办事处之前。
投资者纷纷涌入上海陆家嘴派出所报案，几天内更是打爆了报警热线，一时间，陆家嘴派出所挤满了铁汇的受害者。
“2014年12月报警，2015年4月14日才正式立案，”报案代表胡易抱怨，“我们在陆家嘴分局、浦东分局、总队和外管局之间绕得头昏脑胀，警方还要每个人自己提供向第三方支付机构汇款的单号，但是绝大多数银行并不支持这个功能。”
据一位在职的铁汇账户经理透露，铁汇在中国还没有辞职的三十多个中层和高管已经由铁汇整体办理了工作签证，马上就要从深圳、上海的办事处转移到塞浦路斯。
南方周末记者随即联系上海警方询问进展，但负责分管此事的陈警官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金蝉脱壳
铁汇方面则将此推脱得一干二净，铁汇CEO
Markos在2015年1月14日接受外汇网站LeapRate采访时称，铁汇中国办公室埃仑浩宇(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并非铁汇的分公司，而是铁汇的一个代理商，“就如同铁汇和全球签署的其他6500个活跃的IB代理一样。”
但是在工商局的注册资料可以看到Markos是Ironfx的出资人和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埃仑浩宇(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IGHG)的实际出资人和列名董事。埃仑浩宇的唯一股东是注册在香港的Terra
Mm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在香港政府官网可以查到，Markos也是这家公司的两个股东之一。
同时，众多维权的客户也遇到了新困境：在提交账目来往证据的时候，投资者发现入金时的收款方五花八门，包括长春市金世家贵金属、双乾网络服务(苏州)服务有限公司、易生支付、易票联商城，就是没有铁汇，这给取证留下了巨大的困难。
而投资者更无法向监管机构进行投诉，在国内，外汇保证金交易属于灰色地带，这些外资汇商平台普遍持有外国牌照。
目前世界上最有公信力的牌照分别是英、美、澳和新西兰的牌照。铁汇在国内宣传时，声称自己拥有英国FCA(金融行为监管局)，新西兰FSP(金融服务企业登记)，澳洲ASIC(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等八家机构的牌照，并且在此次事件的回应中，声称自己没有遭到任何监管机构的警告。
南方周末向英新澳三国发去询问邮件，得到的回复一致声明，在其所辖范围内并没有发现铁汇的违规行为，至于中国区业务他们并没有管辖权。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从中国登录铁汇的官网，接入到的是.com，但是在英国登陆，接入到的是.co.uk，而这两个网站实际上隶属不同的公司：一个是IronFX
Global Limited，一个是IronFx Global UK，只有后者才有英国FCA的牌照，受英国监管，而中国区的公司则受塞浦路斯金融局的监管。
实际上，虽然铁汇有八张牌照，但每张牌照只对注册在本国的公司有效——铁汇的主要全球业务都由注册在塞浦路斯的公司包揽。尽管铁汇声称自己的十大市场包括英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但根据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到的市场占有率排名，铁汇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前十大汇商中，其主要市场则在中国、孟加拉以及越南等国。
在发达国家寸步难行，正是整个塞浦路斯系外汇平台的通病。塞浦路斯素以离岸金融中心而闻名，现在塞浦路斯有上百家类似铁汇的对赌式外汇平台，经营模式都跟铁汇类似，在一些监管薄弱国家推广所谓“暴利的投资模式”。
据对冲基金经理范庭乔介绍，按照英国金融监管法律规定，在英国允许运营的针对非专业客户的外汇杠杆交易商，如果用“投资”来形容其交易是违法的，严重的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对于赠金、对赌更是有严格的限制。但由于欧盟一体化的政策影响，在塞浦路斯注册的公司可以在全欧洲开展金融业务，英国FCA金融局对此也无能为力，甚至不得不放低监管的口径，一旦收紧监管，诸多汇商干脆撤离英国也到塞浦路斯开个离岸公司，照样在全世界横行无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投资者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塞浦路斯当地法院的支持。
根据塞浦路斯律师团的林涛女士透露，尽管证据上有利，但繁琐的调查程序和搭便车的心态，维权者多不愿意委托海外律师团做最后一搏。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与史学研究对象有何区别？
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是对各种具体历史研究及其内在规律的探索的科学。其也是一门具有特殊性、综合性、整体性、真实性的具体的和实证的科学。
中国经济史研究以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讨传统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与建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之间历史的连续性，力图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及规律。中国经济史学从创立至今，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经济史只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其由于它的特殊性而被人们提出来单独研究。
附：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相关资料）
史学研究必须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同时又要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论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注：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由于经济史的特殊性，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
（一）历史学方法
熊彼特明白地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65页。）。由于经济史是史学的一部分，因此史学方法当然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而言，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因此也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
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对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的研究是了解过去经济实践的基础，因此离开了史学方法就谈不上经济史研究。
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胡适曾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台湾里仁书局1982年版，第19页。）傅斯年更加强调史料学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原因是"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注：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收于《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5、6页）。吴承明则指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何人研究经济史，都必须掌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注：例如赵冈估计南宋中国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1/5，而该估计的基础主要是霍林斯沃斯(T.H.Hollingsworth)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杭州胡椒消费量对南宋杭州城市人口作出的一个推测（即杭州城市人口多达500万甚至600-700万）。麦迪森借助于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和巴拉兹(Etienne Balaz)对南宋杭州人口数量所作的考证，指出霍氏之说严重不符史实，因而赵氏据此所得出的结论也"证据极其不足"(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25)。）。
运用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并不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途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2.）。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史学家来说，传统的史学方法都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
但不容否认的是，传统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发展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不足作了归纳（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5页。）。吴承明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2)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3)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4)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5)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惟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由于传统史学方法存在上述问题，只依靠它们是难以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如吴承明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做到所用史料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传统史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因此不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是无法深入研究经济史的。
（二）经济学方法
从对《检讨》的反应来看，在一些学者心目中，经济学的方法主要就是统计学的方法。这种想法不足为奇。希克斯说："凡是一种历史理论可能适用的历史现象，从我们对其兴趣而言，都可认为其具有统计学特征。经济史上的大多数现象（无论我们如何广泛地看），都确实具有这些特征。我们要问的经济史的问题，大都涉及那些可以具有此特征的类别。"但是希氏接着指出："从本质上来说，这并非经济史与其他历史之间的差别"，因为"在史学的任何分支中，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在寻求统计学上的一致性。区别在于我们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4.）。因此把经济学方法等同于统计学方法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对于那些可以获得大量数据的研究对象（注：例如王业键所收集的清代的米价数据、李中清所收集的清代人口数据，都数以十万计。），只有依靠统计学方法，才能进行研究。但是对于那些数据不丰的研究对象，统计学方法就难以奏效了，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对于古代经济史研究并无多大用处。但是我们要强调：经济学方法决不仅只是统计学方法，而经济史研究中可以利用的经济学方法也有多种。在许多情况下，其他一些方法可能比统计学方法更为重要。
首先，经济学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济学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框架。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注：转引自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如果没有经济学提供的思维方法和构想技术，是无法进行经济史研究的。一些经济史学者拒绝经济学理论，但实际上他们也在不自觉地使用某种理论。至于这些理论是否正确，他们却并不去考虑。正因如此，他们往往在无意之中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典型的例子如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我国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自清代中期以来，由于可耕地开垦殆尽，增加农业产量只好主要依靠提高亩产量。不少学者囿于这种习以为常的观念，把提高亩产量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惟一手段（注：在《检讨》中讨论劳动生产率时，我以粮食亩产量增加作为判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指标。这样做的原因及其特定条件，拙文中已作了清楚的解释。有的学者忽视了我所作的说明，从而对拙文产生误解，认为我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粮食亩产量。其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即如上所述。）。而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并非同一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劳动、资源、技术等要素相互关系的变化。在耕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通过"广种薄收"的方法达到。相反，在劳动力供给过多的情况下，亩产量虽然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却可能恰恰表现了"内卷化"（或"过密化"）下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注：伊懋可的"高水平平衡机制"和黄宗智"农业过密化"理论，都说的是这种情况。见伊懋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16章，以及同氏The High-Level Equipment Trap: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y(in Mark Elvin,Another History-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Wild Peony,1996)；黄宗智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第8、9章，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以及同氏The Peasant Family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第3、16章。）。
其次，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我们可以对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例如在宋代江南，是否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江东犁）和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充足的劳动力，就会导致"精耕细作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呢？（注：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178页。在分析精耕细作的发展问题时他还指出："这种耕作方法除犁需要改进和增加鋫刀这个垦田利器外，还必须有充足的劳动力，这两条缺少任何一条都是不能成功的。"）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来看，"精耕细作"指的是劳动密集的耕作方式，而江东犁则代表了一种节省劳动的技术。劳动力的供给与劳动密集型的耕作之间通常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与节省劳动的生产工具之间则通常是相互排斥的关系（注：大卫?勒旺(David Levine)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由于劳动便宜而且供给充分，人们不愿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工资低，原始的生产技术仍是最有利可图的；低水平的技术，导致劳动集约化。"见David Levine,Family Fo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Academic Press,1977,p.14。）。一般而言，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农民通常采用的是节省土地的技术，而非使用节省劳动的技术（注：白馥兰也指出："技艺趋向型"技术和"机械型"技术都能增加单位农田的产量，但前者可视为土地的替代物，后者则可视为劳动的替代物。要在二者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必须考虑在一种具体的情况下，何种投入能够最大地提高产量(Francesca Bray,The Rice Economy: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pp.115,156)。）。农民在使用江东犁时，首先会计算使用的成本与收益，并与被使用这种耕犁而被节省下来的劳动的收益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不合算，那么就不会使用之（注：这一点，明末宋应星已说得非常明白。他指出：牛耕的效率大大高于人耕，但是在苏州一带，"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见《天工开物》乃粒第一卷稻工》。）。此外，如果没有发达的农村工业，使用江东犁节省下来的劳力也就没有了出路。在此情况下，农民为什么要使用江东犁呢？
再次，对于比较具体的问题来说，经济学方法也非常重要，舍此即难以进行研究。亩产量问题是许多学者在读了《检讨》之后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这里我们就以此为例来讨论一下使用经济学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
按照范赞登(Jan Luten von Zanden)的总结，近年来欧洲经济史学界研究近代以前亩产量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1)在意大利和东欧，主要是使用种子与产量之比的材料进行分析；(2)在法国、西班牙、瑞士、匈牙利等国，主要是使用什一税作为农业生产率的指标；(3)在英国以及法兰德斯，越来越集中于从遗嘱中获得的有关资料来估计作物亩产量和作物布局；(4)也有一些研究一直把地租资料作为农业生产率的一个指标（注：Jan Luten von Zanden,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Europe,1500-1800.）。简言之，主要的差别在于资料类型的不同。至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仍是统计学方法。事实上，研究近代以前中国的亩产量的基本资料（田税、地租、家谱、分家文书、农书等），大体也属于上述类型。因此在中国亩产量研究中，统计学方法也是一种重要方法，但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原因是有关数字不够丰富，而且许多数字自身存在着各种问题。宋代亩产量记载不多，更难使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亩产量，因此必须求助于其他的经济学方法。
柏金斯(Dwight Perkins)研究中国粮食亩产量时，使用了一种宏观分析方法：首先对一个地区人口和耕地的数量、种植制度以及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用作交纳赋税的粮食的数量以及输出入的粮食的数量等一一进行研究，然后以所得结果为据，求出一个平均亩产量。很明显，只要人口等各种数据没有大错，那么这个平均亩产量也不会离开实际情况太远。同时，又从各种史料中大量收集亩产量数字并加以考证，选出其中比较可靠者，与上面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和修正，从而得出一个最接近实际情况的数字（注：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9,pp.14-23．我曾用这种方法对明后期（1620年左右）和清中期（1850年前后）江南的水稻亩产量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果是：明后期（17世纪初期）江南的水稻亩产量大约为1.6石米，清中期（19世纪中期）则约为2.3石米；亦即后者较前者增加了0.7石，增长幅度大致为44%（参阅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pp:125-127、130-132）。这个结论与许多学者得出的结论差别颇大。）。虽然这个数字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是比起用其他方法得出的结果来说，应当是更接近实际情况。这种方法对于研究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肯定也会很有帮助。宋代江南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而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主要追求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价值，即使剥削也有一定限度。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大大低于和超过社会对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总需求。这就为宋代江南亩产量的估计确定了一个可能的范围。倘若我们的估计超出了这个可能的范围，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
最后，我还要指出：经济学方法也有自身的适用范围，不能用它去完成其不能胜任的工作。例如计量分析是经济学的优势，但并非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量化"的。有的学者读了《检讨》之后问：为什么你不为"什么是经济革命"提出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呢？我的回答是：为"经济革命"提出一个"量化"的标准很困难，因为"经济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重大技术进步的出现，而重大技术进步本身并非一种可以"量化"的现象。此外，宋代江南有关史料匮缺，也使得计量分析非常困难（注：例如麦迪森已指出：8-13世纪中国农业中心转移到南方水稻地区并实行多种作物种植，导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到底提高了多少，由于资料不足，无法量化。见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第4页。）。因此要对宋代江南的经济进行"量化"研究，可能已经超出经济学力所能及的范围。
参考资料：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19448/
东霖国际集团是传销吗
东霖国际集团不是传销，是庞氏骗局。东霖国际集团是10月18日公布的232个非法资金盘骗局之中的一个。东霖国际声称受印度金融监管部门NFA监管。东霖国际将所谓的拆分、互助、虚拟币、分红、二元期权及微交易等资金盘区别开来，自称所有的收益来自外汇市场，月收益高达15%到20%(浮动)且公开透明，这种宣传估计够得上非法集资的定性条件了。
![经济史和经济学、经济思想史有何区别和联系](\"https://gss0.baidu.com/-Po3dSag_xI4khGko9WTAnF6hhy/zhidao/pic/item/024f78f0f736afc38a92f234be19ebc4b64512c1.jpg\")
扩展资料：
10月18日发布232个非法资金盘部分如下：
1、3658远离2、3D橘色橙人崩盘跑路3、6度链无法提现4、AB商城远离5、ADC矿机远离6、ADO无法提现7、AE币跑路8、AMB远离9、AOK澳客国际存高风险10、Ait艺术村平台限制11、BCL数字货币提现困难12、CAB远离13、CCM商城远离14、CDBC远离15、DVM梦想币跑路16、EPCO跑路17、ETH Legend无法提现18、ETJ改名重启19、ETZ以太钻跑路20、FA崩盘跑路21、FFC未来金融链跑路22、FIFA PALY跑路23、FN未来网远离24、GCR跑路25、GEC环保币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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