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_ 王亚华:《诊断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理解中国古代的灌溉自主治理》

一、引言

公共池塘资源( 例如森林、渔业以及灌溉系统) 作为一种社会生态系统，在实践中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因此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普遍认为公共池塘资源的用户们不能通过自主治理来有效管理资源，采用政府管理或者市场管理才是防止资源过度消耗的必要手段( Gordon，1954; Demsetz，1967; Hardin，1968) 。直到上世纪80 年代，学者们才逐渐认识到应该进一步研究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制度的多样性( NＲC，1986) 。最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于上世纪90 年代，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Ostrom，1990) 一书中提出: 对于公共池塘资源，用户们可以实现成功的自主治理。然而，为什么实践中一些团体通过自主治理成功管理了当地资源，而有些却失败了? 经过多年的研究，学者们发现，许多因素会对用户们的集体行动选择产生影响。例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八项设计原则是公共池塘资源实现持续良好自主治理的关键( Ostrom，1990) ;阿格拉沃尔则总结了超过30 个变量，认为它们都可能影响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治理与用户的集体 ，( Agrawal，2001) 。

然而，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的八项原则都只是或然性的而非确定性的( Cox et al．，2009) 。尽管八项原则明确了自主治理成功运作的主要条件，但仍难以成为研究复杂社会生态系统问题的诊断工具。而影响公共池塘资源集体行动的变量如此之多，显然增加了诊断社会生态系统问题的复杂性。因此，诊断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问题，需要引入新的方法论。为此奥斯特罗姆( 2007) 发展出一套新的系统诊断方法: 多层次嵌套性框架，即社会生态系统( Social-Ecological System，简称SES) 框架( 见图1) 。在该框架中，资源系统、资源单位、治理系统、行动者( 早期版本为用户) 这4 个构件属于第一层级变量。它们共同影响着在一个特定行动情景中的交互作用和互动结果，并且也受这些交互作用和互动结果的直接影响。上述变量，还被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态环境背景变量影响。因此，SES 框架的第一层次一共有8 个构件( 见图1) 。其中所显示的一级变量，其中任何部分都可以被分解为二级变量，并且可以往下依次分解。

SES 框架是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 IAD) 框架升级而来的，并特别适用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可谓是综合奥斯特罗姆一生公共事物研究的集大成理论之作。在综合之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奥斯特罗姆用这个框架识别出影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可能性的10 个关键变量: 包括资源系统的规模、系统的生产率、系统动态变化的可预见性、资源单位的可流动性、用户数量、领导力、社会资本、知识、资源对用户的重要性和集体选择的规则( Ostrom，2009) 。在此基础上，波蒂特、詹森和奥斯特罗姆对此框架进行了升级，纳入了通过实证研究识别出的12 个影响用户自主治理的最常见变量( Poteete etal.,2010) ;梅森－迪克通过对灌溉系统的专门研究，揭示了影响农民参与灌溉管理的重要变量，包括水资源稀缺性、用水户协会的规模、用户的社会经济异质性、领导力、社会资本、与市场的距离及政府政策( Meinzen-Dick，2007) 。

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影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关键变量( Ostrom，2009) ，是利用SES 框架对自己一生发展的自主治理理论的集成，是奥斯特罗姆学术思想的精华。本文尝试运用此理论解释中国公共池塘资源的集体行动问题。为此本文选择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中国古代灌溉管理经过漫长的演化，到了晚期特别是清朝中后期，自主治理的制度形式大量涌现。

运用SES 框架诊断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是一种新的方法论。波蒂特、詹森和奥斯特罗姆对这一方法论的基础曾经做过如下解释:

在分析实证案例时，研究者或政策分析者必须判断: 如果用户们继续旧规则或者尝试去改变它们，上述因素如何影响用户们在一个特定情景下所面对的预期的或潜在的收益和成本。研究者或政策分析者可以从列出的变量开始，分析这些变量可能对这些用户们的成本与收益产生怎样的具体影响。在特定案例中，其他的变量也可能进入诊断分析( Poteete et al.,2010) 。

本文根据现有文献以及历史资料，在SES 框架指引下识别影响灌溉系统自主治理的潜在变量，以探索影响灌溉管理制度演进的关键因素及内在机制的解释。表1 是本文用到的SES 框架的第二层级变量列表。其中标注* 的变量为奥斯特罗姆识别的影响自主治理的10 个关键变量，本文重点检查其中的9 个。此外，本文还重点检查了行动者的社会经济属性和资源利用历史，因而SES 框架中一共有11 个变量被本文逐一检查。

二、中国历史上灌溉管理制度的演进

由于中国的农业生产高度依赖灌溉，灌溉在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中国传统农业高度依赖水利灌溉，在北方尤其如此，在1400—1820 年期间灌溉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1 /3，在1820—1952 年之间下降至1 /5 以下，但仍然远高于印度和欧洲的比例( 胡鞍钢和鄢一龙，2016) 。自先秦时代起，中国就开始大规模发展灌溉，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形成了悠久的灌溉传统和精细的灌溉制度。在古代时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关于水利工程对于中国古代王朝存续的重大意义，冀朝鼎( 1981) 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做过系统阐释。

秦汉时期( 前221—220) 是中国古代社会建立和发展的时期，也是灌溉管理制度开始建立的时期。这一时期水利工程的兴建高度依赖官府。国家动用大量财力用于开渠屯垦，甚至由中央政府直接建设重要水利工程。水利工程和灌溉事务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地方官员往往直接主持兴修水利工程。同时，灌溉管理高度依赖官方管理，重要水利工程设专职官员管理。

唐宋时期( 618—1279) 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灌溉制度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以国家法律为主导的正式制度不断发展，国家力量对灌溉事务的控制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高峰。唐朝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水利法典《水部式》，对灌溉用水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唐宋两朝都设有专门的水利部门来管理和监督灌溉工程，由中央政府派遣专任官员管理灌区。灌区管理组织有着十分明确的人员设置规定，甚至连基层管理人员都由专任官员指派。官方在灌溉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唐代无论是分水设施斗门的安装，还是渠系内分水制度的制定，都由官方直接实施。

唐朝以后，国家用于水利建设的拨款开始减少。兴修水利工程的资金需要由利户分摊，并且利户还有出工纳粮分摊灌区运营费用的义务，即要交纳“水粮”以获取用水的权利，这成为后世的惯例。在宋朝，政府鼓励民间投资兴建灌溉工程。随着由民间力量兴建的小型水利工程的不断增加，本地民众开始更多地参与到灌溉管理事务中( 姚汉源，2005) 。

宋朝以后，国家在保持对灌溉事务控制力的同时，民间力量也获得很大的发展，并与国家的力量有机结合，使灌溉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元朝( 1206—1368) 以后，灌区的基层管理人员通常不再由政府直接任命，改而实行民主选举或推举。至明朝( 1368—1662) 和清朝( 1644—1911) ，基层灌溉管理与乡里制度相结合，使灌溉事务的自治管理水平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明清时期国家很少颁布关于灌溉方面的法律，而是在继承前代正式管理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用水惯例，并通过渠例或水册的形式将用水惯例固定化，借助乡里制度和道德力量来实施。这使得以乡规民约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在明清时期的基层灌溉管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王亚华，2005) 。

中国古代从秦汉至明清的灌溉管理演变揭示了灌溉管理模式的变迁趋势。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从官方力量主导到地方自治兴起，这一过程伴随着非正式制度的发展和灌溉管理绩效的提高。经过千年的不断演化，至古代中国的晚期，灌溉自主治理在基层灌溉事务中大规模涌现。特别是在清朝的中后期( 18、19 世纪) ，在中国的很多地区，灌溉自主治理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基层管理模式。

考虑到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 为何自主治理的灌溉组织在古代中国的晚期特别是清朝中后期大量涌现呢?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灌溉管理中的这一重大变革?对此，本文引入奥斯特罗姆提出的SES 框架和自主治理理论来做诊断和回答。本文认为，清朝中后期自主治理在基层灌溉管理中的大规模涌现，并非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长时间演化的结果。通过考察中国古代灌溉管理制度的变迁可以发现，自主治理的发展其实是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的结果。

中国地域广阔，制度安排具有区域多样性，即使在清朝，各地的灌溉管理也各有区别。本文选择山西省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原因是古代自主治理在中国北方发展水平最高，而山西省尤为典型。但这并不意味着山西是一个特例，自主治理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在清朝时期很多地区的基层灌溉管理中有一定普遍性，而其他地区与山西相比，只是在自主治理的程度或具体样式上有所不同。

下文将对显著影响自主治理的变量进行检查，并遵循SES 框架的变量列表对这些变量在历史中的演变，特别是在清朝的具体情况进行对照分析。限于篇幅，本文将SES 框架中的变量检查集中于奥斯特罗姆( 2009) 指出的影响自主治理的关键变量，对SES 框架中的其他变量不再逐一介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变量没有变化，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各个变量在历史上都可能是不断演变的。

运用SES 框架的诊断分析，为灌溉自主治理在中国古代晚期涌现提供了一种系统的解释:16 世纪大航海时代推动的全球化，使美洲的甘薯、玉米和土豆等新农作物品传入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长期的政治稳定和“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推动清朝时期人口增长了四倍; 由此推动了灌溉农户数量的激增，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利用强度迅速增加，水生态系统的退化进一步增加了水资源的稀缺性; 应对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及自然生态系统变化带来的冲击，社会系统做出了响应，特别是大量水利工程的兴建和更为精细化的管理制度; 农户在漫长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灌溉管理知识，形成了围绕灌溉用水分配的乡规民约，随着清朝宗族势力和士绅阶层的崛起和乡里制度的发达，最终导致灌溉自主治理在清朝大规模的涌现。清朝灌溉自主治理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灌溉管理绩效，支撑了农业产出和激增的人口。 因此，清朝灌溉自主治理的大规模涌现，本质上是社会系统面对各种外部冲击，所做出的适应性调整，以达到社会生态系统的调适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目的。

本文分析展示了社会生态系统中变量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这正是诊断社会生态系统复杂性的困难所在。鉴于社会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大量因素及其之间的复杂联系，传统的经验分析难于胜任识别关键影响变量的任务，更难以建立这些变量之间因果联系的系统认识。从这个角度来看， SES 框架代表了新一代的社会科学发展方向，即提供全局性的认知框架和系统的变量检查，为诊断社会生态系统复杂性提供科学的指引( Wang，2010) 。本文分析展示了这种方法论的应用示例，尽管还比较粗糙，但其代表的方法论值得在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应用。展望未来，在SES 框架或者更好的改进框架的指引下，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发展出更好的理论，不断增进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的知识积累，实现对社会生态系统更为精致的诊断。

原文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