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
医药领域全球合作大势所趋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口总量的增长、社会老龄化加剧，人们对健康意识有所提升，对健康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疾病不分国界，越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越需要更多人员、企业、国家形成合力一同面对。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表示，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为很多国家抗击疫情做出了贡献。此外，中国生物医药创新虽然刚刚起步，但研发出来的抗癌药已惠及亚太和“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患者。
中国是跨国药企重要市场，也是其重要的合作伙伴。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王磊表示，这次疫情给阿斯利康最大的启发就是全球抗击疫情是一家人，不分国界。中国拥有坚韧的供应链和巨大的生物医药产能，此次阿斯利康向低收入国家提供的5亿剂疫苗原料中，一半来自中国企业。
不仅仅在疫情方面需要全球合作，百济神州全球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吴晓滨表示，为了人类健康而奋斗，是人类的共同目标。中国人口众多，也意味着是病患资源非常大的国家。对于医药研发来说，在中国临床试验入组可以很快完成，这对药物研发成本、药物研发速度都有很大影响。这意味着，在中国可以用更低成本、更快速度把药开发出来，国内、国际企业并肩作战，将对全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做出贡献。
信达生物集团董事长兼CEO俞德超也表示，不久前信达与赛诺菲就加速创新肿瘤药物的产品开发及市场准入达成合作，并进行了股权方面的合作。在此之前，信达还分别与罗氏、礼来达成合作。回头看，作为初创企业，与跨国药企巨头合作对企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无论是新药研发经验，还是对全球质量标准的要求都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加强中医药创新推动中医药现代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表示，中医药学和现代医药学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是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特点和显著优势。此次抗击疫情在没有针对性特效药的背景下，“三药三方”的及时推动，为抗疫提供了有力武器。“我们还采用动物模型、细胞实验及网络药理学方法，从多个层面上解释了宣肺败毒方多成分、多靶标治疗新冠病毒的作用机制。”他说。
张伯礼指出，中医药发展必须要和现代技术深度融合，必须坚持“中医思维+原创+现代科技+转化”路径。中医药现代化，就是要让现代科技支撑“望闻问切”，用现代研究诠释中药作用的机理，包括药效的物质、作用的机理、体内的过程、安全的评价等，用科学数据加以说明，让现代人现代科技界更容易接受，也能使药物得到更加合理的使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中医药大学创新中药研究院院长林国强也强调，随着中医药质控体系、关键技术体系的标准化，中医药国际化已开始提速。他建议，中医药应进一步借助化学、生物、医学多方面的联合攻关，加强研发力度。
张伯礼指出，中医药学虽然历史悠久，但它的理念并不落后，里面有深邃的哲学基础，同时有很多治病的原理，特别是积累了几千年的实践经验，博大精深。他表示，中医药现代化需要和现代科技产业等融合，尤其需要一些关键装置和设备，用于新药研究和转化。
“企业家是最有能力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切实推动中医药现代化的生力军。”张伯礼表示，当前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们对高质量中医药服务需求的增长和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凸显，成为中医药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而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新期待以及国外医药研发力量加快进军中医药产业则成为倒逼中医药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压力。为此，必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筑牢中医药“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发展根基，构建中医药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阿斯利康也看到了传统中医药的前景。”王磊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和中医药产业合作，找到有效药物和合作的结合点。
事实上，阿斯利康今年已两度加注中医药领域。今年4月，阿斯利康与成都市高新区合作共建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主要聚焦于中医药传承与为创新的企业提供孵化平台与商业支持。11月，阿斯利康医药(成都)有限公司与天津药物研究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表示，本次合作将有助于推动加速中医药品种的产出等。
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支持力度
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以色列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阿夫拉姆·赫什科坚信，基础研究是医药产业所有重要创新的核心基础。他认为，近50年来，人类的健康水平有很大提高，这些进步都归功于医药产业、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仪器领域的巨大创新，而所有这些创新都基于基础生物医学科学的重大发现。
阿夫拉姆·赫什科指出，基础研究是社会对技术创新的长远投资，如果我们想在产业中实现高度原创性的创新，社会应该支持高质量的基础研究。他表示，应进一步增强对基层研究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为研究奠定基础。
毕井泉也表示，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很难出现原创性的科研成果。他建议增加生命科学领域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改革科技成果评价方法，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科学技术进步法》科技成果转化净收益不少于50%奖励科研人员的规定，激励科学家发明创造。
毕井泉说，要进一步扩大生物医药领域的制度性开放，更多地参与国际药物研发指导原则的制定和采用，最大限度减少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制度性成本，加强国际社会公共卫生和医药信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