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对商业银行意味着什么
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来自日本的启示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对象，两国一衣带水，文化接近，人口结构与演变趋势也有相似之处。1992年前后，日本已经进入重度人口老龄化阶段，并于2005年开始步入人口负增长。因此，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商业银行经营和业绩波动，以及对市值的影响，对中国商业银行具备较好的借鉴意义。
趋势之一，日本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以后，储蓄率呈现上升趋势，即使中间夹杂日元的负利率政策。这一期间恰好也是日本安倍经济学大行其道的时期。
然而，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并未多大程度提振消费和经济，日本国内经济持续疲软。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日本的国内储蓄率从2009年的约25%上升至2022年一季度的约28%，且IMF预计这一趋势还将延续。
低迷的工商业活动与金融市场宽松的货币叠加，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日本银行体系越来越多的存款，信贷并未随存款大幅增长而明显扩张，资金过剩现象明显。
日本央行数据显示，从1993年至2021年，日本商业银行的存款增加了一倍至908万亿日元，期间贷款仅增长了17%至561万亿日元，整体来看，存款增长温和，信贷增长疲软。
为了刺激居民将存款转化为消费和经济增长，在已故首相安倍晋三的推动下，日本央行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决定把央行存款利率下调至0.1%的负利率，这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居民对企业工商业活动的资金补贴。结果适得其反：负利率实施的当年(2016年)，日本银行的存款余额增长了8.11%，贷款依然疲软仅增长3.29%。存贷款之间的增长裂痕依然。上述结果凸显老龄化阶段商业银行经营挑战。
趋势之二，越来越低的贷款利率、存贷利差。由于信贷需求放缓，商业银行的信贷权不断下降，资金利率一路走低，考验日本商业银行的日常经营。日本央行的数据显示，其商业银行贷款的平均合同利率从2010年以来呈现近乎垂直的下降趋势。
不断走低的信贷利率也一定意味着商业银行的存贷利差不断收窄，进而导致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下降。以日本最大的金融集团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为例，过去三年，该行的信贷净额稳定，但是期间存款余额持续增长，最终结果是其基于资金借贷关系的净利息收入从2019年的2.24万亿日元，下降至2021年的1.97万亿日元。
日本另外一家银行，即千叶银行，是日本目前上市银行中盈利能力最强的银行之一。从财务数据看，千叶银行的总资产报酬率持续低迷，已经连续多年维持在0.3%的水平。
结论明显，老龄化、低利率严重损害日本商业银行的业绩和盈利。
中国商业银行现状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投资者开始担忧中国商业银行会不会复制日本银行的经营趋势。有乐观和积极的一面，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具有截然不同的资源禀赋，无论是人口还是国土面积，中国都远超日本，因此在资源的整合与布局方面有日本难以比拟的纵深。
然而，日本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依然值得中国借鉴。实际上，中国商业银行的业绩低迷已经持续数年。随着人口红利退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不断放缓，叠加利率的下降，中国商业银行同时面临信贷资产收益率下行与不良贷款上升的双重挑战。从2010年以来，围绕商业银行的业绩前景，坏账，以及存贷利差的种种担忧和议论就从来没有中断过。近两年来，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叠加美联储加息的影响，外部经济环境的疲弱导致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变得比以往更具挑战性。
具体来看，鉴于宏观经济增速的下行，从2009年以来，中国商业银行的表内资产增速呈现明显的下滑。
同时，由于盈利结构上总体依然较大幅度依赖于存贷利差，在表内缺乏高收益资产主体替代信贷资产的背景下，国内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逐步走低。
规模增长放缓，息差收窄，商业银行资本利润率也开始走低，盈利能力下滑惊人。
由此也导致中国商业银行市值常年低迷。以国内规模最大的四大国有银行来说，其市值已经横盘多年，尽管这些银行每年依然创造可观的利润。商业银行的估值长期维持低位。从Wind银行指数来看，板块市盈率目前不足5倍，市净率低至0.54倍，多数银行股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
何以解忧?
客观上，商业银行市值的低迷，有经济转型期的特殊因素，也有疫情后需求回落的影响，但是就更长远的经营周期来说，人口老龄化可能构成最为严峻的挑战，尽管这一因素看上去从不显性。
随着中国进入事实上的低利率时期，商业银行要想防止所谓的“日本化，就应该寻求变革以应对挑战。就当前来说，积极利用科技手段，特别是数字化的力量对业务以及流程加以改造，才能有助于商业银行克服增长焦虑，成功开辟“第二增长曲线”。
麦肯锡此前的一份研究就指出，“数字化转型是公司银行下半场竞争制胜的关键”，个中缘由在于中国宏观经济放缓，资产荒、信贷投放乏力;公司银行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等。
数字化将为商业银行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影响，这至少涵盖了获客、降本增效两个层面。IBM在《数字化时代的核心银行转型》的报告中指出，客户体验是银行进行数字化改革的关键驱动力。在数字化社会，无论是企业客户还是个人客户，都能够通过数字化技术比以往更加方便、快捷、安全的方式获得银行金融服务。
商业银行的数字化不止在于信贷或者消费金融领域客户的获取。从业务条线的角度，不管是公司业务，还是零售业务，乃至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都依赖数字化赋能。从业务流程的角度，商业银行对于数字化的认知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获客上，而应该是全流程的数字化。
以信贷业务为例，数字化业务可以贯穿贷前、贷中、贷后各业务环节，如获客、授信、放款以及回收等。再以财富管理为例，数字化可以帮助获客的同时，及时实现资产配置的合理化(所谓智能投顾)，提高客户资产收益率，增强对客户吸引力。
诸如此类。采用数字化赋能，商业银行可以实现流程简化和再造，将为银行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并真正实现降本增效。麦肯锡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能够帮助银行降低客均成本15%以上。
麦肯锡在《后疫情时代的银行业：数字化经营“火力全开”》的报告中指出，成功的数字化营销能让银行销售生产率提高20%;客户流失率下降25%;交叉销售成功率提高160%;银行整体运营效率和业务表现也会显著提升，年收入增长35%;净推荐值可上升8-10。
决策者在积极推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中国银保监会今年初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快数字经济建设，全面推进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并从业务经营、数据能力建设、科技能力建设以及风险防范等方面对于银行业数字化转型予以规范和指导。
央行也印发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核心是强调数字能力建设和发展。根据央行规划，力争到2025年，实现金融“数据要素价值充分释放”，助力经济社会全面奔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新时代。
什么样的银行能够胜出?
以5G、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科技，叠加芯片算法的更新迭代，人类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21世纪企业特别是银行业在内的金融企业的最重要资产。通过数字化构建竞争优势已经成为金融行业未来发展的共识。
只有那些尽早采取数字化手段的银行才能有望在下一个十年成功胜出，继续维持甚至扩大其市场影响力;而那些对于数字化手段行动不力的商业银行，未来存在业务被竞争对手蚕食的较大可能。如一些偏安一隅的地方城商行或者农商行，尽管已经完成上市，但是未来完全可能因为数字化发展跟不上时代(理念以及计入投入的深度都会约束其数字化行动)，成为资本市场的失败者。
基于上述因素，中国银行业近年来对科技的投入不断加大。2021 年，中国银行业持续推进金融科技投入，A 股重点上市银行在信息科技方面的投入超过1700 亿元，占当年上市银行 1.94 万亿元净利润的 8.8%。大型商业银行金融科技投入占营收比重普遍在3%上下，其中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占比超4%。
进一步的统计发现，当年净利润规模前十的银行，当年合计科技投入1424亿元，占比A股上市银行科技投入的近九成，这十家银行当年科技投入占营收的比重平均值为3.26%。下表为2021年科技投入金额排名前十的商业银行相关信息。
具体来看，科技方面投入最多的商业银行分别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农业银行，当年科技投入超过了200亿元，其中工商银行高达260亿元。
科技投入占营收的比重看，投入力度最大的分别是长沙银行、平安银行以及招商银行，三家银行当年科技投入占营收的比重超过了4%，其中长沙银行的当年科技投入9.18亿元，占营收的比重达4.4%，占当年净利润的比重达14%。平安银行以及招商银行当年科技投入占净利润的比重分别达20%以及11%。
还是应该承认一些不足。尽管多数商业银行都在承诺加大科技和数字化投入，在行动路线方面呈现差异;各银行之间的进展也存在分化。以投入额来看，即使是科技投入前十的商业银行头尾投入近4倍的差距，更何况是那些连只喊口号，而行动力不足的银行了。这些都最终会反映到银行的业绩与市值上。
各大商业银行围绕数字化的科技投入，这既是对未来的一种押注，也是商业银行寻求数字化时代核心竞争优势的必要举措。对于那些打算穿越周期，实现业绩长青的商业银来说，数字化程度就是试金石。