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今日揭晓
诺奖不追热点，近年来更偏向于实证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学博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最有资格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当属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Acemoglu可以被称为当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王学博称。
据世界权威经济金融论文检索库RePEc统计，Acemoglu是世界范围内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三位经济学家之一，在IDEAS全球经济学者近十年被引排行榜(截至2022年8月)上，Acemoglu位列榜首。
Acemoglu最为著名的论文《发展差异的殖民地起源：一项经验研究》(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发表于2001年，论证了地理环境如何影响制度选择和经济发展，探讨了同为欧洲殖民地的北美和南美为什么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迥然不同。
在研究中，Acemoglu把欧洲早期殖民者在各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如果早期殖民者在某地的死亡率较低，他们就倾向于向该地区移民，从而建立起仿效母国的制度。反之，如果死亡率较高，他们则倾向于在该地区建立掠夺性的殖民政府，尽可能将该地区的资源转移到母国。即使这些殖民地陆续获得了独立的权利，但由于制度的持续性，独立后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会延续原先的坏制度。
据科研社交网络服务网站ResearchGate统计，截至2022年10月8日，Acemoglu的这篇文章已被引用超过7700次。
2005年，Acemoglu就获得了被誉为经济学界“小诺贝尔奖”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主要表彰40岁以下对经济学思想和知识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王学博表示，克拉克奖被视为诺贝尔奖的重要指针，获得此奖的学者通常会引起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的注意。过去26位克拉克奖得主中，有9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比例超过了1/3。
王学博表示，从性质上看，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像是终身成就奖，主要考量积累的历史贡献，从来不会追时下的热门热点，新领域、新成果是不太可能获奖的。不过王学博也观察到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考量的一些变化，似乎更偏向于实证领域研究，这个趋势变化使得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成为评选考量条件，而此前更注重考量理论贡献价值和学术含金量。
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年轻化”的趋势
谈及变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长聘副教授包特向澎湃新闻表示，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年来有“年轻化”的趋势，以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大多要七八十岁，而近年来则出现了很多年龄在五六十岁上下“当打之年”的学者。特别是2019年的得主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年仅46岁，是第一位不满50岁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
对于有可能问鼎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学者，包特表示，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zkow)和斯蒂芬·莫里斯(Stephen Morris)可能会有机会。
Gentzkow是著名微观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朗道讲席教授，也是应用经济学思维与方法研究非经济传统议题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一方面，他关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边缘的系列重要问题，如数字化环境下新闻媒体的性质及角色变化、媒体产品创新背后的驱动力及影响因素、新媒体对教育及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等。他和合作者通过开发新的数据资源、创新识别策略、应用严谨的经验实证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另一方面，他构建了一系列关于信息传播、说服的博弈论理论模型，对已有的经济信息学、博弈论等基础理论做出来重要的拓展和补充。根茨科今年47岁，之前于2014年也获得了有“小诺奖”之称的克拉克奖。
包特介绍说，Gentzkow的研究重点是媒体经济学，他研究媒体偏见、社交媒体的崛起及其社会和经济影响，以及假新闻如何影响和改变人们的决策和行为，阐明了媒体信息对大众如何产生影响。
Morris则是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大学皮特.戴蒙德讲席教授，曾担任世界计量经济学学会主席，在博弈论基础和应用方面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研究，以研究高阶信念而闻名。他聚焦于全局博弈(global game)的研究，试图通过博弈论的方法解析经济危机与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行为。
包特认为，今年全球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遭遇了震荡，发生了很多黑天鹅事件，这或许会增加Morris的获奖概率。
此外，Morris和Gentzkow也是近年来经济学里非常热门的信息设计/贝叶斯说服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包特认为不排除二人可能因为这方面的贡献共同获得诺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或会更加关注金融学者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对澎湃新闻表示，相比于Morris和Gentzkow，他更看好这两位经济学家的老师——分别是就职于耶鲁大学的约翰·格阿纳考普洛斯(Jonh·Geanakoplos)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
王永钦预测，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或有三种组合的可能：
第一种组合是芝加哥布斯商学院教授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约翰·格阿纳考普洛斯(Jonh Geanakoplos)和日本经济学家清泷信宏(Nobuhiro Kiyotaki)，表彰他们在流动性、抵押品和金融危机领域的研究。
第二种组合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文·贝瑞(Steven T. Berry)和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埃瑞尔·帕克(Ariel Pakes)，表彰他们在结构性方法与产业组织领域的研究。
第三种组合是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表彰他们在制度和经济发展领域的研究。
王永钦认为，第一种组合的几位经济学家在传统的银行挤兑和流动性，以及与当代金融体系相适应的抵押式借贷和杠杆周期方面的研究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并为金融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同时，王永钦也观察到，去年获得诺奖的研究课题运用简约式方法，着重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检验经济学的因果关系，恰好与第二种组合学者的结构性方法形成互补：“一个模型讲历史，一个模型预测未来”。
他表示，如果第二种组合的学者获奖，主要考量应是他们两方面的贡献：一方面是他们提出了一般性、结构性的方法，另一方面，这些方法在产业组织领域应用较为成熟，用于分析各种公共政策。结构性方法提出了理论模型，将数据和理论更紧密结合起来，可以对未发生、没有现实数据的问题做预测和估计。
此外，王永钦也不排除诺奖组委会可能把今年经济学奖颁给制度与发展领域，他认为能够获此殊荣的当属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
“我认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概会授予金融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研究流动性和金融危机方面的经济学家。”王永钦表示，近年来金融领域的主题备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重视，综合看来第一种组合的获奖可能性最大。
中国学者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多远?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热门候选人预测名单中，绝大部分是美籍学者，却看不到中国学者的身影。
对此，王学博表示，这并非是因为诺奖组委会有国别歧视，而是因为美国在现代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确实位居前沿，相比之下中国现代经济学发展时间较短，还没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在经济学领域话语权比较弱。
包特则表示，诺奖的颁发通常也有一定“时滞”，比如近几年有很多日本获奖者，但他们的贡献很可能是二三十年，甚至四五十年之前科研投入的成果。
尽管美国和西方在诺贝尔奖方面还占据着压倒性优势，但谈及中国学者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多远，包特还是保持着乐观。他表示，学术研究是一个生态系统，只要有足够多的投入和优秀从业者，是否出现诺奖级贡献或学者就是一个概率问题。
“就好比中国很多制造业产业一样，做的企业足够多了，有这么多优秀勤奋的人以开放的心态努力做并参与世界竞争，自然就会产生世界级品牌。在未来十几到几十年，不难想象中国学者和中国问题研究也会有很多突破的机会。”
包特表示，从国际的角度看，系统接受海外教育，并获得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家越来越多，中国经济学家担任计量经济学会会士，和国际顶尖期刊编委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同时，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也越来越不容忽视，这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学家产生更多更有影响力的作品和学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