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下半年能否持续？

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下半年能否持续?

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银行结汇13289亿美元，售汇12436亿美元，结售汇顺差852亿美元;银行代客涉外收入31600亿美元，对外付款30766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834亿美元。衡量购汇意愿的售汇率是66%，比去年同期上升2个百分点，企业跨境融资保持平稳。

7月22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代客涉外收付款和银行结售汇都呈现一定规模顺差。近期个别渠道出现了短期的波动和季节性变化，但是没有改变跨境资金流动基本平衡的总体格局，体现了我国国际收支结构的稳健性。”

外汇市场平稳运行韧性增强

今年以来，受多重因素影响，国际外汇市场变化的主线是美元走强，主要非美货币走弱。虽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出现了贬值，但是与国际主要货币相比，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范围内表现稳健。

从美元指数的涨幅和其他主要货币的跌幅来看，截至7月21日，今年以来美元指数累计上涨超过11%，欧元、英镑和日元对美元的贬值幅度在10%-17%之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5.8%。从多边汇率来看，人民币汇率指数升值0.1%。

“这说明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王春英表示，人民币的走势会受外汇供求和国际金融市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在短期内有一定的波动，可能有上升、有下降，人民币汇率还会保持弹性和双向浮动，总体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除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外，从涉外收付款、经常账户项目等数量指标也可以看到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增强的特征。

王春英表示，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表现出相对均衡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今年上半年代客涉外收付款和银行结售汇都呈现一定规模顺差。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银行结汇13289亿美元，售汇12436亿美元，结售汇顺差852亿美元;银行代客涉外收入31600亿美元，对外付款30766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834亿美元。

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顺差以及长期资本流入仍然是稳定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基本盘。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经常账户顺差889亿美元，是历史同期最高，比去年同期增长25%，和GDP的比值是2.1%，在合理区间。今年1-5月份，实际使用外资878亿美元，同比增长23%;境外央行以及追踪国际指数的配置型资金在我国债券市场中的表现是相对稳定的，具有平衡跨境资本短期波动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美联储大幅加息，而美联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调整对美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体跨境资金流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影响变量。对此，王春英表示，“当前，我们更有信心也更有条件，有效化解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

她认为，我国综合实力更雄厚，可以更好发挥吸收外部冲击的能力;我国国际收支结构更加稳健，可以更好保障跨境资金流动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中国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可以更好地拓展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外汇市场调节机制更加成熟，可以更好地发挥人民币汇率调节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

王春英表示，“总的来看，我国更加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为我国外汇市场平稳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将更有能力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债券市场吸收外资仍有空间

当前全球流动性趋向收紧，外部融资成本上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27102亿美元，比上年末下降364亿美元，降幅1%。王春英表示，“这个变动是比较温和的。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加快收紧等各种复杂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外债会保持合理有序发展态势。”

对于外债去杠杆风险，王春英认为总体可控。一方面，外债增幅相对稳定。近几年，我国全口径外债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在14%-16%之间，外债增幅和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没有出现过度积累。另一方面，外债结构不断优化，在外汇市场有效调节下，银行、企业等民间部门有条件和能力满足债务偿还义务，实现对外资产和负债的自主匹配。

此外，中国外债安全性指标保持稳健。我国是净储蓄国，经常账户持续保持一定规模顺差。从衡量偿付能力的几个具体指标看，2021年外债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都在国际公认安全线以内，而且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水平。从短期流动性来看，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居全球首位，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的比例是45%，这也远低于国际警戒线100%的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加快，对全球跨境投融资产生较大影响，国际资本出现了从新兴经济体流出的态势。

王春英介绍，“我们测算了一下，主要国家吸收债券投资的波动情况，通过对比发现，中国波动情况远低于相当多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从境外投资者的构成和持有的债券规模看，央行类机构持有中国债券规模始终占一半以上，其余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追踪国际指数的配置性资金，稳定性也比较高。”

“外资流入累积到一定规模后，有进有出将会成为新常态。”在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看来，所有资本流动冲击都是从流入开始的。通常是，前期由于各种原因吸引外资流入，后期又因内外部形势发展变化触发资本流向逆转。很多时候，资本外流并非源于东道国政策失误，而是由不可控的外因巨变所引发。现实中也不存在外资流入是好事、流出就是坏事的简单“二分法”。对此，各方要有心理准备。

王春英认为，总的来看，中国债券既有分散化投资价值，也有实际资金配置需求，更有基本面支撑。我国债券市场总规模21万亿美元，外资在中国债券市场中占比在3%左右，所以我国债券市场吸收外资是有提升空间的。长期来看，外资仍会稳步增持人民币债券，我们对此是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