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家经济复苏为何大不同

日本：政策宽松“无济于事”生产消费双双低迷

我们的东邻日本，在海外发达国家中属于放松管控措施较为审慎的一类。在今年年初Omicron变种毒株出现传播高峰的时间段，日本国内收紧了防疫措施。三月起疫情高峰逐渐过去，新增病例大幅下降之后，日本逐渐放开了入境限制人数，并缩短密接隔离时间，直到今年10月中旬才完全解除入境限制。11月30日，日本宣布下调新冠传染病分类由二类(SARS等)至五类(季节性流感等)，彻底放松了疫情管控。

为了更快恢复经济，日本在放松管控的同时，维持财政、货币政策双宽松。10月28日，首相岸田文雄宣布推出71.6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6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这些财政支出主要投向缓解物价上涨、粮食安全、清洁能源、鼓励生育、促进旅游业发展、补贴家庭生活支出等方向。

与此同时，由于国内通胀压力并不显著，日本央行并未跟随美联储的加息节奏，始终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对于日元汇率承受的贬值压力，日本财务省和日本银行则通过买入日元和卖出美元的方式进行缓解。然而，即使是在如此宽松的政策背景之下，日本经济的复苏程度仍不尽如人意。

在工业生产端，今年9月日本制造业工业生产指数为98.3，仍低于2019年9月的102.3;工业产能利用率指数为98.6，低于2019年同期的101.3。在消费端，全境“解封”后的表现依旧疲弱。由于日本老龄化程度较高，导致防疫放开后一旦疫情有所反弹，即使日本政府不再进行管控，老龄群体仍倾向于自愿性居家，避免外出感染。

截至今年9月，日本商业零售销售额较2019年的复合年增速仅为0.1%;而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10月已经下跌至30附近，而2019年该指数在35-40间波动，2021年中旬曾反弹至接近40。

韩国：工业生产掉头向下消费旅游几无反弹

同样作为我们的近邻国家，韩国相较日本“放开”的时点更早一些。今年1月尽管Omicron肆虐，但韩国已经逐步放松防疫。4月中旬韩国国务总理宣布全面解除社交距离措施;4月25日新冠传染病等级从甲级下调至乙级;6月20日起韩国取消新冠患者隔离要求，同月全面解除入境隔离限制。对于放松的原因，韩国政府解释一是为了减轻个体户和小工商业者的经营压力、缓解居民的日常生活不便;二是医疗系统压力增大，ICU床位已经接近饱和。4月防疫政策解封后，韩国工业生产转为下行，工业生产指数从2022年3月份的高点121.2下跌至9月的114.5。而消费端表现同样不理想，4-7月期间韩国消费信心指数持续下跌，7月创下近三年来的最大跌幅(见下图)，消费信心不足的主要原因为高通胀和低迷的经济景气。9月韩国国内疫情缓解后，零售消费数据反弹，说明韩国的零售数据对疫情变化仍敏感。当感染和死亡病例数据上升时，即使防疫政策不收紧，居民消费仍受到明显制约。

新加坡：生产消费强势反弹明年开始考虑加税

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国家新加坡，由于经济结构较为依赖国际贸易，因此放开疫情管控措施的压力也是相对较大的。早在2021年上半年，在疫苗接种率接近九成之时，新加坡即逐步放开疫情管控。谁知刚一放开就遭遇到了毒性更强的Delta毒株，新加坡被迫再次加强管控。今年4月开始，新加坡防疫措施基本解除，转向“完全开放”。此后虽然在7月、10月疫情出现反复，但防疫政策并未收紧。

随着防疫放开，新加坡失业率不断下降，今年8月已降至1.9%的历史低点;工业生产指数从2021年以来持续提升，直至欧美开始大幅加息转入衰退之后才开始回落。相较于日韩两国，新加坡在“放开”后消费和旅游业的复苏更为迅猛。截至今年9月，新加坡零售销售指数(现价)及餐饮服务指数(现价)均已经高于2019年同期;出入境人数和机场旅客吞吐量分别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60.61%和58.43%。

消费复苏，场景与信心缺一不可

防疫放松之后，我们这些亚洲邻国的经济消费修复进程为何大相径庭?中金公司近期复盘过去三年全球多个国家的经验后得出结论：消费修复中，场景和收入缺一不可。仅创造消费场景(放松管控)但居民没有充裕收入，则不足以显著提振消费。但普通民众口袋里有了钱，消费也不一定就能马上复苏，让消费者有大胆“买买买”的信心也同样重要。

在2020年疫情刚刚爆发之后，日本和新加坡均通过财政政策直接向居民发放红包，但第一次发出去的钱，大多转化为了居民储蓄被存起来了，并未达到刺激消费的效果。直到2021年新加坡第二次现金叠加消费券补贴，配合工资收入明显提高，才带来消费支出的快速上升。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收入预期理论指出，人的消费水平是由长期收入预期决定的，短期的、一次性的收入变动不会改变人的消费行为。看来对于消费复苏这件事上，信心果然比黄金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