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推动投资者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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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广落实情况来看,全国各地已经有不少学校开始对学生进行投资教育。

上海在浦东新区率先进行初步尝试。在证券业协会官网发布的《中国证券》杂志上,一篇名为《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初探》的刊文介绍,2011年上海116所中小学的课堂率先开设金融教育课程,教授由浦东教育局与上海远东出版社联合开发的《金融与理财》教材。

除了对中小学生的投资者教育,证监会也在全国广泛建设投资者教育基地。

据统计,证监会2016年共授牌13家首批国家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2017年启动第二批国家级投教基地申报命名工作,目前已完成专家评审环节。

目前,首批省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评审工作已经正式完成,全国共命名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83个,其中实体基地56个,互联网基地27个。投教基地成立至今,各实体基地共服务社会公众10万多人次,互联网基地总访客数达500多万人。各基地共举办座谈会、论坛、培训等活动3876场,发放手册、视频、FLASH等各类投教产品380多万份,提供法律咨询类服务600多次。

全方位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之余,投资者保护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嵌入到监管的各个角落。最重要的要数法律法规的制度建设。

7月1日起,《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至今已经过去整整2个月。这部我国证券期货市场首部投资者保护专项规章,基于“了解你的客户”的理念,建构起“把适当的产品卖给适合的投资者”为原则的基础性、中枢性、底线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是统领市场适当性管理制度的“母法”性质的文件。

仍在修订中的《证券法》,也将在证监会的推动下强化投资者保护要求。具体来看,内容上或将增加投资者保护专章,增加规范现金分红、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投资者利益损失补偿、法律救济渠道等方面规定;增加信息披露的内容、明确信息披露的方式,强调信息披露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规范上市公司停复牌行为;增加证监会投资者教育、处置系统性风险的职责等。

学投资,从小抓起。在金融市场日益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这样的教育观念或许即将成为现实。

象002240被证监会终止重大资产重组要开投资者说明会如继续推进就不要吗

大盘收跌幅度不小,但K线实体并不长,是一根探底的习奥陀螺线,量能也大幅萎缩,这说明行情近期如果不出现重大利空应不会持续大幅下跌。如果周二周三继续下探明显遇阻,则行情应会进入新的反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相比12月9日和12月22日的两个高点,3400点向上突破难度更大,因为在3400点附近有5根K线。如此一来,后市如果大盘不能放量突破,进入一个阶段性拉锯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上市公司怎样用股市里的钱?

上市公司通过IPO发行新股融到钱。

具体的过程是这样的:

公司确定融资额度额度,申请上市,之后证监会发审委进行审批,而后投资者申请认购该股票,申购成功之后,投资者持有股票,而这些资金统统到了公司的融资账户上。

投资者认购的股票和公司所需的资金额度是相等的。 通过这一过程,公司就获得了股票当中的钱款。

比如中石油的发行价为16.7元,发行了40亿股,那么中石油就拿到了40亿*16.7元的钱(还要扣除发行费用),至于二级市场把股价炒高或者压低都与IPO融资融到的钱无关(IPO的意思就是第一次在这个交易所发行股票)。

扩展资料:

在询价机制下,新股发行价格并不事先确定,而在固定价格方式下,主承销商根据估值结果及对投资者需求的预计,直接确定一个发行价格。固定价格方式相对较为简单,但效率较低。

过去中国一直采用固定价格发行方式,2004年12月7日证监会推出了新股询价机制,迈出了市场化的关键一步。

发行方式确定以后,进入了正式发行阶段,此时如果有效认购数量超过了拟发行数量,即为超额认购,超额认购倍数越高,说明投资者的需求越为强烈。

在超额认购的情况下,主承销商可能会拥有分配股份的权利,即配售权,也可能没有,依照交易所规则而定。通过行使配售权,发行人可以达到理想的股东结构。在中国,主承销商不具备配售股份的权利,必须按照认购比例配售。

当出现超额认购时,主承销商还可以使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又称“绿鞋”)增加发行数量。

“超额配售选择权”是指发行人赋予主承销商的一项选择权,获此授权的主承销商可以在股票上市后的一定期限内按同一发行价格超额发售一定比例的股份。

在此期间内,如果市价低于发行价,主承销商直接从市场购入这部分股票分配给提出申购的投资者,如果市价高于发行价,则直接由发行人增发。

这样可以在股票上市后一定期间内保持股价的相对稳定,同时有利于承销商抵御发行风险,每有分析行情线。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首次公开募股

注册制对证监会 券商 交易所 中小投资者有什么影响

长远看,注册制肯定是股票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但立即推出的现实条件还不具备,为稳定推进注册制,从不久以后的IPO开闸到正式推行注册制需要一个过渡期。IPO注册制的成功实施,对一系列市场基础条件的要求都比较高。其中包括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强有力的监管、发行人和承销商等中介机构有较强的自律能力、投资者需具备比较成熟的投资理念等等。耐心等待,及时把握信息

股市5.19是什么意思?

1999年“5.19行情”是指:1999年5月19日,中国证券市场在沉寂了两年多后突然开始了井喷式的上涨行情。 5月19日,在沪深证券市场持续下挫、接近前期最低点时,上证指数从5月18日收盘的1059.87点开始急速上涨,深圳成指从2534.72点升至19日收盘的2662.28点。5月19日,当日沪深证券市场分别上涨50点、127.56点,涨幅都在4%以上。5月20日,各大报纸刊登证监会批准湘财证券增资扩股消息,之后证券市场持续放量上升,5月31日上证指数在盘中已攻破1300点,成交量平均每日100亿以上。 6月10日,央行宣布减息。存款利息平均下降1%,贷款利息平均下降0.75%,这是自1996年以来我国第七次减息;到6月14日收盘,上证指数收于1427.71点。 6月22日,沪指一举冲破历史最高点,之后又不断创出历史新高,两市成交量也急剧放大,6月25日,两市成交量竟达830亿元,创历史纪录。 6月30日,上证指数在盘中上涨到1756.18点,短短1个多月涨幅达65.69%。 19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沪深证券市场急挫,沪市狂跌128点,下跌超过7.6%,这也就宣告了“5.19行情”的初步结束。 1999年9月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三类企业”(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上市公司)“所开立的股票账户,可用于配售股票,也可用于投资二级市场的股票。” 1999年10月25日,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 以上两项举措意味着伴随“三类企业”资金入市和保险资金规模的不断扩大,每年将有更多的资金进入证券市场。但这样的利好政策却没能改变市场的走势,随后证券市场大幅回调。2000年1月4日,新年第一个交易日上证指数盘中最低直抵1361.21点。 一年以后,正当欧美证券市场早已回调一年有余之时,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在盘中冲到了2245.44点的历史最高位。自此,正式宣告从1999年5月19日开始的大牛市真正终结。 2001年10月22日,上证指数在盘中快速跌破1515点这一敏感点位,最低跌至1514.86点。 此后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熊市。 2002年1月29日,上证指数盘中跌至1339.2点;2004年9月13日,上证指数盘中跌至1259.43点;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盘中跌破1000点,最低为998.23点。与2001年6月14日的2245.44点相比,总计跌去1247.21点,跌幅达到55.54%。 二、“5.19行情”中的政府行为 在这一轮牛市中,有几个现象和背景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一是,政府监管机构直接出面发动证券市场行情。 对于“5.19行情”的启动,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在回忆录中讲得很清楚: “1999年初,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请示国务院。经过方方面面的协调和修改,1999年5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份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6条主要政策建议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说的搞活市场六项政策。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行情。”“我在任期间曾两次组织撰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第二次肯定了股市的恢复性上涨,把握了时机,推动了股市的发展。” 二是,中央政府监管机构负责人和党报破天荒地高调出面直接讲话推动证券市场持续上升。 6月14日,发表的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陈耀先讲话中提到“当前股票市场的上升行情是一种恢复性的,是证券市场整顿规范以来,显示市场成长性的一种表现。” 6月15日,也就是陈耀先讲话发表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了题为《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评论员文章,肯定了证券市场的作用和地位,对当前行情进行了利好评价,并公开了市场盛传的几大利好政策。文章指出,5月19日以来,调整两年之久的中国证券市场开始出现了较大的上升行情。近期股市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证券市场具备了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对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世纪之交,中国证券市场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6月22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指出,目前我国面临的不仅是一轮市场行情,而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次重大转折。对这一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市场参与各方都要倍加珍惜,共同推进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这些带有强烈宣示性和引导性的言论,是这轮行情在历史上被冠之以“跨世纪行情”的直接因素。 三是,运用政策杠杆在1999年6月底本轮行情初步结束后再次推动股指上升。 1999年9月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三类企业”入市(这是在两年前由中央政府明令禁止的);1999年10月25日,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这是2000年和2001年股指创新高的资金面的背景。 三、“5.19行情”演绎的制度性格轨迹 这些行为的背后其实反映了当时政府监管部门在1997年以来一系列举措的体制性格轨迹。 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虽然危机被挡在了中国证券市场之外,但危墙不远。因为尽管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开放,但在证券市场,全国统一的监管体制尚未建立,存在不少非法场外交易,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频发生,金融风险随时可能爆发。 在此期间,中国证券市场进行了自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清理整顿: 撤销全国18个省市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 撤销26家证券交易中心及STAQ系统; 整顿全国90家证券公司,清查1000余亿元违规资金,处罚君安证券公司; 原14家期货交易所撤并为3家,交易品种由原来的35个减至12个; 清理原有50余只老基金, 1998年开始新证券投资基金试点。 这其中最为困难的就是清理场外交易。当时国务院已下发文件明确规定搞股票交易的场所必须国务院批准,但是全国有18个省市都设有未经中央政府批准的场外证券交易场所,上市股票没有经过中央政府监管部门批准,交易也没有中央政府监管机构监管。据统计,当时有300万股民在这种场外市场进行交易,涉及的股票共有300亿元的市值。中央政府及其监管机构认为这个风险非常大,感觉非常难办。 如何做到既关闭了场外交易又保证这300万人的利益?因为政府只要关闭场外交易市场,这300万股民的利益肯定要受损,老百姓肯定会不高兴,很容易酿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此,中国证监会明确表示,第一,这些证券交易场所是未经批准的,是非法的。第二,谁批准的谁要负责任。 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和副主席陈耀先一起与各地方政府研究解决办法,除了一定要保证股民的分红权之外,对于在关闭这些非法交易场所的过程中引起的股价下跌,采取了具有“周正庆特色”的特殊干预方式。 同样,由于国家审计署在1998年对证券公司作了一次大范围的审计,当时的审计结果表明,证券公司普遍存在违规吸收社会资金、挪用客户保证金以及违规从事同业拆借活动,涉及金额达1000多亿元。当时审计署审计了88家证券公司,所有的证券公司都挪用保证金,没有一家不挪用的。 对此,周正庆同样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对于挪用得不是很严重的证券公司,大部分给了一个整改期。同时给两条政策,第一你可以增资扩股,把挪用的客户保证金补上;第二在市场好转的情况下,让你赚了钱,通过当年的利润把窟窿都补上。 周正庆在多年以后很感慨地总结自己当年的做法:“你得有一个区别对待,你不能脑子一热全部处理,那处理了以后资本市场就完了。” 这种为了完成政府调控目标而人为干预股价、用市场增资扩股的资金和市场上升的收益弥补机构违规亏空的做法,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中较长时期持续存在的政府监管特色。 四、两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显现政府行为态度的前倨后恭 在1999年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政府行为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两年前的政府态度和行为模式。两年前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和两年后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是截然相反的形势判断;两年前后的政府监管机构对市场的行为态度更是冰火两重天的表现。 但是,在这背后的事实却是,这两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是出自于同一个人的组织和策划。两年半前的1996年12月16日,发表《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文章针对1996年的大涨行情,认为当时存在严重投机行为,提醒注意风险。那时候,该文策划者周正庆任职国务院证券委主任。1999年6月15日,作为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组织发表了第二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这篇文章则对当时由低迷转人上涨的行情给予充分肯定,指出“5.19行情”不是过度投机,属于恢复性上升。 第二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出台的背景是,在1999年初,作为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出于证券市场持续低迷、投资者被套住、证监会有责任关心群众利益和干预市场“不正常”走势等因素的考虑,组织撰写并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政策建议。 这份政策建议包含了改革股票发行体制、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投资基金试点、搞活B股市场等六条利好,清楚地表露了当时管理层对证券市场发展趋势的判断和态度。 对这份政策建议的出台,周正庆自己是这样描述的:“1999年年初酝酿,几次反复开会讨论,国务院也开会作了讨论,有关部门也参加一块讨论。后来写好后再报到国务院,国务院领导经过研究后,在5月16日这天,总理和副总理全部划了圈了,都看了这个文件了,等于算5月16日批准了,批准了以后,还没等我们证监会发表,传出去了。” 这一消息向外透露后,持续低迷的证券市场从1999年5月19日开始大涨,八个交易日内,深、沪两市上涨超过20%,日成交量达到300亿元,并且维持了相当一段肘间。但紧接着,这轮至今仍让股民念念不忘的“红五月行情”受到了质疑。5.19已经远去,明天的行情还是像往常一样,不会出现异常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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