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诈骗罪案例
民间借贷纠纷和诈骗罪有什么区别
经济纠纷是指市场经济主体之间因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矛盾而引起的权益争议，包括平等主体之间涉及经济内容的纠纷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因行政管理所发生的涉及经济内容的纠纷。经济纠纷有两大类：一是经济合同纠纷，如买卖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承揽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技术合同纠纷等；二是经济侵权纠纷；如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所有权侵权纠纷、经营权侵权纠纷等。在市场经济中，合同是平等的市场主体间确立交易关系，共同实施交易行为，追求和实现经济目的的法定和普遍的形式，因此，合同纠纷是经济纠纷的主要部分。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陷于错误认识，被害人“自愿处分”财物，被告人骗取款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被害人受损。由于这种行为完全不使用暴力，而是在一派平静甚至“愉快”的气氛下进行的，加之受害人一般防范意识较差，较易上当受骗。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如何认定以借款方式构成的诈骗罪
借贷式诈骗，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借贷的形式，骗取公私财物的诈骗方式。借贷式诈骗认定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诈骗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即行为人在借钱时就具有不归还的意图。诈骗罪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主观构成要件的，因此，诈骗人“借钱”只是其虚构的幌子，主观上根本没有归还的意图。
2、诈骗人在借款时都会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手段，导致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如虚构借款用于某种投资或营利性的活动，又如虚构自已的财务状况，使被害人误信其有归还的能力。
3、诈骗人在骗得财物后不会考虑归还财物，因此在财物的使用上毫无顾虑和节制，直接造成财物的灭失，如将借款用于赌博、吸毒或个人挥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扩展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
（二）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
（三）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
（四）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
（五）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
参考资料：
诈骗罪-百度百科
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案情
被告人胡某，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白下支行客户经理部原客户经理。胡某因自己经手的人民币200万元贷款到期未能收回，且多次向借款人南京康富达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军(已判刑)催要未果，遂与王军合谋骗取钱财用于归还所欠贷款及个人使用。胡某以光大银行客户部经理的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存款后交给王军，王军则提供虚假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再由胡某转交存款单位的手段，多次共骗取人民币近3000万元，案发前归还人民币近1000万元，其中：
2001年9月，胡某通过他人介绍，骗取苏富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白下支行。胡某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军，并向苏富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军将该钱款以苏富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城东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
2002年3月，胡某再次骗取苏富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白下支行。胡某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军，并向苏富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军将该钱款以苏富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城东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为掩盖骗取存款的事实，胡某三次支付给苏富特公司“利息”合计人民币97万余元。
2003年4月1日，胡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胡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银行结算凭证，骗取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胡某犯罪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胡某案发前已经以支付利息名义给付苏富特公司人民币97万余元，不应计入犯罪数额，故其金融凭证诈骗犯罪数额应认定为人民币1900余万元。被告人胡某犯罪后自首，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胡某与王军共谋，由王军通过他人联系存款单位并骗取其信任，胡某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开出的金融票证，并将票证交王军，由王军利用伪造的存款单位印章将款取出，同时，胡某将王军伪造的光大银行白下支行单位存款开户证实书、银行进账单交存款单位，使存款单位误认为存款已经存入本单位在光大银行开设的账户。在整个诈骗过程中，虽然被告人胡某系光大银行工作人员，但其没有向被害单位出具任何单位委托证明，被害单位仅凭中间人及其本人的介绍，误认为其是代表银行进行吸储工作;亦未在其银行的办公地点接待过被害单位，或办理过任何手续;犯罪所得钱款均未进入本单位，其给被害单位出具的相关银行凭证也均系伪造。被告人胡某在实施犯罪中，除了其本人身份是银行工作人员外，其所有的行为及后果均与光大银行无关，光大银行不应对其犯罪后果承担责任，故被告人胡某的犯罪行为与其职务无必然联系。
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活动的行为。票据和银行结算凭证是办理支付结算的工具，是银行、单位和个人凭以记载账务的会计凭证，是记载经济业务和明确经济责任的一种书面证明。据中国人民银行文件规定，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是接受存款的金融机构向存款单位开具的人民币定期存款权利凭证，其性质上是一种金融凭证，它与存单同样起到存款证明作用。中国工商银行乙类转账支票、电汇凭证、进账单和出口结汇凭证均属银行结算凭证。进账单的第一联收账通知，是银行为收款人收妥款项后，出具给收款人的证明款项已收入其账户的凭证，应属其他银行结算凭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有关规定，以被告人胡某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罪所得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胡某不服，提出上诉。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认为，一审判决定性错误，胡某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并提出胡某的亲属在二审期间主动为胡某退缴赃款12万元，结合自首情节，希望二审对胡某减轻处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胡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骗取公共财物1900余万元，并且造成实际损失170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且属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依法应予严惩。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胡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胡某犯罪后自首。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针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原审判决根据胡某的上述犯罪事实及中国人民银行“银行进账单”属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认定胡某的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正确的。在金融凭证诈骗犯罪中，胡某主观上对王军利用伪造的银行开户证实书及银行进账单实施诈骗行为明知且态度积极、主动，客观上利用其银行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上门吸储并以高息作诱饵，致使多次诈骗得逞，最终造成被害单位的巨额损失，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属主犯。原审判决根据胡某犯罪事实及自首情节，对其量刑适当。鉴于胡某亲属在二审期间主动为其退缴了所得赃款12万元，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对其辩护人提出的部分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上诉人胡某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有关规定，认定上诉人胡某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公安机关已追缴的赃款人民币144万元，美元7488.49元和胡某亲属为其退缴的赃款人民币12万元发还被害人单位苏富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本案赃款继续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
诈骗罪的典型案例
亿万富豪蒙冤七年终判无罪 索2200万元国家赔偿
身家过亿元的54岁港商罗建新曾任原东莞政协委员，此前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带入看守所，两个月后，在亲属缴纳2000余万元后他被取保候审。今年1月，广东高院终审判其无罪，昨天记者获悉，罗建新已向有关机关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赔偿义务机关是广州市检察院，共计索赔2200余万。
过关回港办事时突然被捕
2001年4月，中国电子进出口华南公司(下称华南公司)以及广州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机械公司)向广东省公安厅报案;2002年1月，又向广州市公安局报案，称在与中昌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中昌公司)的贸易往来中，分别被中昌公司开出158张空头支票诈骗。
2003年3月，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对罗建新进行边控。2003年4月7日，身家过亿元的中昌公司董事长罗建新像往常一样从深圳皇岗口岸过关准备回香港办事时，警方突然出示逮捕证将其带走，理由是他涉嫌合同诈骗2000多万元。
随后他被带入看守所并在里面呆了57天，在女儿向警方缴纳了2120万元之后，罗建新才被取保候审。“看守所对2000万元的存根上写了‘以上为罗建新退赃款’。”罗建新回忆说。
被控拖欠货款涉合同诈骗
2007年8月，广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罗建新涉嫌合同诈骗罪。
检察机关认为，中昌公司以及罗建新在与华南公司、机械公司贸易的过程中，通过部分履行合同的方式，骗取了两公司的财物，尔后，又以变更公司名称、申请破产等方式，销毁账册，隐瞒货物去向，逃避返还货款，涉嫌合同诈骗。
广州市中院经审理查明：罗建新出生于东莞，是香港居民，原系中昌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中昌公司)董事长。
从1992年起，中昌公司分别同华南公司以及机械公司做生意，两公司向中昌公司提供灯泡、吊扇、电熨斗、电风扇和电池等货物，中昌公司向两公司支付货款。后来，因中昌公司货物积压、没有资金周转，导致中昌公司拖欠上述两公司合计2000多万元货款。其后，华南公司和机械公司分别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两地法院均作出判决，中昌公司应给付拖欠的款项。华南公司和机械公司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中昌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故对该案中止执行。
在法院中止执行之后，1999年，已经更名为田健公司的原中昌公司申请破产，并在相关文件上将华南公司和机械公司列为债权人。2001年，田健公司正式破产。
2008年9月8日，广州中院一审认为，罗建新被指控犯合同诈骗罪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判决罗建新无罪。2008年9月19日，广州市检察院提请抗诉，认为中昌公司及罗建新明知无履行合同的能力，通过部分履行合同的方式，实施了骗取被害单位财物的行为。没有履行支付货款的诚意，逃避返还货款，具有非法占有涉案款项的故意。
属正常贸易风险终判无罪
今年1月25日上午，罗建新收到广东省高院作出的刑事裁定书。“经查，由于受海湾战争影响以及产品质量、中东客户拖欠货款等客观原因，导致中昌公司在双方贸易后期不能支付货款。多年从事贸易的履约情况来看，中昌对华南和机械公司实际履行了绝大部分义务。其中，中昌公司与广东省机械设备进出口集团公司于1986年到1992年累计贸易金额约6亿元，中昌从未发生少付、迟付、拒付货款等情况。后期出现不能支付货款的情况，属于正常的贸易风险，且货款纠纷已经进入相关民事判决和仲裁的执行阶段。”
广东高院还认为，田健公司(即中昌公司)申请破产，罗建新曾口头通知华南公司和机械公司，不能认定中昌公司及罗建新以破产方式达到逃避返还资金，销毁账册记录，隐瞒货物去向的目的。
最后，广东高院认定罗建新犯合同诈骗罪不能成立。
此外，广东高院认为，罗建新亲属向公安机关缴纳的人民币2120万元，是罗建新亲属筹措的款项，没有证据证实该款是中昌公司、田健公司的款项或该款与中昌公司、田健公司有关，不予没收或用以抵债是合理的。
索赔
保证金利息就要940多万
记者昨天获悉，罗先生已向提出国家赔偿。赔偿义务机关是广州市检察院，在申请书上他一共提出4项请求：
1.从2003年4月7日被逮捕，到6月2日被取保候审，被错误羁押了57天，请求支付这期间的赔偿金，每天约125元，共计7149.51元。
2.羁押期间女儿向公安机关缴纳2120万“保证金”，这笔钱是违法扣押，请求赔偿利息损失940多万。
3.今年1月25日，广州市公安局预审监管支队发还了1070万元，造成财产损失1050万元。
4.自己长期严重失眠，需要依靠药物和心理治疗维系健康，提出精神损害200万元。
当事人
“这辈子没有这么屈辱过”
罗建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8年的时间内，我一直戴着‘诈骗犯’的帽子，带来的影响很大，不仅银行不敢给我贷款，生意也找不到人合作，甚至以前签过合同，对方都纷纷毁约，所有进行中的项目都要中止，害得自己不仅要靠低价卖地补缴税款，还以地抵债渡过企业难关。而在看守所里度过的59天，他甚至还要去作为“新人”负责洗厕所，用牙刷刷马桶，早晚各一次，要知道我已经50多岁了，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屈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