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十次危机概括总结
温铁军教授1985-90年主要从事国家农村政策调研。1990年国务院农研中心撤销，试验区办公室划归农业部以后主要开展课题研究和国际合作项目。2000年调动工作到中国体改研究会以后主要分管刊物并从事当期政策调研和社会活动。 [16] 另根据2020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官网显示，温铁军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以及农村金融等。
承担项目
温铁军教授1992-93年担任农村金融、企业股份合作制、小城镇建设等试验区项目总结评估课题组长;担任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澜沧J-湄公河流域经济社会变迁”国际合作课题组长。当年还与中国科协合作建立亚太社会调查研究所并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根据2020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官网显示，温铁军先后主持了国家985“中国农村发展试验创新基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教育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研究”应急课题以及20余项国家、部委课题;先后担任了8个首席专家。
一、第一次危机1949-1952
危机：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解决方案：
1、允许土地买卖。进一步激发88%人口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产生粮食剩余。
2、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化，吸纳失业人口。
3、形成物资本位的非金融化的货币制度。购买农村剩余，供应城市需求，逆周期解决通货膨胀
4、形成了国家资本强行干预市场的宏观调控制度。
启发：
1、产业资本发展的三个阶段：
1)、和平方式一，本国内部的资本主义发展
2)、战争方式，成本过高，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发展殖民统治，掠夺殖民地资源，进行生产，进一步降低成本
3)、和平方式二，国际资本在其他主权国家开建工厂，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转嫁给发展中国家，阶级矛盾一并转嫁，只在本国内留高科技产业和金融服务业，在世界范围内获取高额利润。
2、现代化农业和小农经济的区别
1)、现代化农业指的是大规模集约化生产，形成的原因是国际资本的发展，通过殖民扩张，人类犯罪，大规模的屠杀原著居民，不承认原著居民的资源主权，导致原著居民大量消失，实现殖民主对殖民地大量土地资源的实际享有和控制，最终形成机械化、集约化的大农场的现代农业。
2)、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由于中国没有完全的被沦为完全的殖民地，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原著居民的残忍杀戮虽然时有发生，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原著居民的总数量，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人口众多，可用耕地相比于众多的人口是相对不足的。所以，中国从几千年前起采用的农业发展手段都是小农经济，因为基于原著居民的大数量级，是不具备发展现代农业的。当然建国以后，国家意识到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基本国情是无法保证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所以国家也试图发展过现代化农业，比如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都是集约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化农业，这样国家从农业部获取农产品剩余，是非常方便的，成本也是很低的。但是由于国家把大量的农产品剩余都用来发展国家工业化(全部粮食按照最低消费按人头分给了农民一定数量的口粮，剩下的70%用于发展工业化，另外的30%分给人民公社，用来激发老百姓的劳动积极性，但是要知道这30%是完全不够分的，因为农民太多了)，导致国家在实行现代化农业制度的过程中，发生了农民吃不上饭，劳动积极性不高的现象，
二、第二次危机1952-1960
1949年国家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党中央是决心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但是如果依靠人民发展市场经济，那么这个速度是非常缓慢地，为了加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开始搞国家资本主义，由国家亲自牵头，借助苏联的大力援助，来集中全国之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这在1952-1958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为了更好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获得足够多的农业剩余，来推进工业化。但是当时的小农经济，也就是散户太多的特点，是不利于国家收集农业剩余的，为了便于获得农产品剩余，国家实施了“合作社制度”。国家要求合作社必须构面工业化产品，比如拖拉机、打井机等等，合作社没有钱，那么国家银行承诺为合作社贷款，然后合作社拿钱购买工业化产品，然后合作社使用农场品剩余还贷款，这样就形成了工农量不得资本循环，也就盘活了国家工业化。
危机：党中央在1952-1958年间通过接受来自苏联的工业化援助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1958年，为了保障国家的独立自主，不得不让苏联全部撤离对中国的援助，从此，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改为贸易型援助，国家为了维持原有的苏重工业，继续从苏联引进设备制造，但是由于引进成本过高，国家已经无力进一步的扩大工厂规模，造成了严重的失业人口。于是不得不发展“两个积极性”，开始动员全体的农村人民在农村搞工业化，使得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投到农村工业化中去，导致农产品产出急剧下降，另外，前期通过鼓励多余的农村劳动力支援城市，进工厂，搞工业化，也造成了农业劳动力大幅度的短缺。但是，一方面，由于国家需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所以又不得不继续索要农产品剩余，致使“三年自然灾害”;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条件有限，没有专家、没有设备，农村工业化浪费严重、且不能立即产生效益，产生了“大跃进”运动。
解决方案：
面对危机，国家开始给农民分配自留地，允许农民开发拾边地和小块地，自留地指的是按照人头每人可以分到2分地，拾边地指的是人民公社公共的大块地旁边的一些边角地(说是边角地其实还是很多的)，小块地指的是农民房前屋后都允许农民种植。那么这样一来，面对国家因发展工业化而过量攫取农产品剩余，所导致的农民吃不上饭，劳动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就解决了，并且，国家允许人民公社搞自然村集，也就是允许农民将部分农产品自由买卖，进一步激活了农村经济，既保障了国家发展工业化，又保障了农民粮食生活问题。所以部分的退出现代化农业，回归小农经济，帮助国家走出了经济困境。
启发：
1、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工业化的过程
2、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取决于本国的资源禀赋。如煤炭、石油大国和无煤无油国家的发展工业化的路线是不一样的
3、资源禀赋会自然地导致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路径依赖。如煤炭、石油大国的发展煤炭、石油工业链更为容易，无煤无油国家则必须依赖资源进口
4、资源禀赋和路径依赖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例如现有的与工业体系相配套的制度体系，如教育培养的侧重点是一线技术工人，而不是高精尖的研发人才，是更适合于制造低端的煤油提炼加工，那么这一套制度就不能够与高端产业提供有效保障，换句话说，这一套制度体系就不能培养高端产业所需要的人才，也不能孵化高科技公司的诞生。
5、苏联援助的实质是一个苏联工程师在中国的工资是18000—20000斤小米，是国家主席工资的近10倍，所以苏联的援助是中国花费大成本得到的。当然，这也是加速中央过度攫取农民农产品剩余的一部分原因之一。
三、第三次危机1962-1970
世界局势：当时的美国被称为第一世界，苏联被称为第二世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形成的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被称为第三世界。并且，第三世界的几乎全部的国家都被第一世界的美国和第二世界的苏联控制着。以美国为首的第一世界及其控制下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代表着世界反革命集团，以苏联为首的第二世界及其控制下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代表着世界革命集团，两个集团正在进行着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中国国内环境：苏联一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支援中国国内的工业化，另一方面需要加强苏联对第三世界革命力量的控制，所以苏联在支援中国建设的同时，向中国提出了需要获得在中国的一部分领空权、领海权、港口使用权。而以教员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深知国家主权的完整性不能丢弃。所以为了维护国家独立的民族民主主权，MZX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因此苏联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真正的同盟，所以苏联将对中国的援助全部撤离。而在过去的苏联援助中国的过程中，中国所接受的援助不仅仅是经济的援助，还有军队建设的援助、教育建设的援助、文化建设的援助，也就是中国在接收苏联的援助的同时，从上层建筑和制度都全面的苏化了。
中国外部的环境：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及其分别领导下的第三世界，这两个集团的斗争愈发的激烈，世界上革命与反革命的运动愈发的激烈。同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工业化的恢复，出现了世界工业化的一个小繁荣期，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再度繁荣，最后依然导致了世界产能过剩，大量工人失业的动荡局面，最终引发了新一轮的经济危机。所以，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革命与反革命的同时，加上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导致中国周边的各个邻国内部以及邻国之间的暴动和屠杀频频发生。
内忧外患：面对苏联援助的撤离，以及苏联的核制裁、美国的核制裁(即核打击)，以及动荡的外部环境，为了维护完整的国家民族民主主权，以教员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三线建设”、“挖深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目标。就是说，一方面要把苏军重工业由沿海地区转移到内地，另一方面还要废弃现有的、已被全面苏化的上层建筑和制度依赖。总结起来，就是去依附。然而去依附面临着两个问题：
第一，必须动员全社会各个力量才能完成去依附，因为全面苏化给国家的上层建筑和制度体系的影响太过深重。比如军队的等级制度、军衔制度，政府干部的等级官职制度等所形成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文山书海，再比如教育中的教科书全部都是翻译过来的苏联文本，意识形态输入太过严重，导致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历史性被急剧的削弱，当然还有对应的文化层面上的封建主义抬头，资本主义盛行的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所以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所以如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去依附就成了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必须维护现有的苏军重工业，因为现阶段国际环境动荡，中印战争、中Y战争一触即发，形势非常危机，所以如何继续维护苏军重工业以及维护苏军重工业的成本有谁来负担就成了第二个问题。
危机：
面对第一个去依附的问题，教员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开展了全社会的军队大革命、教育大革命，以及以后的文化DG命，强调工农结合，强调阶级斗争，来进行第二次的反封建，反资、反帝运动。例如军队军官取消军衔制、等级制，官兵同食同宿，教育上，在校学生必须下乡参加农民劳动，文化上要在思想上保持反资反封建的警惕性。当然，这个去依附的过程在前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面对第二个维护苏军重工业化的问题，党中央没有办法，只能是一边返还对苏联的债务，一边花大成本把苏军重工业由沿海迁移到内地(因为当时国家的军事力量没有能力抵抗苏联和美国的轰炸机，这是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把苏军重工业由沿海迁移到内地)，所以，对于中国财政来说，已经无力扩大再生产，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了。因此在文化DG命的前夕，国家出现了大批的，几千万的失业人口。再加上党中央继续施行文化DG命，最终在文化DG命过程中，大批的失业人口、无业人口借文化DG命作为生存工具，发生了极左的动乱，引发了国家危机。
解决方案：
1968年在文化DG命的后期开始实施“上山下乡”运动，将接近2000万的城市待业青年输送到农村中去参加农业生产活动，既解决了就业问题，也解决了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启发：
1、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多次产生资本依附和去依附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60年代中，国家为了尽快的完成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开始接受来自苏联的资本援助，但是要想顺利的效仿苏联完成本国的工业化，那么就不能简单的只接受经济援助就可以的，还要配套的接受来自于苏联的工厂制度建设、人才培养制度建设、领导干部机关的制度建设、文化宣传制度建设等等以适应国家工业化。为了建设国家现代化军队，还需要完成军队制度改造。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化中不得不付出的制度代价，这种自我改造就叫做“资本依附”。但是，随着苏联封锁中国，撤离所有援助后，由于运行资本依附中所建立的工厂制度、人才培养制度、领导干部机关的制度、文化宣传制度以及军队管理制度的成本是极高的，是不符合缺乏干部、缺乏工程师、缺乏理工科人才、缺乏技术员的落后的、资本匮乏的国情，所以就必须产生一个“去依附和制度回嵌”的过程，已实现国家工业化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新的制度体系。
2、去依附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新搞人民革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第一，必须进行军队革命，因为没有现代化的军队建制和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所以就必须革除军队中的“官卡压”、“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第二，必须进行领导干部机关革命，同样的，必须革除政府机关中的“文山书海”、“官卡压”、“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第三，必须进行文化革命，不能继续沿用苏联教育体系下的教科书和文化输入，必须制定符合民族历史的、科学的、民主的教育方案。第四，必须进行工厂革命，革除文山书海，复杂的规章制度，劳动人民能力有限，在那个阶段规章制度就是废纸，等等。实践证明，20世纪60~70年代的对各个方面的人民革命帮助中国基本上完成了资本的去依附。回归到“全民建国”的集体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运行体系制度上来。
3、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由苏联帮助中国制定的，1057年由于苏联撤离对中国的援助，导致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只能象征性的制定了几个数字，并没有具体的经济发展计划，最后导致了“大跃进”，1962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国制定了“调整国家偏重的工业结构，大力发展轻工业、纺织工业，大力发展水利、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由于冷战时期美苏对中国的封锁、核威胁、以及周边国家如印度、越南对中国的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的国际环境，所以党中央将第三个五年计划修改为“三线建设，将沿海地区的工业搬移到西部和西北部，并在西部和西北部依山傍水的隐蔽地区新建100多项国家军工、重要民用企业项目”，以响应“挖深洞广积粮不称王”的口号。然而到1965年制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又因为“文化DG命”被无限期推迟。所以说中国自建国以来，真正实施计划经济制度是从1980年才开始的。所以不能说计划经济就不行。
4、文化DG命的本质。第一，由于1965年党中央继续实施“去依附”的工作路线，开始准备在文化教育方面继续革命。第二，由于国家一方面需要还苏联的外债，另一方面还需要应对危险的国际战争环境不得不发起的“三线建设、新建100多项国家军工、重要民用企业项目”导致国家国家财政赤字极其严重，已经没有钱搞扩大再生产了。第三，于是乎就在城市产生了近2000万的失业人口。面对众多的内忧，由于国家财政乏力，因此就进一步的激化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各个利益集团以及其部门代表为了维护本部门本集团的利益或者进一步扩大本部门本集团的利益，利益集团之间的、部门之间的斗争愈发激烈，再加上城市近2000万的失业人口的参与，于是文化革命的性质就变了，变成了，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内斗。他们利用了文化革命，利用了大量的失业人口，并将这些近2000万的失业人口武装成红卫兵，注入到文华革命中去洗脑成各自利益集团的附庸，最终酿成了10年文化DG命的国家危机。
四、第四次危机1974-1980
世界局势：中美苏三角关系大调整。一方面，中苏珍宝岛战役爆发，中国遭受到来自于苏联的核威胁，由此，中苏两党交恶。基于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国提出了“不结盟的，以发展国家民族民主运动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世界体系”;另一方面，美苏鉴于热战的危害，开始通过冷战进行第一和第二世界阵线的博弈。而在70年代，美苏冷战正处于关键时期，并且在整个国际舆论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占据着较大的优势，世界受压迫的各国人民在苏联的援助下，都在努力的进行着正义的革命运动，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被冠以非正义的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力量。在这种关键时期，美国继急需调整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以摆脱内部受压迫人民的反抗、外部民族运动兴起的腹背受敌的局面。这时候，拉拢社会主义第二大的中国，以此达到瓦解第二世界的目的，迎来了绝佳的机会。
鉴于中苏交恶，以及美国的亲中、拉拢政策，加上中国中央急需调整本国的偏重的工业结构，中国提出了引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第一世界的偏轻的资本工业设备和技术，以此来打造自己更为完善的工业体系。
以美国为首的第一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第二世界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帮助西欧快速的恢复了其工业化，同时在苏联的帮助下，东欧同样恢复了其工业化，另外，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扶持日本的军重工业，使日本的工业化同样得到了快速恢复的机会。然而很快，经过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期，大约二三十年，世界便很快的进入到产能过剩的阶段，新的经济危机即将爆发。
以美国为首的第二世界西方国家急需解除危机，而最理想的方式就是迎合大量的、同阵营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建设本国工业化的强烈要求，将过剩产能的工业结构转移到这些发展中国家去。以达到进一步的降低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另外也为发展更高阶的金融高科技服务资本创造条件。通过全民投资、全民金融、全民服务以及高科技产业来构建本国更高阶的金融服务高科技产业结构体系，以实现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割韭菜的目的。
危机：一方面，中国需要改善自身过重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需要转移自身的低水平的工业结构，两者一拍即合，MZD与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制定了一个43亿的外资引进方案。但是在同西方国家谈判的过程中，美国提出了需要中国退出世界革命的阵营，当然面对困苦的国内环境，中国也承诺退出世界革命的阵营。
那么中国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总结了过去在引进苏联资本过程中过分依赖苏联的惨痛教训，提出了只引进外资中的关键设备和技术，而不是全面的引进整个外资的设备、生产线、技术、管理、工人等等。目的是发展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但是中国的企业管理制度是干部工人共同参与的一体化的管理制度，这是在维护苏重工业的过程中形成的企业管理制度。但是这次从西方引进的外资的过程中，由于西方企业要求精细化管理，特别强调岗位的责任权利和环节化、专业化的企业制度要求，这一前一后就形成了制度矛盾——即使你有设备技术，但是你仍然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
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70年代，中国并没有私资，只有国家资本，所以引进外资的方式是通过国家财政来实现，而引进外资意味着国家财政预算的赤字化，导致国家已经无力扩大再生产，提供就业，因此，引发了大量的城市青年就业危机。
解决方案：第一，重新任命邓XP为国务院副总理，邓公提出了“做空”的方案，因为面对国家赤字，由于受极左路线影响，我国于1969年5月1日宣布，中国是世界唯一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国家不想使用国债的方式在解决赤字问题，所以，邓公只能通过紧缩现有产业结构，开源节流，缩小没有必要的生产规模，以此来缓解财政赤字，但是由于引进外资而导致的过程中就已经形成了各个利益集团的固定利益派别，缩小哪一个既成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都会遭到阻力和反对，因此MZD不得不把以右倾的名义将邓公撤下，造成了邓XP的第二次上任和第二次下马。
第二，国家在MZD影响力的鼓励下，动员城市青年再次上山下乡，基本上解决了失业人口问题，但是由于文化DG命刚刚结束不久，城市青年的革命热情不高，国家动员青年上山下乡的能力不足，并且引起了大量的城市青年的不满情绪。
启发：
1、美国正是通过将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并发展更高阶的金融资本，强行将美元和黄金、石油、粮食挂钩，来完成其霸权统治。
2、所谓的一个时期内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台湾经济的繁荣现象，实际上正是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面对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向周边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新加坡转移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的结果。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地区，往往会是沿海地区和沿港地区，因为那里交通便利，便于转移。
3、政治体制越有利于集中资源，统一调度，其工业化的发展越迅速，例如新加坡的军事政治、韩国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事政治等等都是韩国、新加坡当年迅速崛起的重要政治原因。
5、至此，中国先后引进了2次外资、分别是引入苏联资本、引入西方资本。这2次引入都引发了2次中国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每次引入，都会引发一次财政赤字无法扩大再生产的就业危机和一次为了维护现有工业体系而导致的成本倍加而引起的无法扩大再生产的就业危机。
五、第五次危机1977-1984
背景：苏联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美中关系进一步加强，苏联为达到围堵中国的目的，在越南战争取得胜利后，苏越开始结盟，实施围堵中国的计划。由此中Y战争爆发，而中Y战争的突发性，导致中国财政没有相关预算，更没有相关准备。因此造成了中国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扩大，并且因战争形成了4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不过，由于中国政府主动放弃了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索赔，中日开始建交。日本也向中国提供了一系列的低息的、长期的贷款，中国使用这笔贷款开始引入日本的产业资本，用以优化本国的工业体系。这对中国巨大的财政赤字来说，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然而，国内由于MZD于1976年去世，华国锋成为了党中央的接班人，华国锋继续按照MZD周恩来时期既定的政策，继续扩大外资引进的规模，在1977年制定了一个8年82亿美元的引进计划，但是由于华国锋对各个部门制约协调的能力不足，导致这个引进计划仅仅执行了1年就完成了80%，于是乎华国锋又在1978年制定了一个77亿美元的外资引进计划，然而这个计划的实施又过于激进，所以在1979年华国锋又制定了一个55亿美元的外资引进计划。这样连续三年的大规模的外资引进，直接导致中国21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所以到1979年，政府已经无力扩大再生产，再加上第一批、第二批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返城潮，就直接形成了中国4000多万的待业青年。
华国锋在第一届任期即满之时，由于无力解决国家所面临的的困难局面，华国锋班子交出了政权。中国政治形成了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邓XP、李先念、邓颖超、彭真等人集体决策的机制，这种集体决策的机制持续了近10年。华国锋班子交出政权，意味着MZD时代的彻底结束，中国由此进入到党中央集体决策的后毛时代。那么后毛时代的开端就是一个巨大的财政漏洞，以及一个极其危险的经济危机。面对危机，政府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客观的分析MZD路线的功与过，以便统一党政军各界的思想，统一了思想，才能统一行动。
解决危机的方案：面对4000多万的就业空洞和21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这种巨大的经济压力下。政府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最完美的解决方案。政府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让步，以达到刺激内需、增加就业的目的。所以政府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第一，全面允许发展个体经济，也就是私有资本主义，允许个人开公司、做企业、经营个体户。这样可以相当一部分的吸引就业。
第二，允许发展集体私有经济，允许街道、社区、乡镇自行组织发展集体私有经济，社区缝纫厂、乡镇企业逐渐的发展起来。这样也可以相当一部分的吸引就业。
第三，强制性要求国家事企业单位、国营的、国有的必须打开大门办三产，三产就是第三产业。不论是学校、机关、医院都要办三产，尽可能的把自己本单位的子女，吸纳就业。学校可以自己办印刷厂，安排自己的子女就业，机关可以办工厂，安排自己的子女负责工厂的运营。
第三，增发货币、增发国债，用以维护城市产业资本的正常运行。增发货币的目的是让城市产业资本继续保持制造，吸纳一定的就业，增发国债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回笼货币，也是为了搞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但是造出的设备却没有消费市场，因为大量的待业人口、农村人口是没有消费能力的。这样时间一长，就会容易形成恶性通货膨胀。
第四，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取消合作社，再次进行“土地革命”，分地到户。正是由于这一次土地革命，彻底的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高昂的生产积极性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农民能够自主的包土地包肚子。那么分了土地的农民，很快就形成的农业剩余，另外政府又激励乡镇企业的发展。所以，以初级加工农产品为主的乡镇企业兴起，一夜之间2000多万家乡镇企业破土而出。而乡镇企业的兴起，需要大量的加工设备，这样就盘活了城市的产业资本、带动了城市就业，并且乡镇企业的兴起使广大的农民增加了收入，吸纳了大量的超发货币，同时，有了钱的农民，也就具备了消费能力，也就进一步的带动了城市产业资本的发展，带动城市的就业。
那么通过这四种政策，就盘活了中国的经济，这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
政策代价：我们说一系列的改革虽然解决了中国的经济危机，但是，由于某些政策实施的过程中，缺乏科学评估，于是乎国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第一，国家事企业单位被强制办三产，那么机关子女苏经营的公司就成为了权力和资源寻租的官倒公司，官倒公司通过销售政府权力和政府资源，将国有资产部分的输送到个体经营户，然后再利用市场对这一类产品供不应求的特点，使个体经营户大赚特赚。这就是“双轨制”经济的由来。当然这也是腐败的源头之一。
第二，1990年之后所谓的深化改革，招商引资成为了中国触发全面腐败的根源。外资为了便宜得到建厂土地，中标交通更为便利、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工厂建设用地，与权力机关形成权力设租、寻租的勾当，出现了大面积的权钱交易。
第三，国家允许私有资本，并通过法律制度化私有资本的合法性，但是伴随而来的是不合理的税收制度。高利润的企业税负反而低，低利润的企业税负反而高。挖石油的企业风险高，但是利润低，石化企业风险低，但是利润极高。企业缴税之后，利润被法律允许成为个人股份。富的越富，穷的越穷，在这种制度下，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本来应该制定一系列的政策让高利润企业倒补低利润企业的发展，使社会生产趋于稳定平衡，但是却一直迟迟没有形成。
第四，政府治理成本加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实是耕者有其田，但是在全面取消了合作社之后，为了维护合作社部分人员的利益，为原本在合作社工作的人员加入乡镇一级政府的管理，一瞬间，全国出现了几万个乡镇政府，增加了乡镇一级政府，而乡镇一级政府的财政国家却不予扶持，导致农民税负压力逐年增大，到1994年，农民的纳税量已经计划到了2017年。
六、第六次危机1985~1989
背景：为了调整中国偏重的工业体系，在1977~1984年，中国开始引进以生产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外资。以日本为例，中国与日本达成了3300亿日元的外资引进计划，而到了1985~1989年，中国进入了还款期，但是日本要求要以美元作为还款货币，而此时日元出现了大幅度的升值，也就是说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大幅提升，造成了中国实际的还款数量达到了近10000亿日元。面对大数量级的外债，中国政府已经无力扩大再生产，直接造成中国出现近1000万的城市待业青年。同时，三次上山下乡总数近3000万的青年进入返城潮，所以直接导致中古出现了近4000万的城市待业青年。
危机：面对大数量级的财政赤字和大数量级的待业青年，中国不得不放开私有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发展，因为只有鼓励万众创业，才能有更大可能性的解决掉政府的财政压力，才有可能解决掉4000万青年的就业问题。而正是由于放开了私有经济的自由经济的发展，但中国当时又是一个全面国有化的、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所以这种不可选择的施策就必然带来了危机;
第一，物价暴涨。政策上允许私有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发展，但是体制上又是一个全面国有化、集中制的政治经济制度，那么这就不然不利于私有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发展，因为私有经济的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和物资现在都被国家部门、国家企业所管控，因此国家为了保护私有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初期发展，就不得不逐渐的放开部分的原材料和物资，也就是允许国企在完成国家制定的生产计划指标之后，可以自行安排额外的生产计划，那么多生产的产品，是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流动到市场之上，供私有经济和自由经济发展之用，流入到市场之上的原材料，其价格可由市场决定。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国企收入，另一方面，也维护了私有经济的初期发展。但是这一政策实施后，政府发现，原本由国家定价的原材料进入到市场后，价格竟然翻了好几倍，这是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原材料本质就是稀缺的，第二就是出现了官倒阶层，官倒利用政策漏洞，倒卖原材料，大发横财，使得本来稀缺的原材料价格暴涨，原材料的物价暴涨直接导致消费品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于是乎就出现了原材料价格暴涨、消费品价格也暴涨的物价混乱的局面。
第二，制度转轨危机。那么由于私有经济的发展，私有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遍地都是个体户、遍地都是小作坊，显然，同样是制造彩电，个体户和小作坊组装的彩电成本就必然要比国企制造的彩电物美价廉得多。国企需要建工厂、发工资、设置工人福利，但是那个时候，私有经济是不需要的这些成本的，所以虽然物价暴涨，个体户生产的产品性价比仍要比国企高很多，再加上私有经济的发展，使得大量的劳动力得到了就业机会，人民的口袋里有了钱，消费能力自然提高，所以市场需要也是刚性的。因此国企显然竞争不过私有经济。那么很快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国有的产业资本已经无法直接对接下游的基层的消费市场，国有资产的生产消费链被切断，大量的国有企业面临着崩溃破产的危机。而面对这样的危机，政府维持这些国有企业的成本又太高，所以国有企业市场化改制便应运而生，大量的国有企业破产、重组、转型就是从1985年允许市场化经济的政策的实施开始。那么国家企业要走市场化的道路，就必然引起了国家的管理体制如何改革的问题。自由化的经济当然需要自由化的管理体制才能正常运行。所谓的自由化的管理体制就是减税让利、削减流程等等。
第三，恶性通货膨胀。既然要走市场化的道路，就要制定全面改革的方案，但是现有的集中制的体制又不利于全面改革方案的实时。例如，国家现有的决策部门，一个部门100个人，20个部长级的干部，40个局长级的干部，执行人员只有40个，而全面改革的涉及面又非常之广，利益错综复杂，根本没有执行的可能。因此，邓XP同志提出，先从价格全面市场化作为试行点，逐步的推进市场化改革。但是1988年价格全面市场化刚一试行，这一政策的漏洞就被官倒利用。既然你要全面市场化，那么官倒的机会又来了，价格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吗?于是乎官倒们开始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老百姓一看物价涨起来了，又开始抢购物资，抢购物资直接引起的是对银行存款的挤兑潮，到了1989年国家就已经面临着恶性通货膨胀的危机。所以国家为了稳定物价，第一步采取的措施就是1990年开始提高银行利率，那么银行利率一提高，直接引起的就是大量的企业资金链断裂，到了1991年，已经造成了全国大量的企业面临生产停滞的危机。
危机中施策的代价：
1、毛时代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完成的三线建设，其成果因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不能对接下游消费市场，无力竞争，而国家面对极大的数量级的外债无力维持现有国家企业而全面流失，亏损近2700亿人民币。
启示：
1、美元制霸全球。由于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在70年代大量的引进西方外资，而到了80年代开始还债，又由于还债的货币被要求必须使用美元，就使得美元得到了空前的扩展机会。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的美元这一需求，就迫使着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必须拿物资、廉价产品来兑换美元，因此美国在80年代迎来了全盛时期，只需要印钞，就可以获得全世界的资产。通过贷款-还贷-还息这种机制来割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韭菜的过程就是“新自由主义”。
旧自由主义是服务于产业资本的，就是允许产业资本自由的占有全世界的资源，全世界的市场，其代表就是“殖民主义”。
新自由主义就是贷款-还款-还息这种盈利机制，就是使用一切手段让你贷款，让你还款，吃你的利息，从而达到盈利的目的。其代表就是“现代金融”。
美国只需要维护好其高科技产业和军工产业，来保证其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强迫全世界必须使用美元，然后通过美元升息降息的方式就能实现对全世界的控制。升息意味着还贷数量增加，发展中国家需要供给美国更多的产品来换取美元，降息意味着贷款增加，市场上的美元增多，就可以将美国生产的产品卖出去。这就是现代金融的含义，现代金融就是“新自由主义”。
但是当美国把发展的目标定位到了金融经济的时候，美国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美国的实体经济。升息降息虽然可以割全世界的韭菜，但是升息降息同样也会直接控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升息，可以实现占有全世界的资产，但是同样的也会导致美国实体产业破产崩溃。
不过金融经济的利润率太高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根本就没办法与之匹敌，所以美国最终还是选择了金融经济，这就是美国体制下的两党撕裂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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