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口将达80亿，中国人口增长有哪些趋势？

自迅分享时间：2022-07-20 11:47:37

我国人口增长呈现五大特征

人口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2021年出生率进一步降至7.52‰。自199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09，跨入低生育率水平，此后，生育率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波动下行，2020年为1.3，标志着我国已经在低生育水平状态下持续运行了近30年。遵循人口发展规律，人口负增长是长期维持低生育率的必然结果，我国人口负增长道路即将开启，从而深刻改变国家发展的人口基础。

现阶段是我国人口总量由增到减转向，以及人口结构、分布和素质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一系列人口与经济社会“拐点”交织的联动改变构成。

第一，人口增长“拐点”将至已成定局。人口规律指出，只要生育率持续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人口数量就会出现持续性负增长，由此人口数量负增长也会成为稳定状态。按照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国家的经验，人口负增长“拐点”是一个时间段，而非一个具体时点，表现为人口围绕零增长徘徊波动，而后转为常态化的人口负增长。从1992年起，我国人口内在增长率即由正转负，开始积蓄人口负增长能量，人口同步进入惯性正增长阶段。时至今日，我国已在低生育率状态下持续运行近30年之久，人口正增长惯性即将消耗殆尽，人口规模负增长在“十四五”期间到来成为大势所趋。

第二，中度老龄社会“拐点”即将来临。少子化(低生育率)和长寿化(低死亡率)是导致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直接原因，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如影相随。少子化、长寿化与人口惯性作用叠加，我国人口数量负增长的早期阶段恰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周期相交织。

第三，老年抚养比超过少儿抚养比的局面已经出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为2.53亿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人，老年人口数量超过了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少儿抚养比为28.3(将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设为基数100，下同)，老年抚养比为29.5，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养“老”的负担反超养“幼”的负担，家庭和社会由传统的养幼为主转为养老为主，且养老压力不断增加。

第四，稳态的定居型乡村社会转向动态的迁居型城镇社会业已成型。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为3.76亿人，较2010年增长了69.7%，占全国人口的26.6%，即超四分之一的国人在流动迁徙且向城镇集聚，此时人口城镇化水平已达63.9%。常态化的流动迁徙不仅改变人口空间布局，加速城镇化进程，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改变着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结构与模式。

第五，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本大国成为必然趋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超前于总人口负增长，2011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9.4亿人之后步入下降通道，2020年减为8.9亿人。在人力资源优势逐渐弱化的同时，人力资本积淀日渐厚实。一方面，健康人力资本改善显著，居民健康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在儿童与健康方面，妇幼保健水平明显提高，2020年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至5.4‰、7.5‰和16.9/10万，2019年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升至77.3岁，趋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教育人力资本大幅提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5.2%、91.2%，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累计2.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15.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稳步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综合人力资本水平的大幅改善，不仅是延续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动力，更是人口负增长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遇。

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影响与挑战

人口规模及其增长变化由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要素所决定，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社会系统。人口负增长与老龄社会加剧、人口城镇化加速和人口素质改善交织，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长周期、全方位和系统性的深刻影响。

弱化人口持续增长活力。遵循人口惯性规律，出生人口数量负增长、少年儿童人口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负增长和总人口数量负增长递次呈现，表现为出生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缩减等方面。短期看，因为延续人口规模巨大的惯性，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相对缓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亦相对温和;长期看，人口规模缩减和年龄结构老化加速推进且持续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向影响将逐渐凸显。

通过加深老龄社会影响社会系统。在经济领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与老年人口增加反向变化，致使全社会养老公共支出不断扩大。在社会结构方面，人口数量负增长、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转型相互交织，不断改变社会结构和主体构成。在民生领域，人口负增长与老龄社会将带来社会养老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社会养老服务等持续性挑战。

通过消费与生产对经济产生影响。近中期看，本世纪中叶以前，我国人口总量与劳动年龄人口虽然持续负增长但规模依然巨大，伴随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经济产出能力不断提高，有利于保持足够的市场需求容量和较大的潜在产出能力，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长远看，本世纪后半叶，总人口规模减少将导致总消费需求减少和市场容量压缩，劳动力进一步缩减将导致产业丰裕度降低和潜在产出能力下降，负面效应加大。

影响教育资源布局和人力资本积累。短期看，学龄人口持续减少，可能使原有基础教育资源不足转向过剩，冲击基础教育布局和教育资源配置，进一步加剧教育资源的结构性失衡。长期看，人口负增长有可能导致高等教育需求减弱，影响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和布局。

削弱家庭功能和发展能力。人口负增长将在微观家庭层面产生诸多冲击，包括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关系简单化、家庭结构残缺化、家庭照护脆弱化、家庭冲突趋强化、家庭角色失范化、家庭支持外部化等。面对这些冲击，家庭传统保障、抵御困境、人力资源、社会网络、成长环境、应对风险等功能和发展能力整体削弱，家庭功能外化与社会化趋势日渐强化，若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不足，将使家庭结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更为复杂多变。

造成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不适应矛盾。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和养老服务需求不断提高，我国养老服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时代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社会所导致的新情况、新趋势将对原有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模式产生冲击。例如，老年长寿风险、贫困风险、疾病风险、失能风险不断累加，加大对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持续挑战。

直面挑战!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

第一，科学认识人口负增长。在认识论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人口发展规律全面揭示人口负增长的面貌，科学认识人口负增长与经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正负影响，直面挑战，挖掘机遇，既要避免人口决定论，即把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全部归因于人口变动，也要避免人口虚无主义，即脱离人口变动去认识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应加强人口科学研究，增强对人口负增长问题的预见性，现阶段应加强对低生育水平和人口负增长常态下持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力有效供给的研究，加强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转型及其开发手段的研究，加强促使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进而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型的研究。

第二，适应人口负增长，挖掘和开发新机遇。客观上，需要尽快跳出控制人口数量时代所形成的惯性思维和固化做法，在行动上顺势而为，促使经济社会发展决策去主动顺应人口数量负增长的大势，坚持改革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条件机会、政策环境、方式方法等的不断调整和转变，在适应人口负增长新形势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和利用人口负增长的新机遇，续写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奇迹。例如，人口负增长将从人口总量视角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但从人均视角重新定义消费结构，这需要及时修正环境人口容量和适度人口规模等概念，与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相结合，把握人口对资源和环境需求的动态变化，开发与之相匹配的新经济增长点，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第三，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主动直面新挑战。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全要素的整体联动变化，需要在全要素联动中积极应对。一是造成人口数量负增长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持续下降且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要减轻人口负增长的冲击，促进实现适度生育率水平是基本前提。“三孩”生育政策以及未来可期的自由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不只是在于生育政策对家庭孩子数量的规定，更在于与之配套的一揽子生育支持举措的设计及有效落地。二是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相伴，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现象而非问题，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适应和矛盾才是老龄社会问题的根源，跳出应对老龄问题的人口局限、老年人局限、部门局限和孤立战略局限，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融入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体系框架中，全面、及时、综合应对才是根本。三是乡土社会转向城镇社会与人口负增长相随，常态化的人口流动迁徙在时空上发挥了人口资源削峰填谷的有效配置作用，有利于盘活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大国优势，提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四是人口综合素质大幅度改善与人口负增长相依，数量型、质量型和配置型人口机会均随着人口转变而转型，收获人口机会的手段和路径需要顺势而为，充分认识并利用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转型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人口发展的未来并非一成不变，今天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明天的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流动迁徙轨迹。人口规模及其结构、素质和分布变动不是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外在要素，而是内生要素和基础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