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中央银行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可控试点
今年5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是“十四五”时期金融改革发展的着眼点。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把握国内外大势、重塑我国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是因应外部环境变化，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客观需要。
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升温，国际贸易投资格局和产业链布局受到冲击，未来我国外部发展环境将更加严峻。在关键领域独立自主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有效途径。从国内看，我国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尚不足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通过畅通“双循环”实现高质量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内涵是“独立自主、高水平开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与我国长期以来的重大战略和政策一脉相承，又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国内国际循环、经济与金融的全方位统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主动脱钩，而是顺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强调“独立自主”，同时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改革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相互促进。
以独立自主为着眼点畅通国内大循环
独立自主的国内大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主体。这要求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补短板、疏梗阻，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
一是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目前我国虽然有大量的中国制造产品，但用于生产的一些高端资本品的自主生产能力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严重依赖进口。应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着力提升制造业核心环节、关键要件的自主化水平，解决“卡脖子”问题和其他短板，提升制造业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二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优化大宗商品供需结构。目前我国60%左右的大宗商品品类需要进口，石油等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达到70%以上。部分大宗商品进口来源地较为集中，2019年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占铁矿石进口总量的62.2%;从秘鲁和智利进口的精铜矿占精铜矿进口总量的62.1%。应利用科技创新，提升资源产出和利用效率，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扩大西部地区大宗商品产能，实现大宗商品进口来源地多元化。
三是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进一步启动国内消费潜力。内需是推动大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和最大动力。我国经济正转向内需驱动，但消费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近十年来平均不足60%。中等收入群体对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待进一步释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约有4亿人为中等收入群体。据测算，若中等收入人口保持每年7.2%的增速，则十年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翻一番，这种规模增长将使未来十年GDP增长率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应继续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安全网，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旺盛需求潜力。
通过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国际循环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冠疫情更加凸显维护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地位、推动产业链从中低端走向高端的迫切性。国际循环的目标是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支持和畅通国内循环，优化结构，激发活力，实现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一是提升“走出去”质量。我国是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但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较低，且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亚洲，对非洲等潜力地区投资力度有待提高。应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行业结构，拓展海外投资区域范围，加大与非洲、拉丁美洲等的投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降低对单一海外市场的依赖。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高对外投资绿色化水平，减少“一带一路”煤电项目投资和贷款。
二是优化引进外资结构。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连续28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外资流入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市和东部沿海省份。2019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五省(直辖市)利用外资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额的62.5%。与我国经济规模相比，FDI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应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为重点，继续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集聚更多技术含量高的高质量外资企业。优化对外开放区域格局，加大中西部开放力度。对标国际高标准，完善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
三是巩固世界贸易大国地位和影响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关起门来搞发展，在资源、要素、市场等方面，“脱钩”不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也不可行。我国连续多年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但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仍占我国出口贸易的四分之一，2019年服务出口额仅为货物出口额的11.4%。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成本优势减弱的情况下，应加强贸易强国建设，以产业转型升级、出口结构优化应对逆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重构，更高效地参与全球分工，从“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利用5G、大数据和智能技术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