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为何总出富豪？

浙商9次问鼎胡润百富榜

在今年百富榜的前十名中，浙商占比四成。除了首富钟晱晱，网易创始人丁磊重返前十、排在第六，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位列第九，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居于第十。

此外，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发现，胡润百富榜自1999年创建以来，共计发布榜单24次，浙商共计9次问鼎首富位置。丁磊是首个问鼎中国首富的浙商，马云4次登顶，娃哈哈创始人的宗庆后、钟睒睒也都2次登顶。

互联网和消费品是浙商首富的主要阵地。

作为最早申报成为“中国电商之都”的城市，浙江杭州在2008年获此称号，随后面向电商企业提供资助、减免税收，建设7个电子商务服务功能示范区，并鼓励大学生网上创业。

如今，当地形成了以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和网易等巨头为首的互联网产业集群，在虹吸效应和政府推动的共同作用下，杭州成为实至名归的互联网之城。

受益于互联网造富的人群不在少数，其中阿里系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今年上胡润百富榜的阿里系股东有18人，这一数字在2017年为43。

富豪频出的背后，是浙江民营经济历年来的蓬勃发展。

据媒体报道，2012年到2021年的十年间，浙江民营经济规模扩大、占比提升。民营经济增加值从2.2万亿元提高到4.9万亿元。

十年间，浙江“民营老板率”亦翻番。2021年末，浙江全省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分别为290.4万户、549.2万户，比2012年分别增长2.76倍和1.23倍。根据2021年常住人口推算，每7.8个人中就有一个浙江“老板”，这个数字在2012年，还是17.6。

今年9月，全国工商联发布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浙江107家企业入围500强，入围企业数量连续24年蝉联全国首位。

马云之后，钟晱晱接位

“今年传统行业上升明显。”胡润指出，很难想象在一个技术发展这么快的时代，中国首富是做矿泉水的钟睒睒，他的财富差不多是第二名做短视频的张一鸣和第三名做新能源的曾毓群的财富总和。

受疫情和政策等方面影响，曾经位居《胡润百富榜首》的地产大亨和互联网大腕们的资产不断缩水，钟睒睒凭借着饮用水、宫颈癌疫苗以及其他领域建设的多元化商业帝国，满足市场刚需的同时，实现个人财富的连年增长。

浙江籍富豪的经营领域，也是庞大的浙商群体的缩影。

据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消费品生产一直是浙江的主题。“目前浙商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品和互联网两个领域，但实际上这两个领域也是相辅相成的，国内经济发展，老百姓(36.840, 0.07, 0.19%)消费需求增加，而浙江民营企业对于市场需求非常敏锐。”

2008年以后，中国不断挖掘国内市场，浙江的电商产业也和消费品制造配合，打破全国乃至全球的销售渠道壁垒，浙江消费品通过互联网实现了销售。“浙江富豪的产业领域集中在消费品领域，因为浙江人了解顾客要什么。”

亮眼的民营经济背后，是同样亮眼的营商环境。

盘和林指出，多年来，浙江的企业家精神和改革开放政策相互契合。当地政府敢于承担责任，积极进取，是改革开放排头兵，而浙江的企业家敢于冒险，双方相互契合，浙江企业往往比其他企业更早嗅到商机，更早将工厂落地。

在11月4日发布的《2022年“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报告》中，营商环境最好的十个省份中浙江位列第一，营商环境最好的十个城市中杭州位列第一，温州、宁波也进入十强。

此外，浙江还是全国第一个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的省份。2020年1月，浙江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了《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条例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重点，七章五十条，对民营企业定义、政府职责分工、平等准入、保障措施、企业融资等内容作了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从立法层面维护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今年1月，浙江省又公布《浙江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提出优化提升重点任务涉及四大领域，包括优化市场准入准营机制、提升营商办事便利化水平、畅通市场主体退出渠道、提高服务与监管效能，共19条具体举措。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年初，“浙江大学生创业失败贷款10万元以下政府代偿”的话题一度火上热搜。浙江多年来优良的营商环境也广大网友提及、称道，据了解，该内容来自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陈中答记者问，大学生想创业，可贷款10万到50万，如果创业失败，贷款10万以下的由政府代偿，贷款10万以上的部分，由政府代偿80%。

后续有媒体发文补充，创业担保贷款政府代偿实质是在借款人不能按时足额还款时，由创业担保基金临时代为还款，但借款人本身依然要履行还贷义务。

钱塘自古繁华

继续纵向追溯，浙江的商业活动由来已久。

资料记载，浙江面通山海，处在一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人多地少、单凭土中刨食难以维生的困境，使得从事工商业活动成为一个合理的选择。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宋代诗人曾这样描写杭州繁华景象。

唐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浙江商业活动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在浙江出现，形成声名远播的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从广州转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一大批浙商前往上海，不久后成为上海买办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队伍。

到了改革开放，浙江温州越来越多家庭从事简单生产，当裁缝，做皮鞋，卖服装，办工厂，温州政府率先开出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允许民间借贷......随后，温商发展模式蔓延整个浙江，当地民营经济掀起第一波巨浪，至90年代中期，浙商群体在国内“遍地开花”。

浙商的养成不仅源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离不开浙商群体的创业品质。

“浙商敢为天下先，温州、义乌，浙江很多地区都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面，你比别人早进入，自然有优势。此外，浙江企业家抱团，很多地方都有浙江商会，互帮互助下，很多企业家绝处逢生，再创辉煌。”盘和林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