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为什么还多增了4.72万亿元

存款多增4.72万亿元居民资产配置逻辑生

对比以往，今年新增居民存款明显增多。

根据央行披露的数据，2020年前三季度住户存款增加9.95万亿元，2021年住户存款增加8.49万亿元，而到了今年，前三季度住户存款增加数达13.21万亿元，较上一年同期多增4.72万亿元。

若将新增存款进一步分解，定期和其他存款则占据了大头。根据央行披露的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与2021年末对比，今年前三季度住户短期存款增加1.83万亿元，定期和其他存款则增加11.38万亿元，占比超86%。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前三季度住户新增定期及其他存款约为7.75万亿元，2021年同期新增则为7.59万亿元，与近两年对比，今年居民定期存款增加更为明显。

以上现象，被业内人士视作当前环境下居民产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居民存款增长较快，一方面反映国内一揽子纾困稳增长政策效果显现。另一方面，由于散发疫情短期干扰等，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居民对就业和收入前景预期，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告诉《财经》记者。

“预防性储蓄”增长的同时，居民消费意愿下降。

在央行发布的2022年第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中，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1%，比上季减少0.3个百分点，与之对应，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则占22.8%，比上季减少1.0个百分点。

“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上升，并因此减少消费，将盈余转化为储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副主任、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青年研究员朱鹤曾撰文指出，据其测算，消费下降至多能解释1万亿元左右的新增居民存款变化。

在此之外，更大部分的变化可能出于居民对家庭资产结构的调整。

朱鹤在文中提到，今年前三季度居民部门积累起了大量盈余，且其中的大部分都转化为了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居民存款增加主要来自购房支出减少，背后反映了居民资产配置逻辑的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10月，商品房销售额10.88万亿元，同比下降26.1%。

朱鹤指出，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房地产是居民配置家庭资产的主要标的，其中持续且可预期的资产增值是房地产最大的吸引力。而如果房地产持续增值的预期被打破，那么房地产作为一种家庭资产配置的选项就变得没那么有吸引力。

需要注意的是，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告诉《财经》记者，今年因为疫情冲击、地缘不确定性等因素，对整体风险偏好都有影响。在资本市场上表现为股权资产收益不理想，在居民消费端，会加剧消费支出减少、储蓄增加。

“从今年来说，这两者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经济不确定性这一共同因素作用下的两个方面的体现。”王涵强调。

两次大增背后：预防性储蓄动机提升

实际上，不只是今年，回顾过往，居民储蓄亦处在变化之中。从最初的低储蓄到后续逐渐升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因素亦在逐渐增多。

将时间轴拉至改革开放以前，根据《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一文(作者艾春荣、汪伟)，彼时中国居民储蓄只占国民总储蓄的约10%，同时居民的储蓄倾向平均不到5%。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高积累政策、居民的低收入水平与高人口负担决定了居民的储蓄能力有限，稳定的收支预期也使得居民储蓄倾向很低。

改革开放后，居民个人储蓄率迅速上升。上文指出，除了收入增长的普遍作用外，可能由其它多种因素共同推动，包括经济转型、人口转型、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消费习惯等。

从历年居民新增存款数来看，Wind数据显示，2005年至今有两轮较为明显的增长，一次出现在2007年后，一次则出现在2017年后(见下图)。

“上述两个时间段居民新增存款大幅增长背后体现的是，在经济下行阶段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往往会上升，在资产配置方面也更加注重资金的安全性。”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晓曙告诉《财经》记者。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张启迪亦有相同观点：“由于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居民出于预防性动机开始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这一点从央行定期发布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可以得到印证，在这两个时间区间，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占比出现明显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若与国民总储蓄率(注：国民储蓄由政府、居民、企业储蓄组成)对比，可以看到以上两个时间段的不同之处。Wind数据显示，2010年以前，国民总储蓄率呈上行趋势，在这一年之后便进入下行通道。

王涵认为，与2008年高增长高通胀阶段的情况不同，另一时段居民储蓄增长可能受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出现变化，对60、70一代人的消费习惯可能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理财基金市场在2018、2019年之后的结构性变化，也可能使得年轻人的储蓄观念发生变化。

居民储蓄率下行趋势不改

从过往和今年的情况来看，影响居民存款变化的因素大体有相通之处，同时又因进程的不同呈现不同特点。

张启迪将影响因素总结为四方面：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以及人口老龄化水平。

在多名业内人士看来，对比往年，今年居民储蓄的变化具有一定特殊性。“今年前三季度居民部门存款大幅增加既有主动因素也有被动因素。”刘晓曙指出，除了自发的意愿行为，受疫情影响，人流、物流被按下“慢进键”，居民消费场景缺失，抑制了线下消费的修复，居民不得不被动储蓄。

周茂华指出，短期来说，居民增加存款，一定程度挤占了消费支出，拖累内需扩张，并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制约就业岗位增加;尤其是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压舱石。但居民储蓄增加，居民抗风险能力强，储蓄增加将为后续居民消费支出，投资转化蓄积力量。

对于后续的情况，王涵亦认为，储蓄就是蓄水池，“如果引导得好是对后期需求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垫。”

不过在市场观点看来，长期看居民储蓄率仍将下行。

“后续随着我国经济模式转向消费驱动，居民储蓄部分转化为消费;同时资本市场也在快速发展，居民投资理财可选产品不断丰富;此外人口结构和观念变化等，长期看居民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但整体看，中国储蓄率仍保持高位。”周茂华指出。

张启迪亦认为，从趋势来看，虽然近期居民新增存款出现明显增长，但很可能是短期现象。随着经济持续复苏以及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上升，居民储蓄增速将会放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等所著的《2020·径山报告》分报告提到，过去严格的生育政策和快速的经济增长促进了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使中国较很多经济体在更短的时间里进入低生育率状态，也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唯其如此，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也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短暂。

“就储蓄率而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减少，成为推动抚养比上升的主要因素，也是导致储蓄率下行的重要推手。”上述报告指出。

个人养老金助力发展长期资金

无论如何变化，储蓄率与经济增息息相关，在此之中，居民储蓄行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此，业内人士指出，需加强引导，培养与储蓄率变化趋势相吻合的经济增长方式。

周茂华指出，储蓄率过高、过低均不理想。应理性看待短期居民存款增长，积极统筹防疫与经济恢复，优化防疫措施，为受困行业企业群体纾困帮扶，促进充分就业，稳定市场预期;不断健全社会安全网，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释放市场消费潜力。

与此同时，周茂华提到，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让储蓄高效转换为投资，提升全民财富亦是应对措施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养老金制度于11月25日正式启动实施，为居民资产配置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

根据此前(11月4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参加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额度上限为12000元。可投产品包括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同时，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封闭运行，参加人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或者特定情形可以领取个人养老金。

王涵认为，个人养老金通过税收等政策，引导投资者拉长投资期限，对于金融市场来说，有助于提升资金来源的稳定性，降低因为资金大进大出带来的波动。

“实施个人养老金账户制，积累的是个人生命周期纵向共济资金，是真正意义的长期资金。”刘晓曙表示，由于养老金天然具备长期资金属性，有助于减少市场波动，助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于11月25日发布的《关于公布个人养老金先行城市(地区)的通知》，已有36个城市或地区成为个人养老金先行城市。据华夏基金，这将覆盖超3.7亿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