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社评：民意裹挟与创新监管两难

（资料图）

（《财经杂志》） 日前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以及ICO一律被叫停，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人们围绕监管适当性、法律适用性、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等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仅为普通民众上了一堂金融科技的普及课，也间接上了一堂投资者教育课。而监管部门和金融从业人员在探讨过程中对于监管与创新的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也得到了深化。

舆论普遍认为，对已然沦为非法募集资金平台，以及涉嫌传销诈骗甚至洗钱等犯罪行为的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进行重拳整治很有必要。但在这一共识的背后，一个恒久的两难议题依然未能找到令人相对满意的答案，那就是监管如何既不过于滞后，又能为创新预留足够的空间。

此外，人们也对近年来屡屡出现的所谓创新迅速沦为投机现象感到困惑、不解和郁闷。那些被视为有望解决传统金融服务供给短板、实现普惠金融目标的金融创新，比如互联网金融，曾被人们寄予厚望，但以e租宝为代表的P2P平台乱象犹如给人们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此次被整肃的比特币，连同作为其基础支持技术的区块链，也曾一度被视为中国金融创新可以实现弯道超车的利器，然而经此一役不免令人意兴阑珊，即使相关人士极力澄清区块链与比特币的区隔，估计短期内也难以让普通人重燃热情。

贪婪心理、投机冲动、动物精神和羊群效应等等自然不独中国所有，十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再次提醒人们事关人性弱点的戏码会一次又一次上演，如今更随着全球化的扩展成为全球监管层共同的难题。

尽管如此，人们必须承认类似郁金香热那样充满前现代传销气息的金融投机现象还是越来越少了，而且也鲜有动辄涉及大规模普通投资者的所谓金融创新骗局。这种低技术含量且牵涉面甚广的金融传销流毒至深至广，坦率地说，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相关部门出于维稳考虑将不得不持续提升监管力度并扩大监管范围，这显然有可能导致一个多输的局面。

换言之，“民意裹挟”或者民意汹汹引发的维稳担忧，令中国创新与监管的平衡问题更加复杂，也更难以处理。不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将导致我国在金融创新方面处于不利局面，整个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建设都会面临掣肘，甚至社会整体活力也将受到伤害。

任何一个屡屡出现的现象，背后肯定有着多重原因，既有经济层面的问题，也有社会体制问题，既涉及文化心理问题，可能还有多重制度匮乏的结构性问题。

具体到创新式金融传销或传销式金融创新，其经济层面的原因可能主要还是和整体流动性过剩和投资渠道相对匮乏有关。流动性的过剩会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和所谓新风口的估值虚高，种种一夜暴富的神话，令投资投机难以区隔，助长了社会的浮躁氛围和跟风的心理。

但大规模人群的跟进，则和中国民众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形成的“法不责众”和“闹大了政府总得兜着”的心理有很大关系。这种赚钱“因为看准了市场，赔钱直接去找市长”的心理无疑助长了不少人“愿赌不服输”的另类赌徒心态，而那些金融传销的始作俑者自然乐得利用这种社会心理兴风作浪，反正“创新成果”由自己享有，“创新风险”由政府埋单。

接下来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为何不尽早打破这种“刚性兑付”的心理预期呢？这一方面固然与刚性维稳体制有关，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因为大多数散户投资者抗风险能力偏弱而显得“其情可悯”，对很多人来说输赢不仅意味着贫富转换，确实还意味着天堂与地狱之别。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和社会保障体系较为薄弱有关，若果任由投资者输个倾家荡产而置之不理，恐怕也会引发诸多问题。

由于面临种种掣肘而无法打破政府兜底的心理预期，不仅令中国经济的法治化进程受阻，妨碍“市场的归市场，法律的归法律”良好投资文化的形成，还令政府与投资者之间形成强势维稳型监管VS投机取巧型投资的恶性博弈。

因此，仅仅靠加强监管和投资者教育或许可以起到扬汤止沸的效果，但难以建立针对传销式金融创新的长效机制。在诸多限制之下，形成中国式监管与创新的良性平衡，涉及流动性过剩的化解，投资壁垒的消解，渠道的拓宽，产品的丰富，正确财富观的树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弹性的增加等一连串事件，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各方有足够的耐心和坚强的意志，并持续投入足够的经济和制度资源。

（本文将刊发于2017年10月2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