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高启强”比剧里更猖狂

其实，“高启强”有多个现实人物原型，他们有的靠黄赌毒积累原始资产，有的拉拢腐蚀官员，有的肆意欺压百姓……回顾黑恶势力犯罪频发的那个时期，要坚决打击的绝不止一个高启强。

高启强的童年堪称不幸

高启强的童年堪称不幸：父亲酗酒，父母车祸亡故，他一人拉扯弟妹长大。辽宁徐长元案的主人公，也有着类似过往。

17岁时，病重的母亲给2岁的五弟喂完奶后，嘱咐徐长元“照顾弟妹”，之后撒手西去。上世纪90年代，徐长元在政界顺风顺水，曾任庄河市市长、瓦房店市委书记、大连市金州区委书记。任职期间，兄弟开办家族企业，徐长元就充当保护伞，可以说“黑中有白、白中带黑”。

40多年前徐母去世时，徐家接近赤贫;40多年后，“庄河徐家”名下公司掌控资产上百亿，涵盖物流、典当、房地产、期货基金等多个领域。

当地但凡有钱赚的生意，徐家兄弟无不染指，而且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国土局举办竞标活动，徐家人就敢在现场恐吓其他参与者“左手举牌左手掉，右手举牌右手掉”。2004年，徐长元的弟弟徐长宝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为强揽工程，竞标前，他竟让打手在当地国土局门口威胁竞买人，导致竞拍时除了徐长宝的人，其他人都不敢举牌。

在徐长元包庇下，徐家势力盘踞大连10余年，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先后实施诈骗、高利转贷、非法拘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24起，实施非法讨债、强迫交易等违法行为35起。有的受害人被挑断脚筋，有人被逼自砍手指，还有人被非法拘禁、坠车后遭碾压死亡。

“徐家老大是书记，他们家势力太大，谁敢报警?”面对徐家，百姓敢怒不敢言。政论专题片《扫黑除恶——为了国泰民安》提到，“徐长元的足迹走到哪里，家族的势力就渗透到哪里，家族的企业就跟随到哪里”，形成了家族、集团、组织无法分割的黑恶势力。

李氏三兄弟案

同为家族式行恶的还有黑龙江李氏三兄弟案。与高启强渗透掌控京海电力系统相似，李伟、李桐、李建也在黑龙江电力系统作恶多年。

起初，李家三兄弟是哈尔滨道里区的电力安装公司工人。2000年前后，他们合资经营酒店、游戏厅和洗浴中心，靠涉足“黄赌”完成原始积累。此后他们靠钱“打通关系”，在供电系统内职务不断攀升。曾任哈尔滨市电业局副局长的大哥李伟，自称当地电力事务自己“说了算”，将工程指定给下属企业哈尔滨电力实业集团公司，这家公司老总正是他的弟弟李桐。李桐再将工程分包出去，接手的便是李建。

与高启强兄弟类似，李氏三兄弟也狂妄无边。李伟在海南三亚过生日时，一群人举着手机高喊“大哥万岁万岁万万岁”。这股子猖狂劲，让人想起《狂飙》里高启盛那句话：“京海市掉下个钢镚儿也要姓高。”

现实中，不少“黑老大”黑白两道通吃，拉拢腐蚀官员充当自己的保护伞。《狂飙》中，高启强与京海市常务副市长赵立冬勾兑交易，开办面向公务人员的幼儿园、养老院，把公务员队伍“从头到尾拴在自己船上”，这种做法也出现在广东曾仕权案中。

上世纪90年代，曾仕权靠垄断猪油收购、赌博、非法经营黄烟等敛财起家，手段隐蔽，前后有46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为其打保护伞。曾仕权涉黑组织在当地掠夺性采挖价值达2.7亿元的河砂，毁损土地面积706.29亩，持械斗殴甚至威胁恐吓执勤民警，却长时间逍遥法外。盘根错节的利益，严重干扰了案件的侦破。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数据显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3年间，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涉恶犯罪集团1167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3.7万名，缉拿目标在逃人员5768人，43144名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要不是大力扫黑除恶，操场埋尸案、孙 小果案、海南黄鸿发案等陈年积案恐怕很难得见天日，地方灰色权力结构的面纱也难被揭开。

黑恶势力“野火烧不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保护伞的存在。保护伞与黑恶实力长期深度捆绑，结成庞大的势力网;“伞”的级别越高，扫黑难度越大。保护伞成员间同谋串供、订立攻守同盟，为扫黑除恶设下种种障碍。

一些黑恶势力办起了企业，妄图给自己洗白。比如剧中建工集团是股份制企业，组织架构完全科层化，成员之间有明确的职责边界和权利义务关系。这些采用现代企业形式的黑恶势力，往往盘踞时间更长，分布范围更广。

黑恶势力不仅攫取灰色利益、实施暴力行为，还会侵蚀基层社会秩序，使基层社会“灰化”。如果任由灰色秩序蔓延，基层社会就会成为弱肉强食的黑暗丛林。

《狂飙》剧中，指导组到京海市指导扫黑除恶，一开始，警官安欣心怀疑虑，以为又是一阵风，“打掉一批又长出一批，形成规律了”。这恰恰说明扫黑除恶要真正治标治本，还得保持高压不松劲，强化源头治理和系统施治，把黑恶势力彻底“斩草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