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陷入困境的英国，能经得起立即减税吗？
减税，还是加税?这是个问题
作为英国中间偏右的政党，保守党似乎天生就是一个“低税党”，是否减税好像不应该是这个党争论的重大政策问题。
其实，经过几轮保守党议员的初选投票，剩下的几位候选人，并没有人明确主张不减税，仅有的区别是何时减税。
例如，特拉斯表示，如果她当上英国首相，搬进唐宁街十号的第一天就会开始减税。苏纳克则强调，英国应该先遏制通胀、削减开支，然后才能考虑减税。
但英国此时并非正常时期。此时的英国，正处于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之中，通胀高企，经济疲弱，在全国选民中，是否减税也成为一个非常敏感、争议很大的问题。与此同时，英国的左中右各种政治色彩的组织、媒体、智库、学者都在保守党候选人竞逐新领袖期间抛出了关于减税的各种主张、数据和论证。
7月7日，就在约翰逊辞职的那一天，英国政府的独立预测机构“预算责任办公室”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表示：“要使债务与GDP之比恢复到2020年3月疫情前稳定的75%水平，就需要增加税收，减少支出，或两者兼有。”
7月13日，英国“预算责任委员会”(注意：不是前面提到的“预算责任办公室”)的成员之一大卫·迈尔斯表示，下一任英国首相将会有在不加剧通胀的前提下减税的空间。
“预算责任委员会”是根据英国《议会法》设立的，它的职责是提供对英国财政状况的独立和权威的分析。有趣的是，大卫·迈尔斯是2021年底由当时的财政大臣苏纳克提名，才得以进入这个只有三个人组成的“预算责任委员会”的。
7月14日，英国左派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公布了它的研究报告，认为英国减税无助于解决日趋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因为减税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原本就富裕的家庭。
7月18日，英国经济咨询公司“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表示，下一任英国首相将有足够的财政空间，为陷入困境的家庭和企业释放价值600亿英镑的减税。
然而，同样在7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分部负责人马克·弗拉纳根却警告说，英国此时举债减税，将会是一大错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英国的机构，弗拉纳根的上述观点也不代表英国左中右任何派别，应该相对客观。
弗拉纳根说，英国现在减税可能会让通货膨胀更加恶化，下一任英国首相最需要做的，其实应该是加税。
弗拉纳根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你必须在某个时间节点做出决定：我们是不是要投资于气候转型?我们是不是要投资于数字化?我们是不是要投资于公民的技能?如果你确实想要做这些投资，那么，你就需要钱。而获取这笔钱的方法，就是提高税率。”
保守党一直都是“低税党”吗?
据称，导致7月19日的电视辩论会被取消的直接原因是：在7月17日举行的第二次电视辩论中，几位候选人就减税问题针锋相对，激烈争吵，尤其是苏纳克和特拉斯互相抨击对方的税务政策，用词非常激烈。
苏纳克批评特拉斯说，她暗示会通过额外的借债来支付她许诺的每年价值300亿英镑的减税，这实际上是在“搞社会主义”。
要知道，在英国保守党的语境中，“搞社会主义”大概就是最严厉、最致命的攻击用语了。
特拉斯则反唇相讥，指责苏纳克担任财相期间把英国的税收提高到了70年来最高水平，这会“阻碍经济增长”。
要知道，在保守党内的自由派人士基本上被完全肃清、“小政府、低税收”的信条几乎被抬到党内意识形态神坛之上的今天，“加税”和“阻碍经济增长”也是杀伤性很大的指控。
大概正是因为这些火药味颇浓的互相攻击可能会破坏保守党“党内团结”的假象、可能会损害保守党在两年后大选中的胜选机会，所以保守党议员们匆忙叫停了原定7月19日举行的第三次电视辩论。
如果以在历次大选中胜出的次数来计算，那么，英国保守党可谓是英国甚至世界近现代史上最为成功的政党。
在上个世纪的三分之二的时间里，英国保守党一直都在参与政府，其中的57年则是执政党。
保守党曾经与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自由统一党组成联盟，后来两党又合并在一起。再后来，其他的一些自由党人脱离了本党，或者加入了工党，或者加入了保守党。随着时间的推移，保守党成为一个更受自由党人而非旧的“托利党”人主导的政党。丘吉尔曾是自由党人，麦克米伦在大学时是自由主义者，撒切尔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而梅杰也许是历任保守党领袖中最为自由派的一个。
我是在上个世纪末来到英国的。我在英国工作和生活的这24年中，保守党和工党各自执政了12年。
前12年执政的工党，其实并非传统的老左派政党，而是所谓的“新工党”，其领袖兼英国首相布莱尔所执行的政策，更偏中间，但在传统左派看来，则是中间偏右，也难怪全球右派政党的偶像——撒切尔夫人，甚至把布莱尔视为自己的精神继承人。
为了与“新工党”竞争，在野的保守党领袖卡梅伦也努力向中间靠拢，其政策，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看，都颇有“新保守党”或自由派的色彩。2010年大选，保守党拿到了最多的议席，但未占议会多数席位，不足以单独执政，不得不与中间派政党、老自由党的“传人”——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其政策自然更不能过分偏右。
2015年大选，保守党赢得了议会多数议席，可以单独执政了，但随后的退欧辩论、拉票和公投，则让保守党分裂，公投后保守党不断的内斗，导致党内留欧派、自由派逐渐被边缘化，约翰逊当选保守党领袖并带领该党在2019年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也宣告了党内右翼的彻底胜利和党内自由派的彻底出局。
自2016年退欧公投以来的这六年中，我们看到的是，保守党回归到了纯粹的保守主义，是传统的极端富人和排外穷人的联盟，与民粹主义非常相似。
鉴于上述英国保守党错综复杂的历史，该党与古典自由主义种种理念的关系，也并非是一种人神合一的关系，换句话说，尽管英国保守党如今可能把“小政府、低税收”的信条抬上了意识形态的神坛，但从它数百年的执政实践来看，它并非一直都是言行一致的“低税党”。
约翰逊的精神遗产
当然，在特定时候、特定情况下，减税是应对某些经济困境的正确抉择，但减税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即使站在保守党的立场上来看，当前英国的税收结构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可能也比整体的税收水平更为重要。
更不用提今天英国通胀飙升、经济疲弱、生活成本危机让许多底层百姓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仅仅出于在两年后的大选中保住执政地位的自私考虑，减税也不是保守党的最佳政策选择，因为减税只能帮助那些相对富裕的家庭，也就是传统的保守党选民，但基本上无助于那些低收入、甚至依赖社会福利的穷人，而这些穷人中有很多人就是2019年把选票投给保守党、让保守党赢得32年来最大多数议席的选民。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英国面临的许多挑战有着非常深的根源：自从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经济增长就落后于许多竞争对手。
英国智库“决议基金会”的经济学家托斯滕·贝尔认为，从那时起，英国的落后“扩大了不平等”。
贝尔举例说，如今法国最贫穷家庭的生活水平，比英国最贫穷的家庭高25%，这意味着英国贫穷家庭应对当前生活成本危机冲击的弹性更低。
英国法通保险集团(Legal & General)首席执行官奈杰尔·威尔逊认为，解决英国长期经济表现不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增加投资：增加技能投资、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等。
威尔逊的观点，恰好与弗拉纳根的观点不约而同。
弗拉纳根认为，英国应该增加对那些致力于经济长期繁荣的项目的投资——这可能需要加税，而非减税。
弗拉纳根说：“相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其他国家，英国的税率确实低于平均水平。你不能既要高增长，又要低税收。”
最后这句话，弗拉纳根的英文原话是：You can't have it both ways，似乎是在暗讽不久前辞去英国保守党领袖的约翰逊。
六年前，在英国退欧公投的拉票活动中，约翰逊有一句让他“闻名于世”的话：My policy on cake is pro having it and pro eating it(我的蛋糕政策是既保留蛋糕，又吃掉蛋糕)。英文有一句谚语：You can’t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你不能既保留蛋糕，又吃掉蛋糕)，类似中文谚语“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约翰逊则反其道而行之，既想享受离开欧盟的新自由，又想保留作为欧盟成员国的老福利，他因此为英语词典贡献了一个新词：Cakeism(蛋糕主义)。
如今，约翰逊辞职走人了，但想接替他的保守党新领袖竞逐者们，似乎继承了他的精神遗产——蛋糕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